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伏尔泰、狄德罗的不同

与伏尔泰和狄德罗不同，卢梭刚刚在社会上获得了声誉，马上就对它感到厌倦了。伏尔泰天生就是一个爱热闹和不甘寂寞的人，他无论走到哪里，必定会带来喧闹、争端和各种时髦的事物。他甚至在日内瓦这个加尔文教的坚固堡垒中，也要策动素来奉行禁欲主义生活态度的日瓦内清教徒改变以往禁演戏剧的习俗，修建歌剧院。伏尔泰不能忍受没有热闹场面的生活，所到之处他通常都会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他虽然也曾遭受过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的迫害，但是他却与欧洲各国的显要人物乃至王公贵戚都有着亲密的私交，而且是各种高雅沙龙中备受欢迎的座上宾。伏尔泰需要社会的恭维奉承和趋迎附和，需要人们的赞誉和崇拜，正如同他需要空气和水一样。狄德罗也是如此，虽然他没有伏尔泰那样的地位和名望，但是他同样离不开巴黎社交圈的喧嚣与名利。狄德罗尽管对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是他的批判只有在巴黎沙龙的热闹气氛中才能进行，他须臾也离不开他所激烈抨击的那个社会，因为他只能从这个社会中吸取批判的灵感。狄德罗也热爱大自然，但是他却不能忍受孤独和冷清，他对大自然的感情属于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热情——他是在巴黎社交圈的灯红酒绿的氛围中、在各种沙龙的高谈阔论中热爱大自然的。因此，他对卢梭的隐遁颇有微词，将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病态表现。在《论自然》一书中，他甚至认为：“唯有内心阴毒的人才渴望与世隔绝。”

卢梭则相反，他似乎命中注定就是要过隐居生活的。他对巴黎社交圈中虚浮的热闹场面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抵触情绪，对大自然却怀着发自肺腑的热爱。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过不惑之年就摆脱社交圈，隐退到大自然中去过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因此，1756年（那年他44岁），当他接受埃皮奈夫人的邀请住进蒙莫朗西森林里的“退隐庐”时，他兴奋地说：“只是从这一天起，我才开始生活。”卢梭对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的热爱并非出于标新立异的虚荣，甚至也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而是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懒惰”。卢梭在给马尔泽尔布先生的信中解释说，他之所以隐退的真正原因是那种“任何东西都不能将其压倒的自由的精神，在这个精神面前，荣誉、财富和声望都一文不值。”而这种自由的精神与其说是发自于傲慢，不如说是发自于惰性，“这种惰性是难以想象的：它要避开一切事物，普遍生活中的一点点责任也是它难以承受的，对应说的话，应做的拜访，只要一成为'必须’，这些对我说来就都成为极大的痛苦。”当卢梭身陷巴黎社交圈中时，他常常会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局促和困窘；而当他一来到大自然中，他就如鱼得水，不仅心情愉快，而且灵感如泉涌。——赵林《浪漫之魂：让 - 雅克·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