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路扬丨小说/柳庄的“总拿”
作家新干线
作者简介
路扬：原名王伟栋，山西省作协会员，绛县作家协会主席，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山西日报》、《山西文学》、《红岩》、《黄河》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个别作品曾获期刊奖。1983年弃文辍笔，步入仕途，退休后又重操旧业，且有新作发表。
路扬
主编点评：
作家路扬的这篇小说，是一篇三十年前的旧作，发表于1982年的《红岩》杂志上。今天我们重读这篇小说，它依然充满文学的魅力。小说的语言干脆利落，简洁凝炼，叙事从容不迫，详略得当，故事虽然平淡无奇，但读起来却引人入胜，津津有味。这首先得益于语言的魅力。其次，也是最重要的魅力，还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路扬用一种白描的手法，刻划了柳庄的村支书“何总拿”这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生动鲜活，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真实可信。他通过一系列细节的描写，把一个农村干部的狡黠，精明，能干，大度，无私，描写的淋漓尽致，刻画入木三分。虽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其刻画的人物形象，却直到今天仍然充满感染力，让我们过目难忘。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一
这是通往柳庄的路。
多日来，连绵不断的阴雨，把松软的路面渗透了，浸硬了。穿着雨鞋走上去，不粘也不滑。路当间深陷的车辙里，积存着片片浑浊的积水。
我去柳庄，是为着重机厂买井的事。说来叫人哭笑不得。前年，因为打井我曾跟他们背过黑锅。现在，又为买这几眼井去找他。
何广太，这位神高马大的汉子。整年穿一件褪了色，毛了边的铁灰中山服，领扣掉光了，袒露出红色的胸脯，猛看上去，慓悍不驯，楞头楞脑，颇有点山东大侠的非凡气派，其实他是个粗中有细的活道人，待人处世很有办法。多年来，掌管着柳庄千数号人的事务，里里外外由他说了算，凡事没他点头办不成，在我们这一带，人们叫他何总拿。
“总拿”，听说是个叫三宝的青年给起的。那小青年原本是个刺儿头，老何不知为什么惹反了他，于是当着众人就和老何顶撞起来，指着鼻子骂他大权独揽，一人呈霸，比《烈火金钢》里的何大拿还可恶。
当时，老何就蹲在街口吃饭。扎起耳朵听人家发火泄怨，祖宗八辈子也跟着倒楣。在场的人都气不过，要替他抱不平，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憨厚的笑笑说：“随他骂吧，看他有多大本事，我还能跟他一般见识。”说完缓缓站起身，把饭碗往身后一背，怏怏离去。
事后，也许三宝本无起外号之意，但有心人却对“大拿”感了兴趣。经过一番字眼斟酌，将“大”字改成“总”字，兴之所致，便脱口而出了。
开始，人们只是觉着叫起来顺口，谈不出有什么褒贬之意。后来，随着柳庄各项工作日见起色，老何的政权日益巩固，“总拿”这种叫法，便作为对老何的一种尊称，越叫越响了。
老何本人呢？对小事从来无所谓，外号好赖更不消说，随你怎么叫都行，全然不犯什么毛病。他在心里感到，这样叫他，比称官道衔好受得多。
大凡叫得响的外号，传播起来也极迅速。不几天，这外号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当然也流进公社的大院里。在楼道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
