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被诊断难治性抑郁症、双相、精神分裂，今年重新高考，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复读后成功考上大学
小林12岁就有轻生念头，从13岁开始，妈妈便带着她四处求医，曾先后被权威精神科专家诊断为难治性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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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进行面诊时，小林16岁，已经患病3年了。
经过长期的药物治疗，她的情绪症状有所缓解，但因药物副作用很大，代谢综合症使她体型发胖，内分泌紊乱，一年只来2、3次月经。
而且，她仍然非常自卑，与别人交流时非常焦虑、紧张，害怕说错话，对别人的言行举止也非常敏感。别人不经意间一个动作、眼神，她便很容易误以为别人讨厌自己、想伤害自己。因此形成了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小林在外胆怯，但在家脾气不小。她很容易对家人愤怒，尤其常常对妈妈发脾气。她还有躯体化症状，觉得恶心、胸闷，“感觉每天都在晕车，非常难受”。
还有一个让妈妈非常担忧的问题，当时，小林讨厌父亲，因为父亲脾气暴躁，打过她不少次。她还排斥几乎所有男性，喜欢女性，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并且已经有过同性恋的恋爱经历。
当时，小林已经尝试过很多不同机构的心理咨询、心理训练营，比如沙盘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人本主义疗法，连比较冷门的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她也尝试过。但小林认为这些心理咨询对自己的病情帮助不大。
所以，虽然她的妈妈当时对我们非常认可，但小林有点心灰意冷了，对我们的信心不足。前期我们和她建立信任关系时，花了不少时间。
后来，经过我们的心理干预，她的多个症状得到解决，情绪更加稳定，认知和思维也更加理性。因此当时减药的速度也比较快。
随着服药量下降，她的月经周期逐渐恢复了，体重也减轻了，进入了康复期的良性循环。妈妈和小林都非常高兴。
不过，因为小林当时笃定地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不需要对此进行干预，我们便尊重了她的决定，同时引导她的妈妈要给予接纳。
另外，因当时心理干预时间有限，小林也还有一些心理问题隐患没有处理。比如，父亲对她带来的心理创伤还未完全修复，还没有塑造出越挫越勇的“高逆商”等。但整体来说，她和母亲都对心理干预效果比较满意。
最近，我们收到小林发来的好消息：她当时结束心理干预后返校读书，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但她积极调整心态，经过复读后，今年高考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还有，更加令我们惊讶的是，小林说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了，还谈了个帅气的男友，两人感情非常稳定！
但上面说了，我们明明没有针对这个方面进行专门的心理干预！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转折，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心理机制发挥了作用？这是我们以下再次梳理、分享小林这个案例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虽然只是时隔了2年，但我们现在回头看小林当时的心理干预过程时，再次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的技术、诊疗模式真的在不断地完善、进步！
曾遭受校园欺凌
当时，经过前期与小林和母亲建立信任，深入介绍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模式后，小林的心理干预进入创伤修复阶段。
催眠治疗师Lucy与小林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一起总结了11个问题，比如学习记不住东西，面对老师的责备极度焦虑，情绪易怒，敏感多疑等等。
Lucy第一次利用深度催眠处理的问题是“自卑、害怕与别人交流”的社交恐惧症状。
这方面的创伤与她初中时就读的“贵族学校”有很大关系，以下介绍其中一个。
12岁时，小林从普通的县城中学转大城市里的贵族学校。入学那天，父母及奶奶陪她到宿舍。一进门，她就看到了几个打扮时尚、前卫的女同学，小林再瞅瞅自己，觉得自己穿得土里土气，马上感到非常自卑。
在此后长达2年的时间里，小林经常遭受这几个舍友的欺负。不但让她承担宿舍的所有内务，逼她做很多不情愿做的事，还经常嘲笑、讥讽她。
一开始，出于对舍友的羡慕和崇拜，小林还乐意接受差遣。可时间长了，她越来越压抑，责备自己比不上别人，一无是处，对舍友既愤怒，又害怕，并非常渴望得到她们的认可和喜欢。
后来，她调整了策略，除了帮舍友做事外，还刻意逢迎，先反复想好一些好听的话，再去讨好舍友。
如果舍友的反应比较开心，她也暗自欢喜，认为这种方法有效，并叮嘱自己要加强。而如果舍友反应平淡，她就马上变得非常焦虑，认为自己人笨、嘴笨。
Lucy针对这个问题在深度催眠下进行了创伤修复，引导她释放了负性情绪，并指引她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与人交流前不必顾虑太多，说出真实的感受。即使说错了，冒犯了别人，后续还可以道歉。
