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地父《散文诗的平民知识化审美（评论）》
散文诗的平民知识化审美
——兼论周庆荣的“大散文诗”（之一）
纵观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无论什么体裁、什么作品，只要是符合平民知识化审美的都能持久。什么叫“平民知识化审美”？笔者认为，所谓“平民知识化审美”，即大众知识层面对文学艺术的需求与鉴赏力。从古至今，人类的文化变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删繁就简，贴近民众”；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如此。白话文的产生是中国文学由贵族、庙堂向大众、平民转向的一个划时代的新起点，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让普通民众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散文诗这一舶来品，在中国不过百多年历史，深入人心的散文诗作家也就那么几位，原因除了他们作品的价值，主要还在于他们的作品具有“平民知识化审美”的特性。诸多事实证明，贴近大众、适合“平民知识化审美”的作品不仅能保存下来，还能形成风尚，促进一种文体的发展。
中国散文诗的特殊身份导致其发展一波三折，就其写作势态而言，总是出现趋之若骛的现象，多是风花雪月的浓艳抒情和象牙塔般的“高精尖”作品，脱离生活和民众，作品艰深晦涩、曲高和寡。不尽如此，也有不少在形式与内容方面进行突破、结出硕果的散文诗人，然而，总体印象是“小意义”写作，不令人乐观。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不知道散文诗究竟应该如何审美，它的审美受众应该放在哪一层面。中国的散文诗人们和理论家们都在探索，尤其是最近几年来，80后、90后的参入，给中国散文诗不仅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气象，并且给中国散文诗带来了各方面的转机。
笔者近来大量浏览阅读了中青年人写的现代散文诗，一股全新的审美信息扑面而来，从众多中青年散文诗人比较而言，周庆荣先生给人的印象更深，他是群星中最璀璨的一颗。诗人高屋建瓴的写作姿态与独树一帜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少见的“大意义写作”，让笔者深受启发，故找到了一个论点：“散文诗的平民知识化审美”，来阐释他的散文诗。
“以平常口语入诗，用艺术形象与时代思想的构架，形成符合平民知识化审美的格局”。这是笔者对周庆荣散文诗形态的总结。周庆荣在长期艰苦的创作实践中是否这么在做？我们不得不知，但这一发现为我们解开散文诗书写的困惑提供了一个契机。笔者大胆提出这一问题，有待与诸家切磋。
周庆荣散文诗的“平民知识化审美”体现在他所有作品中，无论是题材还是思想理念，以及风格的把握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意图。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平民知识化审美的文化根脉
根植于本土文化是文学生命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全民的文化自觉——自觉树立文化主体意识,自觉保持民族文化特色、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髓,而这种文化自觉的基础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自立与发扬光大。20世纪下叶以来，特别是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渗入中国，文学艺术西化成流、鱼龙混杂，文学艺术工作者心地浮躁、土洋不分，有的竟在作品中“染上了彩发”，形式的变更其实是实质的蜕变，中国几千年的美好传统惨然流失，文学处于混沌，散文诗也病入膏肓。
周庆荣是被良知唤醒的知识分子中的其中一员，他用自已热爱的散文诗文体极力靠近本土文化根脉，且从平民知识层面的接受力考虑，有意选择适宜的题材和语境，尽力让诗意具有重返本源的艺术功效。
“我们是风，吹过原野，那是我们的话语！”
“我原本就长着一颗田野的心灵。
我愿意在俗不可耐的生命细节里安静地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我们》
像这样直抵乡土、田野的诗句在周庆荣的作品中俯拾皆是，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像一粒尘埃被风吹拂，然后不自觉地回归母土。
“苍茫的天空
苍茫的历史的天空
尧的眼神就在这天空之上。
风声，风声，风声。
尧的声音被吹响哪里？
