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儒商精神”

■陈书录

近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书录来到“扬州讲坛”，为大家讲述“儒商精神”的内涵和意义。

“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店门口两侧常常会挂着“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的对联，生动地体现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儒商精神”——将求富谋利与求贤仁义结合在一起。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曾说：“赐不受命（不安本分），而货殖（经营商业）焉，亿（通臆，指猜测）则屡中。”说子贡（名端木赐）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可见子贡的富有程度。

而陶朱是指范蠡，范蠡被后人尊称为“商圣”。他从楚国投奔越国，拜为上大夫，帮助勾践卧薪尝胆，振兴越国，灭吴国，成就霸业。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其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自号“陶朱公”。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尊之为财神。《史记》中记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由于孔子及子贡、范蠡等人的努力，在早期儒学中孕育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儒商精神。

士商关系遇到三大障碍

然而，后来士商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主要是因为遇到了三大障碍。

一是“存义去利”。汉代的董仲舒极力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被后儒引作存义去利、讳言财利的理论根据，并成为儒士与商贾疏离乃至对立的重要理由。

二是“重农抑商”。汉武帝时，朝廷奉行的政策中“重农抑商”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三是“贵士贱商”。《史记·平準书》中说，“（汉）高祖（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直至唐朝，统治者也往往视商贾为“贱类”，朝廷要求严格执行商贾“不得入仕”的政策。“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统治思想与朝廷政策的双重压力，造成了士与商严重分离和对立的局面。

历代多有文人力主厚商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人注重商业。

比如，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写道：“逆旅整设，以通商贾。”

唐代中期的韩愈在《原道》中这样写道：“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唐代中期的白居易在《策林》中主张，士、农、工、商应“四人”“和钧”，建议朝廷以轻重政策调节货币、谷帛、财物之间的价格，调节士、农、工、商等“四民”之间的关系，“使百货通流，四人（民）交利”。

北宋范仲淹在《答手诏五事》中写道：“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

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为苏州昆山商人方麟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中强调，“四民异业而同道”，并说：“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则强调“农商相资”，互惠互利。“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力求“真善美利”相融合

在古代，扬州等地的盐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贾而好儒”。徽商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兼具商人和文士的双重身份，大多“商而兼士”。

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儒商精神的。比如柳宗元的《宋清传》，讲述了长安市内一位普通药商宋清的故事。宋清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凡药农来京求售者，都来投奔他；宋清对患者无论识与不识、有钱无钱，一律给予良药。所以说，他虽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行为，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经商之道。

还有范仲淹的《四民诗》、秦简夫的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醒世恒言》中的短篇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叠奇居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文学作品，都力图将真、善、美、利四者融为一体，这是有关商贾的文学创作所开拓的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