除了上述创伤外，小林的自卑还与初中时的同性恋恋爱经历有关。当时两人都是未成年人，虽然互相喜欢，但对待恋爱关系过于单纯、冲动、情绪化。她的女性伴侣对她造成了很多伤害，经常责骂、贬低她。这是当时小林病情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Lucy也对这些创伤进行了修复。但必须说明，由于小林当时并不愿意对性取向进行干预，所以在修复时，Lucy没有进行任何关于性取向的引导。只是引导她释放对当时伴侣的愤怒、委屈和痛苦等情绪，并理性、积极地进行自我评价。
这一轮催眠结束后，小林犹如大梦初醒，她在外显记忆层面已经把很多细节忘记了，有病情的因素，也有药物的原因。在这之后，小林与别人交流时比以前淡定了一些，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反应，自信心有所恢复。
寻找“学习拖延症”的原因
人际关系方面的创伤得以初步修复了，自信提升了，但小林还有面临着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根本无法专心学习，无法复学。
小林在小学就出现了学习障碍，但她的自我要求又很高。当越来越难达到自己设立的学习目标时，她就越来越焦虑，学习障碍不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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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高中，小林已经发展到一想到学习就焦灼不安。但她仍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假期中，她每天都会制定非常周全的学习计划，但几乎从来没有实行过。眼看作业期限就要到了，她就烦躁、抓狂，但就是无法静下心来完成学业。
“我感觉双手像是被绑住了，明明作业就在旁边，我也知道应该去做作业，可我就是动不了，没法完成”。说得通俗一些，小林对写作业有“启动困难”，明明知道要动手做，但就是动不了手。
再加上药物副作用，记忆力和注意力有所下降，她的学习效率更差了。偏偏她的班主任非常严厉，只要老师一批评，她马上灾难化思维，觉得很丢脸，甚至当众流泪。
后来，小林对学校的恐惧达到极点，完全听不得家人提学校，一提就浑身颤抖，两眼流泪。可想而知，她只能选择休学。
根据我们的经验，小林的学习障碍症状一般源于在学习上、学校里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果然，仔细沟通后发现，她的班主任作风严厉，经常大声呵责学生，曾经好几次骂小林是“蠢货”“笨猪”，以至于小林一想到这位老师、课堂就害怕、反感。
找到了问题，Lucy马上给她进行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TPTIH）。可是效果不够理想满意，小林对老师的恐惧和厌恶大大降低了，但是对学习还是有焦虑情绪，还是难启动。
根据经验，小林应该还存在内隐记忆层面的创伤。Lucy再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进行寻找，发现了3个相关的病理性记忆。
第一个在发生在幼儿园时期。小林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老人可能出于溺爱或教育理念较落后，总是替孩子完成幼儿园作业。
不用写作业，孩子肯定是高兴的。小林在爷爷奶奶家自由自在惯了，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完成学业的自觉性，缺乏完成作业的意识。
严格来说，这个经历不属于心理创伤，更类似于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小林反复体会到了“不用写作业”的快感。
第二个病理性记忆是心理创伤，发生于小学一年级，她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与爷爷奶奶相反，妈妈的要求严格，只要发现小林做作业有一点拖拉，她马上就责备、催促。
懒散惯了的小林自然非常难受，深度催眠下的她说，“我觉得自己当时像个坐牢的犯人一样，心里难受，但只好忍着。”
第三个病理性记忆是小学五、六年级阶段。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爷爷奶奶也在外地，小林的寒暑假几乎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所以，没有人引导她管理时间，没有人督促她完成作业，全凭自觉。而小林偏偏从小没有养成自律、自觉的好习惯。
她回忆，“那时太快活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分享受自由散漫的感觉。与第一个记忆相似，这也类似于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
小林这3个病理性记忆，如果根据正性、负性情绪来分类，第二个是强烈负性，“一学习就像犯人一样”；第一个、第三个是正性的，是不被作业约束的快活。这一正一负的情绪体验一结合，便更加强化了她一看到作业就烦的感觉。
这就好比，孩子吃过糖果有多甜，又尝过胆汁有多苦，那肯定更难说服他们去尝胆汁了。
Lucy处理了以上的病理性记忆以后，我再利用深度催眠下条件反射重建（CRRDH）技术为小林建立了对学习、课堂、作业和老师的一系列积极条件反射。
经过几次心理干预后，小林的学习障碍基本解决了，学习状态和效率比治疗前明显提高了很多。
其实，以上对小林学习障碍实施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也揭示了一个新发现。原来，对于小部分个案来说，其学习障碍的背后不只有叠加性的心理创伤，还有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
如果他们从“不用学习”的行为中体会过兴奋感，又缺乏及时的引导，这也有可能成为后续学习障碍的隐患。
高效心理干预助力高考
