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多变和不变 ——从杨度的多面性看他的内在本质
杨度的多变和不变
· 从杨度的多面性看他的内在本质·
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大自然是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也是千姿百态，人有多面性也顺理成章。
1992年我曾读过三卷本的《杨度》小说，也曾想写点什么，但一直没找到角度。前时琢磨过人的多面性问题，就觉得杨度很有代表性，于是也就有了此文。
杨度就是一个多面的人。1875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他曾是满清的秀才，参与公车上书，混到了满清四品顶戴。北洋时期，因鼓吹帝制一度成为袁世凯的红人。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当年和张之洞两人力荐，才让曾是清廷通缉要犯的杨度，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而在袁世凯落难之际，免官还乡的袁世凯，惨淡乘车南下，曾经权倾朝野，举目月台之上，竟无任何红顶戴前来道别，而门生故吏无不因避嫌不敢为，不料在蒸汽弥散处，两位新任阁官不避耳目前来话别，除了袁世凯的知己严修，另一位就是新官上任的杨度，感触颇多的袁世凯直言：“二君厚爱我，良感！”而杨度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在宦海中，罕有如此不避嫌的投机者，足以看出从龙之士的大气魄。'变'是杨度政治际遇中最大的特点,在'变'的同时,有些内容在杨度身上是一直未变的:其一,杨度性格特点中的'自新'精神,杨度是一个好学的人,在求知过程中敢于对以往观念进行否定,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上;其二,杨度的政治理想——'救中国',无论思想和际遇怎样转变,最终目地都是为了更好的'救中国'.这两方面的'不变'是杨度政治际遇多'变'的动力。任何人物的分析与评价都要站在时代的角度,杨度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争议较大的人物,从留学后提出'君宪救国'的道路,到对君宪模式的坚持到支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一直是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但对他最终转向民主革命,直至最终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内中的原因和史学评价的分歧层出不穷。
经过了多年的佛学修养，慢慢的他的治国主张开始转向到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杨度辅佐张宗昌，张宗昌对杨度提出的建议也是听得进去，在此期间，他开始与一些共产党进行交流，并且偷偷学习马克思主意哲学，并且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之后，杨度卖了自己的房产，一共价值4500大洋，并呼吁朋友一同营救，但没有能够成功，1927年，李大钊等同志还是被残忍的杀害了。李大钊的死去对杨度打击很大，从此他对反动势力的作为非常反感，也意识到国民共和想要救中国路还远，想要救中国，中华民族的每个老百姓都应该要站起来，不能当奴隶，要自己做主。杨度变卖了所有家产，来救苦救难那些被张作霖杀害的同志的亲属，随后，他来到上海，以为写字拟文为幌子在上海进行慈善工作。在友人潘汉年的介绍下，周恩来特批同意杨度秘密加入共产党。但是好景不长，2年后，杨度在上海去世，享年57岁。
总结起来，杨度怂恿袁世凯称帝，最终还是希望袁世凯能够救中国。杨度赞同孙中山共和，并加入共产党辅佐军阀张宗昌，也是希望孙中山能够将中国挽救于危难。杨度支持杜月笙，为杜月笙出谋划策，是迫于当时的情况以及为共产党清客。杨度秘密加入共产党后，才真正了发现能够救中国的人只有毛泽东。出生在末世的杨度虽然一生坎坷，追随多主，但最终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真天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错过机会，为中国的统一尽到自己的力量。
杨度既有多变之处也有不变之处，我们看人自然要看他的本质。周恩来能同意他入党不会是偶然的。周恩来临终前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
作为中共特科秘密党员的杨度，在其人生最后两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动属于党内特别机密，在杨度生前只有很少几位中共领导人知情。故其死后，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杨度向夏衍作了自我解剖，说自己平生做过两件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合作，他对孙中山说过：“黄兴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于这件事，杨度曾向孙中山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识到错”。 1932年，57岁的杨度因病不幸去世，去世前留下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个“后来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处于危亡的国家和民族！和杨度一样，还有很多秘密党员，并不在乎个人名声。他们最关注的是能否为国家、民族交出一份好成绩来！如果能，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
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杨度颇有感慨地对自己的子女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做到。”
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作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儿杨云碧，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
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追捕的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在杨度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妥善转移。
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搜捕，就曾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错捕，并长期受到关押，没有人再提起某些中央特科人员是如何领导秘密党员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而社会上的一些人仅仅记住了杨度曾是筹安会的帝制祸首。就连与杨度有短时间联系的夏衍，因政治环境所限，也不便对杨度的地下革命活动多说。
唯有批准杨度入党的周恩来，始终默默地记着晚年杨度其人其事。1975年冬，身居病房接受治疗的周恩来疲倦地躺在病榻上，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几天来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当神志稍微清醒时，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头，这就是关于杨度的党籍问题。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听了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话以后，一面告知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一些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杨度当年入党的详情。大家都觉得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认为周恩来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作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参见左玉河“ 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等文章）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2021年4月1 4日
END
图文：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