天涯的尘土在飞扬，海角的波浪在吟唱？”
-----《尧访》
“苍茫的天空”就是历史的时空，“风声”是一种文化，“尧”：我们的先祖“无家可归”！诗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何去何从？巨大的忧郁无不令人震憾。
“这个年头，再多的热闹，也会安静下来。变旧，过上一千年，是另一个唐代的一些日子。很多功利性的术语一定会蒙上厚厚的尘土。另一株文竹会生长。
我相信太阳。
太阳还会在某个下午透过窗棂照进来，照在二零一零年的某一件旧物上，人心会思古，但不悲伤。”
---《岁末，唐白釉盖罐》
从审美的效果来看，平民知识层谁也可以理解和感知诗人所要表达的心绪和思想，他们跟着诗人从容地审美，如同观赏雨后的彩虹和夏天的落日。诗人的散文诗中“风”、“田野”和“先祖名号”等耳熟能详的意象用得很多，每一处都有不同的内涵，却有着一样的感召力，叫人产生“忆念先祖，追根溯源，尊重本土”的冲动。“没有祖先，哪里有我”？这就是周庆荣散文诗“平民知识化审美”的魅力之所在。
平民知识化审美的现实反思
在当前这个千古罕见的特殊时代，平民在想什么、呐喊的是什么？渴求的又是什么？这应构成当代知识分子重点关注的问题。而问题的反映不是诉给高层建筑，而是要传导给平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不仅是种责任，更是一种方法，找到这种方法不是轻而易举，需要“大善意”。周庆荣找到了，他大胆而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为人民代言，引导民众，并是以积极的、客观的、包容的、智慧的态度来向民众召唤。
《我们》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将自身容入平民、代平民而言的意象性名词。“我们”从五千年而来，“我们”经历了人类最大的风雨，“我们”身处经济发展、文化断裂的今天，“我们”作为平民，该如何怀念、追忆昨天的美好，反思今天，憧憬未来？诗人像一个朋友，平易敬人地在你身边侃侃而谈：
“我们自己为自己取暖”。
“我们试图不被忽视地活着，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只是寂寞和遗忘”。
“在众人面前，坚强是我们唯一的表情”。
诗人出生于共和国动乱的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阵痛与成长的波折以及奋起的艰辛，形成了这代人的个性与共性，他们的思想灵魂基本代表了“我们”。而现实中的“我们”更多的人是在怨声载道，有的在杞人忧天。作为承先启后的重要的一代人，其思想和精神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事关重大，必须要有宽容与昂扬的文化精神引领。“我们”是曾经被历史忽略的一代，在“自已为自已取暖”的日子里，只有“在寂寞中遗忘”，在众人面前保持“坚强的表情”。不掩盖历史、不粉饰现实，“我们”的主旨是“坚强”。
“我们众人共同的宽容，会使这个世界永远有投机者，甚至卑琐的骗子，但我们还在一步一步地后退。”
可以说60代人是最有思想的一代人，敏锐的思维与命运的不济形成难解的矛盾，“我们”是“成长与困惑相交相织，带着问题寻找答案”的一代。诗人的意愿是用宽容、思索与进取给广大平民无声地形成生存的符号，用诗人的话说，那就是“我们”这“独一无二”的一代，首先必须“有意义地活着”，然后才能实现理想。
笔者作为50年代生人，也被诗人隐忍的号召所激励，或许70代、80代，甚至90代也会认同和被感染。不同的人群，共同的困惑在这里得到了相应的缓解，模糊的怨郁在形象的劝说下变得突然清晰。
“在同样的天空和太阳下，注视着前方黛色的山峦和那一抹慈祥的红云，能忘却人类所有的差异”。
诗人用普通人都能共融的艺术形象进一步解劝“我们”，承认“差异”，“我们”仍像“黛色的远山”和“慈祥的红云”一般美好。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的心灵如雨后的大地一样澄明，“我们”冷石般的怨恨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我们”狭窄的心胸倏然豁朗。
原谅能原谅的一切，甚至对不该原谅的东西也抱原谅的态度，这才显示出“我们”最大的宽厚与包容。
诗人一系列反思现实的作品对疏导人们心中的郁结、驱散人们心头的迷雾、根治浮躁带来的心理顽疾，产生了一定的时代意义。
平民知识化审美的朴素视野
“朴素”是中国散文诗界对周庆荣散文诗风格、理念的共同看法，而以“朴素”成大器者素来少之，这正是“平民知识化审美”的真谛。诗人在谈到这一点时，他说：“我从不否认，光怪陆离里存在着生命的精彩。”“只是我一厢情愿地痴守素面朝天。”“我喜爱它与一切事物可以对话，温情或者暴躁，一切都是我心灵的对象。”“让一切朴素下来，它更接近自由的精神。这伟大的自由啊，多么像一次没有归来的旅行。”在文学艺术多彩纷呈的当下，固守“朴素”需要多么“朴素”的品格和“朴素”的耐心！
