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那么多书，是为了不再害怕“不确定性”
身处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还有必要读书吗？爱情还是必需品吗？我们的理想又是否值得坚持？
这一连串的诘问，或许构成了当下青年的微观生活。在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我们常常感到困惑和挣扎，膨胀的欲望和难以达成的目标，一切都可以被工具化的趋势和我们对生活意义的寻求——矛盾看起来似乎不可调和。
这样的困惑，看理想的编辑们也同样存在。为此，我们制作了一档全新的播客节目——《理想青年》，由青年编辑向在各自领域已有所长的“前辈”们追问。
这些真诚又坦然的对话，也许能给你带来一些安定当下的启发，看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今天我们与你分享的，就来自《理想青年》中的一期，学者杨照聊了聊这些看似普通又极具代表性的困惑：我们还需要读书吗？应该如何读书？读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危机，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吗？
来源 | 看理想·理想青年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信息丰富而易得的当下，该怎样读书？
dy：老师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读书经验吗？
杨照：我没有刻意地一定要读很多书。一个要讲到的是马家辉，我忘了多少年之前，那时候家辉还在香港主持《明报》的副刊，他跟我约一个专栏，那个专栏持续三个月，每次差不多600字，但每天都要交稿，我犹豫了很久。
我跟家辉说写稿不难，但要每一天写，真的不太敢答应，家辉跟我说，“大哥，你有哪一天不洗澡吗？”我就笑了，家辉他自己是个“稿神”，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写专栏，所以每天写稿对他来说就跟每天洗澡一样。我被他说服了，试着每天写稿。
我每一天都必须读书。大概应该有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我就习惯了。
第二个要讲到的，是我的朋友詹宏志。他考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太好，开始担心自己会考不上，就去跟哥哥请教，要怎么念书，可以应付考试。
我记得他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哥哥先跟他说，我的桌子（因为家里很穷，不是每个人都有桌子）——哥哥很慷慨地（哥哥那时候应该在念中学）——借给你，你把所有的课本、参考书堆到这个桌上，坐在这个椅子上，“你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没有别的诀窍。
这两个故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对读书的看法，我不能不洗澡，也没有别的诀窍，读书是要坚持下去的。
dy：老师有怎样的读书方法？
杨照：一方面，像唐诺说的，读完这本书可以指引你去读下一本。但坦白说，小时候真正驱动去读书——因为台湾那个时代相对贫穷、相对封闭，我们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那个时候有种“饥渴”。
这个饥渴是，学校只有几本课本，大概两个礼拜我就把它都读完了，会觉得非常贫乏。
因为贫乏再加上饥渴，所以逮到任何机会，报纸、电视、电影，都会看得如痴如狂。
电影是固定播放的，没有多好看，但那是一个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后来遇到了杂志，遇到了书，这个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说，今天读了这本书，接下来要读什么书，手上能拿到什么书其实是最重要的，这种饥渴感催使我一直不断地读书。
到后来，根本不可能去分类，也说不上到底是对什么真的最有兴趣。但看了太多的书之后就有一个好处，不觉得任何的书跟你无关，那就什么书都可以读了。
dy：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很难专注去读书了？
杨照：这种情况当然一定存在，从专注力不够到有太多可以分神的诱惑。
不过我觉得还是回到根本上，一个是刚刚讲的饥渴感，对你们来讲，没有那种饥渴了，现在青年没有当初我那样确切地感到这个世界这么大，但是自己被关在里面，只有有限的几个窗口，每打开一个，就会有一个窗口所带来的那种兴奋感。
现在很多青年人过得比较好，不是说物质条件，而是知识环境更加开放，没有这种匮乏感，读书的需求会没那么迫切，更难体会到书的不可替代。
但是，书是极其重要的，你能在其中体会到——电影里不会有的，电视中不会有的，互联网上各种不同社群媒体没有办法有的——那样的一种感动和丰富。
像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虽然总共去了两堂课，只上王文兴老师的小说课，但是仅上那两堂课就帮助我极大程度上理解了小说的世界，让我知道还有那么大的空间，我应该用更认真的方式去摸索这些好的小说。
当时王文兴教的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的《儿子与情人》，我便用王文兴老师开启的这种方式去读其他书。
我印象非常深，就在《痛心的往事（A Painful Case）》里面，我自己体会到原来乔伊斯在这么短的一篇小说中放了这么多东西。因为那是我自己探索过，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方式去读，所以到现在还记得。
02.