“喂，通知柳庄的何总拿！”
“总拿那人呵，嘿嘿，有意思！”
今天，谭书记竟也这样对我说：“老马，你到柳庄去一下，找见何总拿就说重机厂想买他们那几眼井……”
我一听说是井，脸色陡然变了。
他当然知道我的心病，昂起头哈哈一笑说：“你这个人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早就过去的事了，还在心里搁着？”
我咧咧嘴，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过去你为打井跟他们背过害，这谁都知道。现在去了，更有资格发言嘛！总拿会不听你的？不过，不能让国家吃亏，也不能坑了集体，水从厂里流出来还浇柳庄的地，这事别的村梦也梦不上，估计总拿不会有多大问题。”
官大一品压死人。
他是人民公仆，我是公仆的下级，公仆为人民服务，我为公仆跑腿。我心里虽然憋气，但不去行吗？这些年，干这种事我已经习惯了。
我心里憋着气，但还为总拿暗暗庆幸，这家伙真是天生有命。
去年冬天，国家在柳庄的地面上动工建设重型机械厂，至今没有投产。国家经济形势开始调整以后，重机厂又是大项目，要求大干快上。现在急了，连井也要买（当然，给柳庄做了锅好饭），其实，国家有的是钱，横竖得出这笔款。买现成的总比重新打井省麻烦。再说，水用完了流出来再浇地把什么丢了，柳庄电费也省得花，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我思忖，这碗好饭，总拿肯定不会再板扯。
然而，我又怀疑自己的轻信了。因为总拿这货猾得很，实在叫人不好摸。
一次，我找他买棉油，他一听是谭书记要的，连忙说：“行，行。”很快，连油带瓶替我捆到车架上。我急着要走，他硬是不让，说什么也要留我吃饭。我推辞不过，只好留下。饭间，他打出了王牌，先是缠着要民政救济，后又逼着让我找谭书记批辆自行车，我没办法，只好顺着他的意。最后，说不清是奉承还是挖苦，给我戴了一通大帽子，才把我放出来。
听说镇上不少机关的头头都怕他，说这家伙鬼不走干路，既要登门就不会空手回，凭白无故也要弄点什么。每年各单位的支农物资和资金唯有柳庄拿得多，当然总拿也不会亏待他们，我是这样想。
有钱能买鬼推磨，耍眼玩得神仙转。现在，干什么都得找门路，寻关系，门路是办事的便桥，关系，是成事的钥匙。这些年总拿把柳庄搞得不坏，没这两下子，他能耍得开？就说柳庄那几眼井吧，很多人认为是何总拿耍心眼捡来的。其实，摸底的人都知道来的也不易。
二
七六年夏天，百日无雨，田里冒烟，人们眼巴巴地盯着，“黄河边”“长江沿”就是跨不过去。干部们个个要打退堂鼓。就在这节骨眼上，国家下拨了一笔抗旱救灾款。全公社总共八万元。这笔不小的款子，是一块到口的肥肉，谁见了谁眼红。钱还没下到银行，大队头头们就找疯了。公社办公楼道里，从早到晚脚步声咚咚响，搅得人吃饭睡觉都不安宁。可是，当谭书记在干部会上宣布了有关规定后，干部们个个傻了脸，谁也不争了，他们知道争也没用。因为上边明确规定：一、此款属水利专用，不许挪用。二、上大工程不搞小的，建新项目不修旧的。三、必须保证当年受益。
这不是难为人吗？工程大还得当年受益，镜子里的烧饼好吃，可没法下口。
谭书记见大家都不啃声，启发说：“工程嘛，就要搞得有声势，有气魄。缩手缩脚，小打小闹，能搞成社会主义大农业吗？反正，谁干谁得钱，不干的白不要！”不过，咱把丑话可说在前头，谁要擅自挪用，辙职罢官是小事，治罪法办的时候，可别怪领导不客气。
敲响锣鼓逗猴子爬杆，撒一把谷引鸟儿入套，那些年尽是这号稀奇事。
人们被震住了，会场一片哑然。
这时，人群中站起一位汉子，他用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好了，我们村南有条大沟，我计划在那儿拦洪筑坝，工程搞起来后声势气魄不会小，请领导考虑我的意见！”
