吉奥乔·阿甘本：活在幽灵中间的利弊 | 西东合集
1993年2月，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在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就职演讲上，明确地提出了威尼斯之“尸”的观念。当他回想起反对在城市中举办世博会的战斗时，他不无悲伤地总结道：“问题不在于，给尸体盛装打扮、涂抹口红是否会更好，如果那样，就连稚童也会对其荒谬大笑不已；问题也不在于，我们，这些去势了的防御者，无武装的预言家，将以何种方式终结；问题乃是，一具尸体正在我们眼前融化。”[1]
这个难以平息的诊断已然过去了近二十年，一个人要用怎样的权威和能力方可写下这些话，其准确性至今还没有人可以真诚地质疑（甚至今天，市长、建筑师、大臣及剩下的人们还一直，用塔夫里的话说，“猥亵”地打扮并抛售着这具尸体）。然而，对细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些话其实意味着，威尼斯不再是一具尸体了，如果它还存在着，那么，这只是因为它超越了死后的状态，摆脱了尸体的溃烂。这一新的状态就是幽灵的状态，就是毫无预兆地显现的死者的状态，它在午夜完美地现身，吱吱作响，传递讯息，有时甚至说话，尽管其话语不是总可以理解的。“威尼斯在低语”，塔夫里写道，虽然他补充说这样的低语是一只现代的耳朵所无法理解的声音。
那些在威尼斯生活的人和这个幽灵有某种相似性。当我们夜间漫游，走过一座桥时，我们的凝视便转向了沉浸于阴影当中的运河，随着远处的窗户打开了橙色的微光，另一座桥上观景的过客掏出了一面雾气朦胧的镜子，幽灵便突然出现了。或者，当吉乌德加岛汩汩的流水几乎将腐烂的海藻和塑料瓶冲向萨特尔大道的时候，幽灵出现了。而在照亮了运河的最终光线的不可见的回荡中，马塞尔（Marcel）从酒店愈发黯淡的倒影里目睹到了同一个幽灵。先前，幽灵还只是在这个城市的起源处显现，但它并不像绝大多数的意大利城市，作为晚近衰落的古迹和新兴的野蛮力量之遭遇的结果而诞生，它更像是精疲力竭的流亡者，把财富远远地留在罗马，却带着心中的幻觉把自己融入了城市的水、光与色。
幽灵由什么构成？符号，更确切地说是签名，也就是时间在事物上蚀刻的符号、密码和字母组合。无论到哪，幽灵总随身携带着一个日期，换言之，一个隐秘的历史性实体。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城市是签名的精粹所在，浪荡子沿着大街漂泊漫游，有些茫然地轮流阅读着这些签名。这就是为什么，对欧洲城市的索然无趣的修复不仅让它们变得甜腻而千篇一律，同时也抹除了它们的签名，使之变得难以辨认。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尤其是威尼斯，看上去如同梦境一般。在梦境中，做梦者的眼睛抓住了每一件事物；每一个造物都展示了一个签名，这个签名暗示了其个性、姿态及词语都难以表达的东西。那些固执地试图释梦的人最终多少有些不情愿地相信，自己的努力是无意义的。同样地，在城市里，河道、广场、大街、运河边的林荫道、黑暗的小巷上发生的一切都突然凝缩并结晶为一幅肖像，易变而紧迫，沉默而闪烁，愤怒而遥远。这样的肖像就是一个地方的幽灵或鬼才。
我们欠死者什么？克尔凯郭尔写道：“回忆已故之人的爱的作品，是最无私、最自由、最真诚的爱的作品。”[2]可它自然不是最简单的事情。毕竟，死者不仅对我们一无所求，而且愿意做一切可能事情好让自己被遗忘。而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死者是最难满足的爱的对象。我们在死者面前一无防备，负债累累；我们逃避并忽视死者。
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解释威尼斯人对其城市的爱的缺失。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爱它，他们也没有能力去爱它，因为爱死者是艰难的。假装它还活着倒容易得多，用浓妆和胭脂掩盖它脆弱而无生命的躯体，把它展示给游客，捞取一手好价。威尼斯的商人不是在庙宇里而是在墓地上，他们不仅冒犯生者，甚至亵渎尸体（他们所认为的尸体，纵然他们矢口否认）。然而，这个尸体实际上是一个幽灵，也就是（如果商人们意识到其存在的话）最朦胧而微妙的实体，故而不同于我们所能想象的死尸。
幽灵性（spectrality）是一种生命形式，一种死后的或补充的生命，只有当一切终结的时候，它才会开始。所以，就生命而言，幽灵性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优雅，一种属于终结者的机敏，恭敬和精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威尼斯学会感受的就是这种造物（他在其鬼怪故事里把它们比作气精和精灵）。这些幽灵是如此地分散，如此地难以捉摸，往往是生者侵扰了它们的领地并打破了其缄默。