处理完小林的学习障碍，又对她的妈妈进行了家庭心理干预，促进母女俩的亲子关系修复之后，由于小林决定回去备战高考，心理干预便中止了。
当时我们已经为她减少了不少药量，月经周期慢慢恢复了，身形苗条了，整个人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但按照我们的标准，当时小林的心理状态还不够理想。虽然学习状态改善了不少，但还不够稳定。而且，她复学后还要面对严厉的班主任，但又还没有塑造越挫越勇的高逆商，班主任可能再次对她造成创伤。
另外，她的爸爸一直没有参加家庭治疗，我们也还来不及彻底修复爸爸对小林造成的心理创伤。换言之，父女俩的亲子关系可能也是个定时炸弹。
在这种状态下，小林考上理想大学的可能性很低。所以，我们曾建议小林考虑放弃即将到来的高考，继续接受心理干预，又或者在家充分调整。
但小林不愿意，她说，高中时光实在是太痛苦了，她迫切想从高中阶段逃离出来。
我们便从妈妈的角度切入，引导妈妈回家后慢慢跟女儿沟通，打好心理预防针，可以把第一次高考当做练手、体验，达不到目标也不要紧，第二年再接再厉，做好复读的心理准备。
果然，小林第一年高考的成绩并不理想，她固然很失落，但整体上心态还算积极，并决心复读。通过了又一年的努力，今年，她如愿考出了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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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流精神科的角度来看，一个病史3年、症状复杂、曾被权威专家诊断为难治性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的青少年患者，在接受2个月的深度心理干预后，不但快速减药，还恢复了大部分社会功能，重新上学，这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事了。
但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现在的我们来说，这个效果不是最理想的。
我们重新梳理这个案例时，我感慨：如果小林接受我们现在的心理干预，所花费的时间会更少，效果会更好，很可能第一次高考就能考出好成绩！
这绝不是夸大。
今年，有另外两位接受我们心理干预的患者也参加了高考，并考取了理想成绩。而他们的心理干预都是今年年初才开始的。
其中一个高考生子佩是密集式地接受心理干预。也就是，她连续数周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向学校请假。等到一个阶段的心理干预结束，状态比较稳定了，她又回到学校学习。
等到又浮现出一些新的精神、心理、行为问题时，子佩再次请假回来接受密集式的强化心理干预。
在她高考前一周，病情又出现了波动，她便紧急过来接受了心理干预。紧接着就回去参加了高考。结果她考得很好，超出了父母和我们的预期。
我与子佩妈妈的聊天记录
另一位高考生患者因为生活的城市就在珠三角，便一边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一边上学。
其实两个城市来回跑，非常不方便。幸好我们的治疗理念与技术都有所提升，心理干预也安排得更加科学，再加上患者及家属也很配合，因此疗效也很不错。
而且，这位患者第一次前来面诊时，曾说决定在高考前必须自杀。随着心理干预的进行，她决定推迟到高考结束后再自杀。又经过一个阶段的心理干预后，她又改变计划，称等到高考成绩出来后再自杀。
如今，她顺利考进了大学，至今再未提过自杀的事情。
所以，实践证明，以我们现在临床干预技术和模式，如果患者和家属愿意积极配合，再加上客观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短短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不但缓解孩子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甚至还能调整出高效学习状态，让他们以比较理想的状态参加高考，甚至考取不错的成绩。
心理干预技术不断迭代
为什么2年前和2年后有如此大差别呢？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心理干预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在以往，也就是接诊小林的那个时期，我们的心理干预模式大概是这样的：一般先由我对患者进行前期的认知干预，建立信任，强化他们的求治动机和康复信心，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心理干预模式和原理，并掌握接受深度催眠下心理干预的注意要点。
经过催眠感受性测试后，患者便转给催眠治疗师Lucy，针对患者各个问题进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在这个阶段，除非一些特殊情况，否则我一般不对患者进行干预。
在心理干预后期，我才再次介入，对一些明显的家庭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对患者家长进行家庭治疗，告知后续陪护孩子的要点。另外，对患者进一步实施高效学习干预，人生规划和塑造逆商。
从现在来看，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Lucy找到的病理性记忆，我并不是太了解，更没有在第二天基于这些记忆，对患者进行强化认知干预，也没有将病理性记忆的内容告知家长，指出家长具体在家庭教育中犯了什么错误，以后如何改进。
打个比喻，Lucy利用深度催眠在患者的心理世界破了案，对问题给予了高效处理。但后续，我们没有复盘，也缺乏对案情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一步干预和矫治。
自然，患者父母也难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改善远远没有现在快，强有力的家庭支持体系的建立自然也放慢了。