面对诸多选择，要怎样生活？
dy：您在年轻的时候想过会是现在的生活状态吗？是否有志向的转变？
杨照：这个太多的转变了，跟读书有关的最明确转折是我在199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进了中研院史语所。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要开展学术生涯。
1993年高阳先生去世，“联合文学”办了一个研讨会。
那是我在美国念博士班念的第6年，我回台湾参加研讨会，向高阳先生致敬，我写了一篇论文，用历史民族志的概念来解释高阳的小说。
那个论文本身对我来讲意义非凡，写完那个论文，再加上在研讨会看了其他人的论文，我开始觉得自己能够对台湾学术界有自己的贡献，就想要赶紧回台湾。
刚好又遇到了机会，我来到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那是我对自己的未来想得最清楚的一段时间。
可是我回到台湾之后没有多久，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个是推力，学术界有非常多的框架；还有一个拉力，我刚回到台湾没有多久，得了两个奖，都是文学的奖。
我一边在史语所任职，一边有很大的动力去往那个文学的世界，跟创作有关的世界。
所以到后来，大概是到我在史语所一年任职结束之前，我已经确定自己要离开，确定我不做什么——确定不进学院，不想在研究单位，也不想在大学教书。至于除了确定自己不走这个路之外，未来应该走什么路当时还尚不知道。
但这是我今天回头看，最重要也是最聪明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样，我后来有很多的可能性。我知道自己的坚持是什么，其一，坚持自己不要被一个工作、一个职位、一个头衔限定；其二，坚持我要做的事情都要有一点社会意义；其三，要跟文学有关。
就这样二十几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大概就是如此。
哈佛大学期间的杨照
dy：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但您好像很清楚每个人生阶段该往哪里走？
杨照：这都是今天回头看，会觉得这个路是清楚的，当下都是困境。
对我来说，有两件事情是幸运的，其一是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台湾正在快速的变化当中。那样的一个时代，现在不止台湾已经过去了，我相信在大陆恐怕也不再是那么样的多元了。
在那样的状况下，我最大的幸运是有很多选择的可能性。如果讲说什么样的困境，可能刚刚好是一个相反的状态，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没有路走，我的困扰是有这么多条路，哪一条我可以，我哪一条我必须要放弃。
这是我幸运的地方。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但是有另外一个条件是个人可以决定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幸运。
这个幸运是读书。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尽可能在时间允许的情况喜爱，保持读各种不同书的动力。
这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的。我读了这么多的书，对所有的东西都不害怕，也不会觉得这跟我无关——无论这个时代怎么改变，或者我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都知道，总有一些是我可以做的，那我就去学，就找我可以做的继续去做。
dy：到了30岁，还能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吗？
杨照：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有点奇怪，为什么要做一个博学的人呢。
首先，我从来都不是为了做一个博学的人，而变得博学。并且关键是，这跟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整件事情的根本不在于你如何变成一个博学的人，而在于博学背后真正的好奇心。不管人到哪个年纪，基本分为两种，一种人是觉得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一种人就是不甘心于现在拥有的，没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要知道更多，或者想要去探测更多。我觉得这两种人是两种不一样的生命取向。
如果你属于后者，我的经验是，经过了五十几年，也看到了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所谓“AI突破”的关键时刻，未来5年、10年、15年可能的突破和变化，我都没办法改变我的基本信念——如果你是一个好奇的人，如果你想要去探触各种不同的知识，想拥有各种不同的能力，读书还是最好的一种管道。
一边是2000多年，也许更久， 整个人类从文字到书籍所累积的巨大传统，另外一边，我们离开文字，以文字以外的方式来吸收信息、取得知识和学问的时间还很短。
所以如果任何一个人，不管在任何一个年纪，想要变成一个有多元能力、多元兴趣的人，就去读书。因为书永远都在那里，而且到目前为止，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它比任何方式还是更有效直接一点，更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变成一个丰富的人。
03.