“一条干石沟，哪来的水？”有人摇着头。
“蓄住天上水嘛，上边不是这样要求的？”那汉子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再说，拦洪还可以造地。”
这话说到了谭书记的心上，他很感兴趣地问：“工程能干多久？”
“只要领导支持，钱不误事，我保证年底完工。”
“没有含糊吧？”谭书记显然不太放心。
“我用脑袋担保。若有差错，请领导随便处置，但钱最少不能下了五万。”
会场哗然，这家伙口气太大，震得人们在椅子上都坐不住了，人们暗自猜度，低声议论。有几个胆小的干部直伸舌头。
谭书记和几位头头一碰头，事情马上定了。临了，让我去柳庄帮助搞工程。
事后，我才知道那汉子是柳庄的村支书，外号“总拿”。那时，我刚到这个公社不久，跟总拿共事是头一次。
当天晚上，我找他召开会议，动员发动，他眯缝着眼睛，想了一下说：“你先歇着吧，今晚还有些别的事，工程的事等测绘完了再说。”
我被他支派走了，大队办公室里却吵了大半夜，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第二天，何总拿亲自出马，兵分四路，到外地活动一天，说是要请个水利技术员，我问他人请来了没有，他苦味笑着摇摇头，尽给我打马虎眼。
一连四天，南沟工地没有任何动静。
我纳闷，总感到他们有什么瞒着我，晚上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合不上眼，正忧虑着，总拿满脸堆笑走了进来。
“老马，这几天忙，没顾上招呼你，让你受委屈啦，真对不起，不见怪吧？”他摇着脑袋：“其实嘛，一回生，两回熟，三回见面老朋友。往后，你就是上司，有啥不合适的地方，你勤指点，好吧？”
我被他弄得一阵脸红，跳下床，端给他一杯水。
他一点不客气，接过杯子就是一口：“你是个正派人，社员这几天就有反映。”他似乎说得很随便：“一天三晌跟社员摽着干，老婆有病也不回去看看（真见鬼，他怎么知道的，老婆又没有捎信来）我敢说，谭书记下来也没你这两下子。不过，你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过不去，乡村里没啥好带的，给你弄了几个西瓜，明天回去看看，让老婆孩子尝个鲜！“
他见我满脸狐疑，又说：“工程嘛，你放心，保管错不了。”
话是开心的钥匙，我满腹愁云被他几句话吹散了，心里涌起了感激之情。
在家里住了三天，回到柳庄一看，我害怕了。柳庄的田里竖起四支深井架，钻头的撞击声，在田野上“哐哐”作响。我跑到南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急忙去找总拿，他们正在大队办公室里喝酒，看样子是招待井队的头头。见我进来，他先是一愣，很快又露出笑脸：“嗨呀！老马，我就知道你今个要来，这不，还给你留下一瓶”，边说边从桌柜里取出一瓶：“坐坐坐，不客气，自家人。”
我哪有心思喝酒，急忙问他工程的事。
他把酒杯往我面前一放，双手端起：“咱喝酒不谈公事，来，能看起咱就先喝一杯。”
我单枪匹马，哪经得住他们合伙夹攻，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酒过三巡，在场的大概都差不多了。滑头们一个个溜了出去，只剩下何总拿，闷着桶子直往肚子里灌，连口菜也不夹。
我挡住他的手：“你差不多了，算啦。”
他推开我笑笑：“见肉不吃是傻瓜，有酒不喝是笨蛋。老伙计，你这号正派人现在吃不开，现在就时兴喝酒，会喝酒的当英雄，不会喝酒的人当狗熊，过去做好工作靠原则，现在做好工作凭酒肉，你没看见吗？谁能喝酒谁就有办法？”
惊人的谬论，可我没有心思听，我问他工程为什么不上马，打井又是怎么回事，他却没有回答。
过了好大一会，他突然抓住我的两只手，用一种责怪的口气说：“不是我说你，你急着回来干啥？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你要能在家里多住几天那就好了。”