所以，深度催眠下创伤或病理性记忆修复的效果也没有完全及时发挥出来。
现在，经过了前期的初步认知干预之后，在病理性记忆修复阶段，我和Lucy心理干预是穿插进行的。
她通过深度催眠精准化找到了相关的病理性记忆，给予修复，并在结束后详细告知我。在下一次干预中，我就紧接着对患者进行强化认知干预，分析症状形成的原因。
我还将相关病理性记忆告知父母，分析孩子症状形成的具体原因，督促父母该作出哪些具体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做到了精准化干预，还趁热打铁，力求对每一个精神心理问题和症状分析到位，对患者和家属干预足、干预透。
这样的干预效果自然是大大提升的。
另外，还有一个转变，就是我们的心理干预技术找到了理论的支持和指导。
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的前身是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TPTIH），这是催眠治疗师Lucy凭借个人经验、独特而敏锐的感觉，所创立的心理干预技术。
换言之，这项技术不是基于理论开发出来的，而是来源于临床实践。我们知道该技术有效，而且很神奇，但并不了解背后的机制和道理。
后来，我不断查阅资料、学习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我发现了病理性记忆和记忆再巩固这两个理论，并发现它们与我们的技术有高度契合之处！
Lucy在深度催眠下修复的，其实是患者的病理性记忆，而修复的过程，其实是记忆提取、记忆编辑和记忆再巩固的过程！
根据这两个理论指导，我们调整了不少心理干预细节。比如，我们要求患者接受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之后，当天回去不要思考心理干预的内容，排除杂念，好好地睡一觉即可。
我们也禁止父母向患者打听深度催眠下心理干预的内容。他们都要等到下一次强化认知心理干预结束后，才可以对上一次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以及后续强化认知干预的内容进行探讨。
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因为记忆再巩固理论里指出，旧有记忆被提取、编辑后，再巩固下来的时间窗口是大约6小时。如果这6小时内，编辑过的记忆受到了其它信息干扰，再巩固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为了让深度催眠下的修复效果更好、更稳定，我们不允许这6个小时内，患者自己思考心理干预内容，因为担心他们的一些扭曲或片面认知影响了干预效果。
也同时不允许家长去问患者，更不能互相讨论，这样很容易导致亲子之间产生误解，甚至引发矛盾。这对积极的记忆的再巩固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所以，不时地回顾过去的案例和当时的心理干预过程，我们非常有成就感。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我们技术不断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如何看待性心理困惑
最后，再简单分析一下小林的“同性恋”问题。
上面说过了，我们当时并没有针对性取向的问题进行专门处理，小林认为这是她的权利，是她的选择，无需干预。
不过，在处理其自卑和学习障碍的问题时，Lucy修复了她曾经的女性伴侣、部分男性（比如班主任）对她其造成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但对于影响性取向更加重要的父女亲子关系，其父亲对她造成的心理创伤，我们是来不及完全处理。
但令人惊讶的是，小林后来告诉我们，她谈了个男朋友，两人感情一直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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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发过来的情侣照片来看，小林挨着男友，一脸的幸福。我一时难以将照片上的她与当时的小林联系在一起。
小林说，她最近意识到，自己应该不是真正的同性恋，那是心理创伤导致的，“之前初中的同性恋经历，应该是个意外”。
为什么明明没有处理性取向的问题，但患者慢慢改变了性取向？
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中比较罕见，具体的心理机制尚不明确。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有的同性恋倾向的形成与某些病理性记忆有关，如果病理性记忆得以修复，同性恋倾向很可能会消失。
小林当时同性恋倾向的背后，肯定有较多的病理性记忆，父女之间恶劣的亲子关系很可能就是关键点之一。如果我们当时都修复了，可能小林当时就会打消成为同性恋者的念头。
但我们只在处理其他问题时，无意中修复了部分的病理性记忆。这相当于，虽然我们只是无意中将这个心理症结撬松了一点点，但引发了后续反应，加上小林自身的觉察，这个症结就被打开了。
这个结果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是一个临床中的新发现。
当然，再次强调，同性恋或双性恋本身并不是疾病，只有当这个问题对个体带来心理痛苦时，才需要接受相关的心理干预。而且，目的在于解除心理痛苦，而不在于改变性取向。
即便同性恋是心理创伤继发的，个体也有不接受处理的权利。
在明天推出的难治性抑郁症专业文章中，我们会对抑郁症患者合并有同性恋、双性恋、性别烦躁、性欲倒错等性心理困惑的话题，进行更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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