时代剧烈变化的当下，该如何应对？
dy：两岸年轻人的焦虑点或者关注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杨照：我目前确实有非常强烈的感受，一个感受是，台湾这边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失去了好奇心。“小确幸”流行到了一定程度，事实上就是把自己关起来，只想要这样的东西，甚至连再好奇去认识多一点事物，都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也就一部分也牵涉到，因为没有饥渴，总是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你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可以查得到，就可以找得到。所以也不需要读书，更不需要去记得任何的东西，想要的话随时从社群媒体都能找到。到后来什么都不要，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寻找的能力，这是我看到台湾年轻人最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大陆，当然是我的观察或者体验，大概是90后到00后，更突出的问题是焦虑。可是这个焦虑中还带有一种愤怒，其实是相当程度上，因为你们处在一个太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太不确定意味着不知道自己努力能不能取得成果，自己的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
大陆很多的年轻人所感受到是，成功可能与运气相关度不低，所以就造成了非常强烈的不安，而且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公平的感受。永远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今天所得到的就是我应该得到的。
当然有一部分的人得到了很多，满意于自己的情况，但这样的人很少，大家常常会想，“我运气再好一点，是不是就不是这样”。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都没有在个人努力、个人才能与最后的所得中间让自己可以安心的连接。
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第一，越是在不安定、不确定的环境里，越是要读书，希望你读各种不同的书，认识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你的能力越多元，你会越能在这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得到一种安定。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拥有各种不同的本事，你如果只有一种本事，很容易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环境。
可是如果你有10种本事，你就更能找到值得自己努力的环境，让自己安心的可能性稍微高一点。
dy：如何不生活在“比较”的压力当中？
杨照：大陆的青年活在一个过于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客观的环境，但有一部分来自于主观的因素。
在焦虑当中，大家太容易把它看成是零和游戏，你看到别人有的，就觉得是你没有的，或者是别人有了你就没有。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因为大家要的是一样的东西。
那这就是我刚刚特别想说的，让自己多元一点，我当然知道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听起来觉得是天方夜谭——也许你有一天会终于认识到，能够把莫扎特的音乐中每一个赋格都听懂了，是拿100万人民币也不能换的。因为能够听懂音乐是一个多么大的成就，多么重要的一个价值。
如果你们可以更清楚知道，在人生的追求跟意义上，有多少这种“不可共量”的价值，或许你会不再以零和游戏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就能稍微缓和一点。
04.
情感工具化的今天，爱情还有必要吗？
小婵：爱情还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必要部分？
杨照：我很诚实地说，即使是到我这个年纪，都认为人生再丰富，也一定不能够否认——尤其是越年轻的时候，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或者这样的一种冲动——对人最重要的感官多元性来说，爱情几乎是无可取代的。
其实爱情当然再重要不过，我总觉得你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到达那样，刻骨铭心、可生可死，在这里“可生可死”不是一个成语，而是一个真正的状态——你一定要到这样的状态才知道自己是谁。
但抱歉，我只是说我认为除了爱情大概很难再有任何其它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会遇到的环境或者是遇到的事件，能让你到达那样的一个等级和程度。
dy：最后一个问题，老师怎么看待爱而不得的现象？
杨照：爱而不得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blessing。
当下你当然非常的痛苦，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你会体会到我刚刚所说的，因为爱而不得，精神会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
就像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所讲，你要做一棵树，最勇敢的，明明知道暴风雨来，然后你跟着走进去，不是躲开，而是走进到那个暴风雨当中，最后你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知道了原本永远不会体会到的，自己的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