我越听越糊涂，完全摸不透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他莫名其妙地转了话题：“像你这种人，吃着公家饭，拿的国家钱，公社里边有领导，组织部里有档案，抬腿动脚受婆婆管，弄不好就得写检查，受处分。可我怕什么？在位当支书挣工分，丢官当社员还是照样挣工分，只要不犯大错误，谁敢把我从地球上撵出去！”
“你说对吗？”他调皮的瞪瞪眼：“我替你担心，怕你跟着我受连累，”他又停住了，把我的手捏得很紧，眼里闪出大胆，明亮的光。
我怔怔地看着他。
“老实给你说，我把那钱打井用了。”
我一惊，酒变成冷汗从头上窜出来：“你怎么能……你通过谁了？”
他昂起脖子又灌进一大口，转过头：“给你说能当家吗？请示谭书记会同意吗？肯定都不行。我算看透了，国家现在有病，头脑晕得很，不用钱的地方瞎给，该用钱的地方却卡得楞紧，财经制度乱成了一团麻，他越是混乱，咱就越有空子钻。你别听谭书记说得那么可怕，钱只要一到手，就由不得他了，咱是柳庄的干部，就要给柳庄的社员当家。”
“可你不该在会上说假话！”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和手直哆嗦。
“不说假话能给钱吗？如今说假话能升官，能发财。不过，咱不图那个，只图打几眼井，多浇几亩地，让老百姓有饱饭吃。我想过了，上边既然爱听假话，咱就说吧，反正不犯死罪。”
“那你怎么向上边交待？”我真替他也替我担心。
“这你就别管了，责任大小我一人承担，决不让你受连累。”
我摆摆手，表示不是那意思。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大不了撤职法办，有啥了不起，可我总算给柳庄办了件好事……”他缓过一口气。“南沟筑坝，说心里话，行吗？赵庄的水池子你知道，二百劳力干了一年，花钱七八万，浇地了没有？如果都按谭书记想的干就糟了，这笔钱也得白搭掉！我反复想过，咱这缺水的地方，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打井，有井就有主动权，这几年谁没有尝到井的甜头？”
他的话我打心眼里赞成，可我担心事情后果，也反感他这种做法，我说：“不管怎样，也得给公社说一声！”
他摇摇头：“不忙，现在井架刚刚支起，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汇报还不迟！”
事情没过三天，谭书记把我叫到公社，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说我在柳庄蹲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并让我马上写出检查，听候处理。后来，我听人说，还是那个叫三宝的青年，因他队里没有打井，在公路上拦车告状，惹得县委刘书记一肚子火气，派人到柳庄调查我们的“罪行”。后来，不知为什么，上边对打井没有再追究，我们也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欺上瞒下也好，混水摸鱼也罢，井，现在已经是柳庄的一份家产了，卖与不卖，还得等人家说话。
三
走进柳庄大队部，总拿正在打电话，见我进来，朝我摆摆手，示意让坐。他手里拿着一支熄了火的烟，看样子挺着急。
“……什么？青龙沟，离城五里，方向失灵？喂，我说三宝，谁让你去的？你拉煤通过谁了……？”
我一惊，站起身来，这不是滋事告状的那人吗？说我和总拿合伙作弊，贪污公款，结果让县上来人查了三天。怎么，这小子也会有今天，我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电话显然不是训人的地方，总拿把袄襟往后一撩，脚蹬在椅子上：“……人怎么样？住院啦，算你幸运。你告诉医生，要他们一定想办法抢救，无论如何不能大意。钱，我马上派人送去！什么？车，你就别管了……”
