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井：旧事、艳事、丑闻——故乡纪事079》

前两年，到黄土高原北坡去，偶然在一个隐蔽在山沟的坡上的小村子里发现了土井。

人不用像大雁那样飞高，就算开车爬上某一个山坡高处，黄土高原都像一个满是故事、满面皱纹的汉子，稳稳地蹲在那里沉默不语。

那个村子也陷入沉默里，要不是溜达出村外的那群鸡咯咯咯地围着一只大虫子叫唤，我们很可能从那个两条车辙压出来的土路口错过去。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在外边上学打工，只有到过年和秋收时才回来。

这会儿峁上的玉米才尺把高，像是营养不良的孩子，在上午十点就受不了太阳的炙烤，叶子打起了绺儿。

随意建造的窑洞也十分隐蔽，让你不小心就走在谁家的房顶上，因为在你面前的草丛甚至庄稼地的一头，一个烟囱赫然而立，余烟可能还在袅袅。

在村子低洼地带，有一块客厅大小的平地，在这儿也就算得上广场了。

四五个老人在那里晒太阳。当我们走过去时，才发现他们是围着一块薄水泥板或站或靠。见我们走来，他们齐齐地对着我们笑，却一言不发。

水泥板上蟒一样爬着一根粗麻绳，麻绳的一端是一个铁钩子。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里是一口土井。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专门浇地用的水井，等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村子的饮用水就是靠这口井。井的一侧有一个细小的水渠，弯弯曲曲向山坡上爬去，转个弯就不见了。

经老人们解释，原来这口井里的水是收集的雨水而成，那条细水渠延伸到更广阔的雨水收集带，每到下雨，水就会沿着水渠流进井里。

我还打听到，这里很少下雨，下雨比过节还令人欣喜。

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家乡，一开始吃的也是土井水。

不过，我们的土井要比这个村子好多了。在松辽平原的边沿儿，四十多年前的辽河还是水量丰沛的，就算偶尔有个旱年头，藏在深处的地下水也很少亏待我们。

我曾经见过一次土井的建造，现在想起来那时已经是很先进技术了。

挖井之前，一车的青砖已经码在井址的一旁。

究竟为什么要在这里选址，我想除了风水考虑和水源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距离周围人家要远近合适。

在我们那平地为主的家乡，房子都是齐齐的一趟儿一趟儿盖起来，连前后院墙也是差不了半步宽，平时称呼都是“哪趟街儿”，“街”发“该”音。

每一趟房子大约有20户人家百十多口人样子，然而打井不是考虑某一趟房，而是用半径来思考的，所以一口井是前后院公用的。

就像我居住的那条街一共有三眼井，人们根据离井的距离远近决定使用哪一口井的水。

挖井的人特别令人佩服，至今我还是想不明白他们在下边是怎样操作的，才能把一块平地挖成坛子型，小口大肚子的井。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样在井壁内侧把砖砌成内壁的。

我只看见井下的人不紧不慢一锹一锹从井口往外扔土，井口边上还有两个人把土往旁边移开。过一会儿，几个人接力一样往井口送砖块，井口处一只手伸出来缩回去的不停。

等到太阳西斜的时候，井下的两个泥猴一样的人从梯子爬上来，这时我才发现他们俩都穿着水鞋。就算如此，他们腰部以下已经是泥浆满身，湿漉漉的了。

挖井人搓一搓手上的泥，把铁锹一拎就走了。

井下水凉，他们是技术人员，需要恢复体温，早有人给他们炒了两个菜、温上一壶酒等着了。

井边剩下的两个人则轮流用一个名叫“把稍子”的上粗下细的圆水桶不停往外打水。

一开始打出来的都是泥水混合的稀泥，几十桶过后，才变得水多泥少了。

上边这几个人还沿着井口用剩下的青转砌出一个一尺高的台子来，然后用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大锅盖盖上井口，压上石头。

井就算挖完了。

经过一夜的沉淀，第二天早上打出的水就清澈照人起来。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水井的水来做饭、洗衣服、沏茶。平时渴了，直接用半个葫芦做成的水瓢向水缸里一探，舀出大半瓢水咕噜咕噜喝下去，就出去疯玩了，从未出现过因为井水坏肚子的事儿。

那时候，我们那里出产一种亩产量很低的“笨高粱”，米粒不大，壳是红的，煮出饭来也是红汤的。我一直以为这种高粱米饭的红是因为红高粱的缘故，现在想来，井水也脱不了干系。

这种高粱可以煮粥，也可以做干饭。

用它煮粥，那粥又红又稠又黏，味道很香。

做米饭则有两种方法：一种叫“焖”，一种叫“捞”。焖米饭与现在电饭锅原理差不多，烧开到一定火候之后熄火，靠着余热将米和水转变成一锅干饭。

焖出来的高粱米饭有点黏，但是原汁原味很香，特别令人高兴的还能生成锅巴，一块比大铁锅小不了多少的锅巴，能让三个小孩当雨伞用。我们当地发音叫它“嘎嘎”。

焖米饭春、秋、冬天吃还可以，到了夏日炎炎，就不爽利了。

于是捞米饭上场。

捞米饭就是先把米淘好下锅，比焖米饭多放一些水。等开始冒泡、汤汁变稠的时候，用大笊篱把米捞出来放进搪瓷盆里，米汤则另外放一盆，供大家喝。

搪瓷盆里的半生不熟的高粱米和盆一起再次进入锅里的蒸帘上，锅底放上足够的水，盖严锅盖起火，烧到水快干的时候停火，等到完全没有蒸汽再冒出来时，也就差不多熟了。

这样的捞饭一粒就是一粒，吃起来爽口。

特别奇怪的是，捞米饭也是红色的，这是我现在怀疑米饭的红与水有关的原因。

井水是比河水要卫生的多的水源。

据我们爷爷辈的人讲，他们那一代曾遭遇过鼠疫和霍乱，其中霍乱就与饮用河水有关。大河的支流旁侧，星星点点分布着“窝棚”，那种用树干、树枝和苇草临时搭建的“马架子”住宅，不可能有人一开始就掘井。