理论家谭五昌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周庆荣的“朴素”：“ 周庆荣喜欢朴素，或许因为朴素更贴近生命的真实及其自我状态。而朴素的东西往往更富意义，俗世的喧嚣则会如夜晚的灯光逐渐暗淡与消退。剥尽尘世光怪陆离的层层假象，人类的生活与生命才会慢慢显露出它自身的本相。真实的事物往往被人所忽视，但它一旦被发掘与呈现出来，就发散出一种直指人心的艺术力量。因而，周庆荣的散文诗如同在广袤而贫瘠的大地上开出来的色彩素丽的花儿，它瞬间让大地上的一切都变得生动、深刻而有意义”。根据诗人和评论家的共同认识，笔者补充一点，周庆荣之所以坚持“朴素”，是考虑到作品的阅读对象，这一“对象”决定了他“视野”的大转移。
“视野”是一个民族能否振兴最关键的要素。文学亦如此。散文诗亦如此。周庆荣把笔尖转向能让无数布衣都可感知的层面上，以和善敦厚的心境与简洁沟通式的语境，进入到“平民知识化审美”的朴素视野。
中华民族是一个朴素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大多数平民赖以生存的除了阳光、雨露，还有“朴素”的品质与“朴素”的文化，诗人深谙只有以“朴素”的语境、“朴素”的诗意、“朴素”的言说，才能直抵“朴素”的人群的心灵，唤起“朴素”心灵的共鸣。“朴素”的视野是宽阔的也是具体的，“朴素”的视野是尖锐的也是善良的，“朴素”的视野是广袤的田地里葱郁的庄禾尖上那颗纯洁晶莹的露珠，“朴素”的视野是黑夜之后推窗所见的那一抹黎明。
“风不是我，我是谁？”
“我至今仍不明白，我到底是什么。”
“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多么“朴素”的诘问！这是普天之下的一个大问题，自古以来，又有谁真正明白“我”究竟是谁？“我”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诘问在普通的人群的“朴素”的心灵久久回荡，产生哲学的回音。“我”不是虚无的“风”，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明白”其实就是最大的明白，“我”不可概定，但“我”是大写的“我”，“我”充满了无穷的意义，“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笔者作为“我”之一份子对诗人提出的“我”的感受，无数个“我”会将“我”的内涵次第扩充，成为无限。从个体的询问延伸到群体的思考，最后达成生命的警醒。在“朴素”的视野中，“我”人人介入。
土地是中华民族的根，是普通民众最“朴素”的视野，诗人将土地作为焦点放在广博的视野中，赋予植物人性的意义，从而引起“朴素”的关注与思虑，提升卑微者传统的理念。
“不为别的，只为花像花、麦子像麦子、人更像人。
理想啊！
我们的花，我们的麦子，我们的人……”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感佩诗人博大的爱心与对底层的怜悯和尊重，“我们”何尝不是卑微的“花”、小小的“麦子”？而“我们”更是人，是有着尊严有着理想的人，然而，“我们”往往“花”不像“花”，“麦子”不像“麦子”，“人”不像“人”！短短的几句话，三个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意象，构成一幅让人不得安宁的图画，扪心自问：“我像花、我像麦子、我像人吗”？“我们的花，我们的麦子，我们的人”，什么时候才能“花”像“花”、“麦子”像“麦子”、“人”像“人”？“我们”心中有理想，何愁不乐观。
“我们已没有了血肉和骨头，我们周围的血脉成为大地上的路径、河流和山系，属于我们的道路已经走完。所有的溪流是人类共同的汗水，所有的山系崛起成众人肩膀上全部的责任。”
这是多么宏阔的精神视野，“我们”——普通平民的大视野，“我们”终将以“山”的形象肩负起人类全部的责任。诗人绝不是作秀式地高扬一面什么旗帜，也并非蓄意美化什么乌托邦，他的确是站在一块灵魂的高地上，指引着“我们”生命的方向，叫你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思量，不能不从低谷苏醒崛起。
“平民知识化审美”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高蹈的视角只是虚幻的绮丽，普世的视野才能催生善美的生长。 2014.6.22
本名：刘文清，曾用笔名：老谷子。湖北天门人。
正值花甲之年。一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任文化教官、文学期刊主编等职，现供职于某大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文清”笔名发表大量散文诗。近年主要写作诗歌、散文、杂文、散文诗、散文诗评论。出版散文诗集两部，主编出版文学书籍20余部。代表作入选《中国散文诗——百年大系》等多部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