我越听越上气：“冤家对头，你管他屁事！”说完冲他一跺脚。
他放下活筒，转头向我，大大咧咧一笑说：“该管的还得管，干部跟社员记仇，就显得太没肚量了。”
他穿的还是那件铁灰制服，衣领奇怪的朝里翻着，口袋里鼓鼓囊囊，一副窝囊相。
我疑惑的看着他，问：“你跟这小子又好上了吧？”
“好个屁，照面连话也不说。”他不断用手摸脖颈，大概是领子不舒服吧：“前几天还下老鼠药毒死我一条猪，这不，连招呼也不打，就把车弄走了！”
“那你不是多球余，他有本事，让他自个随便摆弄去。“
他扔给我一支烟，点着：“你不知道，如今实行责任制，社员有了自由权，工作难做得多了。社员是干部的老爷，干部是群众的孙子，远不得，近不得，软了小看你，硬了不尿你，批评不服你。难啊！”
“他算什么社员，专踢你的跑杆子！”我生气地瞟他一眼。
他一点不起性，慢慢吞吞的说：“踢就让人家踢吧，是咱没本事，缺办法，不能怨社员不听话。像三宝这种人，用政策，纪律管不了，就换个办法治住他。反正，哄死人不偿命，再说，他也不是榆木人。”
“现在的政策真叫人头痛，特别是你们农村干部更不好干。”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暴露给他。
他一点不随和，站起来挺了挺厚实的胸脯，摆着手说：“政策放宽，人心就乱，这是早就想到的。不过，说心里话，我对现在的政策举手赞成！如果再像前二年，连我也得拉着棍子去讨饭！”
我说：“眼下这种乱局面你怎么收拾？“
“我就不服气，总会有办法，乱一阵子就会好起来，只要中央政策不变，过二年你看吧，老百姓保险富起来。”他说得干脆利索，语气里充满了自信，我说不清是佩服，还是羡慕他。
他肚里有事，现在给他说什么也没用，只好等他忙完了再提买井的事。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真替他发愁，党中央工作中心转移后，在农村引起了千丝万缕的微妙变化。土地一分，分出了许多想不到的麻烦。过去，干部坐在家里发号施令，站在街口敲钟催人，拥有相当的实权。现在不行了，土地一分一厘不少分，产量一斤一两不少定，在地里得和社员一挺一顺摽着干。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干部闹情绪，有意见，可他……？说的是真心话吗？
约莫是吃早饭的功夫，总拿端着饭碗闯回来，一进屋就抱歉地说：“嗨呀！老伙计，真对不起，忙人忘性大，一点都不假，只顾着弄钱派车，竟把你忘了，走走走，上家里吃饭去。”他边说边动手，像大骆驼挟只小羊，拉着我就走。
我急忙表示，早上吃饭了，现在不饿。
他一楞神，松开手：“真的！”
我点点头。
“罢罢罢，反正你也不作假，这会也没啥准备，到晌午再吃行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到中午肯定得喝二两，这是他待客的老规矩，每次来了都少不了这一套。乘此机会，我向他说明了来意。
他认真听完，随即哈哈一阵大笑，蒲扇大的巴掌照我肩膀就是一下子：“哎呀，我当什么事哩。原来是为了井，你还没收心？我的老伙计，哈哈哈哈……”
我的肩膀一阵麻痛，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我以为他没听清，又补充了一句：“井卖了还照样浇地，虽说所有权没有了，使用权还是你的。”
你止住笑声：“那当然，水还能从我的地面上飞出去。”
“那你还板扯啥哩，别的村梦还梦不上哩，拾了便宜还想卖乖！”
他问：“公社什么意见？”
我说：“谭书记叫我来的。”
“看看！我就知道他那人是个近视眼，看不远。只晓得捏籽吃葵花，不想着榨油卖大价。前二年喊着过长江，多少村跟他吃了亏。”