吃喝和洗衣服就靠着流动不息的河水。

霍乱就是通过水这一无处不在的物质传播的。

集中定居之后，水井就维系着周围人的生息，生老病死，都与这口井有关。一个孩子的诞生、一个青年的婚姻、一个老年的离去，没有人离得开井水。所以那时候，一旦有两个人或者两户人家闹了别扭，劝解的人总会说这样的话：

“都喝一口井的水，有啥大不了的事儿？”他们就无言了。

土井偶尔也会扮演人生决绝的帮凶。

小时候有一次，邻村的人们面露恐慌，在耳朵旁窃窃私语，传播着一个看起来很严重的消息。

原来，他们村一个抗婚的大姑娘跳井了。

那个姑娘自己有心上人，但是不和家里说。直到家里人通过媒婆大张旗鼓地给她相亲、过礼，马上要定结婚日子了，这才吭哧瘪肚说出来。

她爸爸坚决不同意改变，还把她大骂了一顿。

这个姑娘更决绝，吃完晚饭天黑后举身赴井，直至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

看来她死心已决，不然不会选择天黑后跳井，她知道自己最早也得第二天被发现。

井水的使用者，除非极特殊原因，一般不会在太阳落山后去打水。常常是下午太阳西斜的时候，家里的女主人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洋铁皮水桶去了井沿。

其他人家也好像是约好了似的，陆陆续续到达井边。

人们边打水边聊点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然后给水桶装满水各回各家。她们把水桶里的水全部倾进一口陶制的大缸里，人口多的人家的大缸个子高肚子大，能装下七八桶水。

井水一般需要“澄亮”，这是一个与等待有关的动词，也就是说要水自己在大缸里稳定一会儿，令沙土下沉。

其实远不是沙土下沉那么简单，比如刚从井里打出来的水，小孩子们跟在后边扒着水桶喝的，这水就显得硬，好像要噎人。而在水缸里呆了一夜之后，水就变软了，特别是用葫芦瓢冷饮，水会变得绵和，有些甜。

从我记事起，好像除了少有的几次连雨天，总是听见人们谈论水变浅了的话题。大人们说的水浅是指井水水面低了，也就是说地下水因为大河缺水等缘故开始下降。

这是自然的，想起挖井的场景，人们先挖出的是黑泥，接着是白沙子，再接下去是粗粝不堪的小碎石，比玉米粒还小。这说明假如有一把刀，把土地像切三明治那样切下去，会发现层次分明的土壤，其中的白细沙层可能就是渗水层，它们把河水的腐殖质和其他东西屏蔽，只把富含矿物质的净水输入井里，供我们饮用。

渐渐地，在地势高一些的所在，井开始枯竭，这时候恰好赶上洋井开始流行，土井供不上水的地方和条件好的人家开始打洋井。

洋井比土井看起来更有技术性。

打洋井，要先用一个打井的机器，半自动地往土地里直上直下钻个洞，钻井机开始工作时还要一边钻一边灌一些水，等到它自己开始往出喷射泥浆的时候说明已经到达了水层。然后，把在一边早已准备好的水管沿着孔洞插进去，再安装上压井的一个装置就可以了。那个装置无他，负压原理而已。

那个被下到地里的水管有腕口粗，在它的最前端要把管口用木楔子堵上，然后用电钻在管壁上打出若干个小孔，再用棕树皮包住，外边再裹上一层细铁纱，用线密密固定好。

以后，从沙子里渗出的水，首先被铁纱隔住细沙，再被棕树皮过滤一次，然后顺着长管爬上来，我们才能喝到水。

听起来，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比土井水要卫生多了。可是开始的好几年里我们吃不惯洋井水，总感觉有铁的腥味儿，这就如刚一进城的时候，对自来水的漂白粉味儿很敏感，但是过了一阵子，也就麻木了。

土井渐渐废弃了，废弃的土井如果碍事儿，很快就被填上，假如还不影响日常生活，那就没人管它了。

所以后来还发生吓坏两个人的故事。

有一个村子的边上，路旁有一口很早就废弃的土井。

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媳妇从外面回村，大概满脑子正在梳理熟悉的死人和陌生的鬼，在路过枯井时突然听见女人的笑声。她浑身一机灵向四周看去，啥也没看见。

接着又一个声浪笑传来，小媳妇头皮一炸，没命地往家跑。

等她前言不搭后语地把事情说了后，家里的男人铁锹镰刀锄头把齐上阵，去了一大帮人，把井团团围住。最后哆哆嗦嗦钻出来的是另一个村的媳妇，在井底和本村的一个男子私会。

小媳妇好久都呆呆的，另一个村的媳妇也是好久闷闷的。

只有那个男子脸皮厚，很快跟没事儿的人似的，大摇大摆于村里。

这是关于土井丑闻的唯一记载。

（20201004-05，呼和浩特，北京）

（摄影：翟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