但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幽灵性，我们可称之为潜在幽灵（larval specter），它们诞生于对自身状况的不满，诞生于一种遗忘，它们不惜一切地假装自己还拥有身体的重量，还拥有血肉之躯。这样的潜在幽灵从不独自存在，它们顽固地寻求那些通过可怕的意识来生成它们的人们。它们像梦魇，像心魔或鬼怪一般寄居在人身上，用谎言之绳从内部蠕动其无生命的躯体。第一种幽灵是完美的，因为其所说或所做的一切都无需附加什么；而潜在幽灵必须假装有一个未来，来为它过去的苦痛，为它至始至终的不理解留下空间。
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echmann）曾把语言比作一个城市，它有一个古代的中心，有晚近的外围行政区以及环形公路、加油站等组成部分。同样的乌托邦和同样的废墟就包含在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语言当中，在它们中间，我们既梦想过自我，也迷失过自我；诚然，它们只是这种梦想和这种迷失的形式而已。如果我们把威尼斯比作一种语言，那么，在威尼斯生活就像是在学习拉丁语，就像是在一种已死的语言中努力诵读每一个词语，一个音节接着一个音节；就像是在学习如何失去并重新发现我们在词格变化上遇到的障碍，以及动名词和将来不定式的意外打开。须记得，我们从不该宣布一种语言的死亡，它总还在言说并被阅读；唯一不可能，或近乎不可能的事情是在一种语言中确认主语，“我”这个词的位置。事实上，一种已死的语言，就像威尼斯一样，是一种幽灵的语言，我们虽无法言说，却依旧可以用其特有的方式颤动、哼唱、低吟；所以，凭借些许的努力和一部字典的帮助，我们最终可以理解并破译它。但一个已死的语言对谁言说？语言的幽灵转向了谁？当然不是我们，也不是另一个时代的、它无法回忆的人。正因如此，似乎只有现在，这种语言才第一次言说，对这一语言，哲学家（尽管他并未意识到，他把一种幽灵的偶然性赋予了它）这样指称：它——而非我们——言说了。
所以，威尼斯是现代性的真正象征，尽管这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塔夫里就职演讲所使用的意义上。我们的时代不是新的（nuovo）时代而是最后的（novissimo）时代，也就是最终的、潜在的时代。这便是我们对后历史或后现代性的通常理解，毫无疑问，这一状况必然意味着被托付给一种死后的、幽灵的生命，而幽灵的生命无疑是最礼拜的、最不可渗透的状况，它用其特殊的祷告，强制了对有关举止和猛烈连祷的不可更变之法则的遵守，在黎明，在黄昏，在夜晚及其他的祷告时间。
因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潜在幽灵就缺乏严格性和礼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语言，所有的秩序和所有的机构，所有的议会和所有的首脑，所有的基督教堂和所有的犹太教堂，所有的貂皮大衣和所有的长袍外套，已经一个接一个，不可避免地滑入了潜在状况当中，尽管它们还没有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作家如此顽劣地书写，因为他们要假装他们的语言还活着；议会徒劳地立法，因为他们要为他们的潜在国家虚构一种政治生命；宗教被剥夺了虔诚，因为它们不再懂得如何祝福死者，无法在死者中呼吸自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眼见骷髅-模特僵硬地游走着，干尸们还自鸣得意地为自己掘墓，浑然不知它们溃烂的躯体正在破碎地踉跄而去，而它们的言语早已混沌不清、晦涩不明。
但威尼斯的幽灵对此一无所知。它不再对威尼斯人，还有游客显现。或许，它向被无情的管理者所驱逐的乞丐显现，向在小巷间焦虑地穿梭、把鼻子对准大地的老鼠显现，或者向那些如流亡者一样试图专研这种常被避免的教训的罕见之人显现。既然幽灵用少年歌者一般的嗓音告诉我们，欧洲的所有城市和语言如今只是作为幻影而幸存着，那么，那些唯一理解这些最密切和最熟悉之行动的人们，那些唯一诵读并刻写无形之词语和石头的人们，有朝一日或许能够重新打开一道使历史——还有生命——得以突然履行其承诺的缺口。
（译自Giorgio Agamben: Nudities, trans.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37-43。）
注释：
[1] Manfredo Tafuri,“Le forme del tempo: Venezia e la modernita,”in Universita IUAV di Venezia,Inaugurazioniaccademiche,1991-2006(Venice:IUAV,2006).
[2] Soren Kierkegaard,Works of Love,trans.H.V.Ho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9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