这不是没有的事吗？谭书记也是一片好心办好事，你埋怨人家干啥？难道你柳庄发了财他脸上不光彩？
谭书记是有点头脑简单，可他把人家说得也不玄乎，年轻领导吗，总得有个成长过程，谁从娘肚里一生下来就会当干部？
他想了一下，认真起来：“这样吧，卖井的事，前几天重机厂就有人给我吹过风，我还没来得及细想，等晚上开个会，支委们碰碰头，行吧？”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卖关子，还是又打鬼主意，反正国家有油水，能刮半斤就不要四两，这是一般农村干部的老路数。我激他：“谁不知道你是柳庄的总拿，说了话就算数，开会研究不是多此一举！”
他急忙摆手：“不不不，绝不能那样。过去没有自主权，老怨上边手伸得长，现在有了，可不能瞎折腾！”
我故作不耐烦地：“要定就快定，我可没有时间等！”
他脸色一变，嗔怪地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谁不知道你老马给柳庄帮过忙，出过力，不吃不喝拍屁股就走，你让我给社员咋交待哩。“
我被他将住了，直怨自己嘴巴子太笨，不会说话。
一上午，总拿忙得见不着面，我躺在大队部里看报纸，不断有人来找他。
有个白胡子老汉，对他说总拿不在还缠着不走，歪着脑袋，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拐杖儿戳得地面咚咚响。过了一会大声嚷道：“你是公社的吧？“
我点了点头。
“那好，那好！”老汉像找到知己一样，嘴里唠叨着，跌跌撞撞走到我跟前问：“公社里谁管发救济？”
我一愣，很快明白了，告诉他是行政秘书管。
他似乎不信，仍然用疑惑的目光打量我：“你也能说上话吧？”他自己耳朵聋却怕我听不见，声音大的震人。
我说：“你有什么事？说吧！”
他挨着我坐下，掏出一杆足有二尺长的花椒根烟袋，缓缓吸着。说：“我人老不中用了，连儿子都欺负，撇下我不管，要不是广太这娃子给我要钱买药治病，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入土啦！好人哪……，真是个大好人。”老汉长出一口气，歪过头继续说：“听说那救济不好要，是吧？”
我说：“特殊困难户一般都照顾。”
“可我算什么特殊呀！”老汉生气的问着自己：“这几年，太难为他了……我也弄不清公社发的，还是他从自个腰包里掏的，反正月月都给我三块五块的……这一回，你行行好吧，我不能再麻烦他啦！他忙得很哪！”
我被老汉的话深深感动了。
万万没有想到，总拿每次低三下四地要民政救济，是为了这可怜的老汉。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意外的好感，是欣赏他关心群众的作风，还是佩服他笼络人心的手段，我一时弄不明白。
我答应了老汉，对他说过几天让人送来，他感激得说不成话，哆嗦着嘴巴，又跌跌撞撞走了。
四
中午，我去总拿家里吃饭。
推开独扇刺叉门，我惊呆了。我怀疑自己走错了门，根本不相信这会是神通广大的何总拿的家。三间土坯瓦房草泥抹墙，房里的全部家当是一张旧式柜桌，两把靠椅和一个红漆剥落的旧衣橱。更可怜的是，招待客人的饭桌，竟是一块切菜用的小案板。
他是没有心思治理家务，还是故做穷酸？
很快，从女主人嘴噘脸吊的神色里，看出了她对自己家庭的满腹牢骚，当然，也包含着对自己丈夫某种程度的不满。
总拿一点不介意，热情地拉我入桌就餐。我抬头仔细看他：一脸笑眯眯的神气，宽量厚道而老练，肥大的中山服衣领又归回了原位，领尖因皱褶过多不服气地翘着。我现在开始怀疑，这件衣服不定是哪位知厚朋友送给他的。
客桌上摆好三个菜盘，都是院里的土产，看得出来，这是真正代表他家水平的私人设宴。
我坐在这里，渐渐地有一种负债的感觉，可又说不清是因为什么。
突然，我想起了那辆找谭书记批给他的自行车。那是我对这个家庭的唯一贡献，我故意提起这事，想掩饰我的惶恐和不安。不想，却惹得女主人发了火。
“还提车子哩，早送人舔屁股了，他心里有这个家？“
总拿笑着解释：本来是想送给县电业局，给村里换台大变压器，还没送出去，这不打井队来后缠着非要不行，没办法，只好给人家。不过，这里也有你老马的功劳，我得承你的情。
他靠厚脸皮磨蹭的功夫，为了集体和人家做交易，一般人的路数是，利用给集体办事的机会从中捞，他却是暗地里用自己的东西给别人贴，有这样的好干部吗，我虽然对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但还是产生了真诚的敬意。
“女人家就事多，来！咱不管她，”总拿摇晃着大耳朵，举起瓶子就给我倒酒。
我端起喝了一杯，问他：“上午说的事想过了没有？”
他诡秘的瞪瞪眼，反问道：“你说能卖不能卖？”
我不假思索的说：“当然卖了合算！”
他撇撇嘴笑了。把菜盘朝我跟前一推：“来吃菜。”
我发懵了，从他不屑的神色里，我分明感到他对卖井并不感兴趣。为什么呢？是对集体的利益有什么损害，还是对他个人有什么妨碍，我简直没法猜度他的心里。
这时，一个年轻人走进屋来，胳膊上吊着绷带，手里拎着个提包，看他脸上沮丧的神气，我分析是出了事的三宝。
他把提包往桌上一放，“扑腾”跪到“总拿”跟前，抱头放声大哭起来。
我心里一惊，莫非住院的司机……？
总拿也感到意外，扶着三宝的肩膀：“三宝别哭，怎么回事，快说？”
果然是三宝。三宝抬起泪眼：“人没事了，就是车……！”
总拿长出一口气：“那就是万幸吗，只要人没事，车摔坏了能值几个钱！”
三宝满肚子感谢话，不知该怎么说，一歪头哭的更伤心了。
总拿又是一阵好劝。
“我真对不起你，三叔。”三宝连哭带说：“这回出事，不是你跑前跑后，送钱去车，我就是哭天也寻不着门子啊！”
总拿按着三宝的肩膀：“快别这么说，乡里乡亲的，我不管谁管！”
“可我告过你的状呵！”
“告状怎么啦！当干部还能不让社员提意见。”
这时，我真想站起来说几句，让三宝也好知道我是谁。可是，他那一副可怜象，我的心也软了。
只听三宝说：“三叔，前几年都怨我有眼无珠，尽在背后捅你扛子，往后你看吧，保管你说东我不往西。”
“可别那样，有毛病还得挑，有意见还得提。不过，可要说在当面，别光在背后瞎鼓捣呵，咹！”总拿说完，照着三宝屁股就是一巴掌。
三宝一怔，接着“噗哧”一声笑了。
他用恩惠和度量，为自己拆了一堵墙，开了一条路，这在干部工作方法的手册上是找不到的，值得提倡吗？我一时还理不出是和非！
五
晚上，召开支委扩大会。
干部们一听重机厂想买井，一个个来了兴趣，瞪着眼睛听我讲。我再一次强调说：“使用权仍然属咱，重机厂用过的水不变质也不污染，对灌溉庄稼毫无损害，将来一旦工厂停产或搬迁，机井当然得留下来。
“要是工厂和咱把关系搞僵，不让用水怎么办？”有人担心地问。
马上就有人反对：“这你放心，他就是排水也得从咱地面上流。”总拿坐在椅子上，眯着眼睛不答腔。我示意让他说话，他揉揉鼻子，用眼神告诉我：先听听大伙的意见。
话题很快扯到价格上。
“井是新打的，配套设备还不旧，连投工算上，每眼井少说不能下了三万。
“请客送礼，明拿暗塞的花销也得加上。”
“一口井少说得占二分地吧？国家征购一亩土地是三百元。”
“卖多卖少一定兑现，欠帐的事贵贱不干。咱可不能跟在他们屁股后头催着光要钱！”
我算打心里服了。柳庄的干部个个精的出奇，能的要命。有这帮子精明鬼，不愁工作上不去。我在心里却嘀咕他们，你们就知道数着指头算小帐，就不想想当初是谁给的钱。国家给你们垫了脚，现在还想挖里肉，良心上就过得去？
总拿低头抽烟，缄口不语，我分析，他是作难了。大伙已经同意。他如果反对，又提不出说服大家的理由，势必扫大家的兴头，显得自己过分聪明了。另外，万一因为这事影响了厂队关系怎么办？支部书记又不是先人丢下的铁饭碗，谁敢保险自己就干一辈子，错过这个村，就遇不上这个店，耽误了好事，社员会骂他一辈子。
于是，我催他赶快表态。
他掐灭烟头，像刚睡醒似的朝众人扫了一眼：“大伙还有什么意见？”
没人吭声，等着他最后定板。
完全没有想到，他开腔以后，却把话题一下扯得很远。他说：“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咱村原先能浇的地是一千七百亩，而保浇面积只有一千三，是吧？”他抬眼问统计。
统计点点头。
他继续说：“现在恐怕多喽！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不少家户平地整堰，开渠包畦，能浇面积又扩大了不少，最少不下二千亩吧！仍然没人吭声。”这样一来，还是我们那四眼井，按过去灌溉能力估算，遇上旱天，最少要有七百亩地干瞪眼。”他用眼光看看众人：“所以我说，我村的井不是多，而是少，水源不是足，而是严重的缺。”
众人面面相觑，点头，猜不出他要说什么。
我生气地瞪他一眼，行与不行你说个痛快，卖井和你浇地多少有何相干！
他向我摆摆手，继续说：“这是个问题呀，伙计们……，过去我们在抓水上下过大功夫，今后还要花大本钱来抓水，我早就说过。”他用眼光扫视众人：“包产到户并不是单干，搞生产责任制也不是不要社会主义，有人以为土地一分就可以撒手不管，这对吗？这是放弃党的领导。这样下去，还要共产党干什么，难道让我们白吃闲饭？”他似乎有点生气，又像在抱怨自己，仍然没人搭腔，他缓过一口气：“老马这次来说重机厂要买井，这当然是件好事，每眼井少说卖二万五，四眼井就是十万元，十万元对我们来说，确实能解决不少的问题。反过来说，也给重机厂早日投产省了很多的时间……但是。”他沉了一下，把话题陡然一转：“如果我们不卖呢？”
有人回答：“重机厂当然得重新打井。”
“对了！”总拿兴奋起来：“他不打不行，生产要用，少不了还得在我们的地面上挖，如果这样，我们村的地面上不是又增添了新的井吗？”
我心里一亮，猜着他要说什么了。
果然，总拿将手一挥：“所以，我们的井说啥也不卖，我们要逼重机厂在我们村去打井，工厂如果再打四眼，和我们加在一起就八眼，八眼井，伙计们，”总拿一拍桌子：“我们村不全成水浇地了吗？”
众人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有人不自主站起来。
“不过！”总拿缓了口气又说：“咱们村用不了那么多井，有六眼足够了，可以考虑卖给工厂两眼，让他们再打两眼，这既照顾了工农关系，也让老马同志回公社有办法交帐。”他用坚定果断的语气，结束了他的发言。
干部们被他征服了，逗兴了，一个个走过去围住总拿捅腰捶肩膀，有的竟给他擦火递烟。
我算彻底认输了，真想为这家伙鼓掌。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哪来的这套拐弯摸角，超脱众人的真本事，天生下的吗？我似乎不信。我思绪，博大的社会是培育各种人才的大学校，他用行家的身份和目光向社会学习，社会又给了他行家的智慧和胆量。
总拿点着一支烟，缓缓地吸着，对我笑着说：“老马，回去有法交待吗？”
我心里尴尬的很，但还是点点头。
“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和重机厂憋劲。”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和重机厂相比，人家是条粗腿，我们不过是只指头，指头跟粗腿摽劲，行吗？所以，我反复想过，这份麻烦还得让给他们！”
我没有说话，默默地盯着他，在心里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在乡村，在我们国家众多的乡村里，需要这样的总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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