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故事会|熠如星辉的书法家们——魏晋南北朝篇

魏晋南北朝

1.骨灰级书法爱好者钟繇

钟繇是今天流行的楷书的创始者,书法界有一种说法,说“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学自卫夫人,而卫夫人学自钟繇。这样算起来羲之还是钟繇的徒孙,可见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相传钟繇指力了得,可以洞穿棉被。其实,真实的情形是,史上记载钟繇指力洞穿棉被,是他学书三十余年,每天夜晚在被子上不间断练字的结果。
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籍,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练习书法,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时间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就蹲在地上写字。晚上睡觉,就用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给划了个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上厕所,竟忘记了出来。
(钟繇《宣示表》)

钟繇在学习书法入迷忘我,堪称骨灰级书法爱好者,还有一事更能证明。

青年时期,钟繇就与后来的领导――曹操因为共同的书法爱好走到了一起,那时经常出席书法学术讨论会的还有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书法迷。

有一天,钟繇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就向韦诞借阅。不料这位擅长制墨的先生(韦诞制作的墨被称为“韦诞墨”,被赞誉为“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大概很怕钟繇借了不还他,也有可能是怕钟繇的书法超过他,总之,任钟繇死磨硬缠都坚决不借。

(钟繇画像)

钟繇很生气,他把胸脯擂得咚咚响,一直擂了三天,擂得胸前青一块紫一块,还呕了一大滩血,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在练大力神功,准备去跑江湖卖狗皮膏药,这韦诞也够狠心,全不为钟繇的“苦肉计”所动,硬是没给他看。钟繇却因为“表演”太投入,把自己擂得奄奄一息,亏得曹操派人送五灵丹(三国时期疗伤圣药)给他,才活过来。钟繇算是得了心病,发下誓言,说不惜等韦诞死了之后去盗墓,也要看到蔡邕的秘诀。

这差不多为韦诞做了一个广告,谁都知道韦诞手中有一本练书法的秘籍,以致于后来韦诞的墓真的被盗了。

但韦诞比钟繇晚死了二十年,钟繇是不可能亲自去盗的,但是由于他发下的那个誓言,后人还是一口咬定盗墓的事情是钟繇指使的,这可真是冤枉了钟繇。

2.韦诞题匾掷笔

韦诞,字仲将,三国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人,擅长楷书,尤其精于题署,汉魏时期的皇宫、舍馆和各类宝器上,都有他写的手迹。

(韦诞书法)

魏明帝即位后,在洛阳兴建凌云台。楼台上悬挂有未题字的匾额,让韦诞去题写。人们用笼子装着韦诞,再以滑轮、长绳牵引,吊拉上去。匾额离地面有二十五丈,韦诞站在上面,胆颤心惊。一气之下,他扔掉手中笔,把它烧了,并告诫他的子孙,断绝传授他的楷书法,还将这一条写进了家规。

3.“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

王僧虔年轻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早在刘宋朝,宋文帝在一次偶然机会见到他的一幅白绢扇面书法,赞叹不己,说:“这不只是超过了王子敬(献之),其骨力内涵,外貌风仪更不一般。不可小看。”王僧虔是晋代三朝宰相王导的五世孙,而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则又是王导的从子、从孙。王僧虔的书法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字写得好,而且对书法理论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曾著《书论》一篇。所以宋文帝如是说。

(王僧虔草书)

至齐代,王僧虔书法更臻完美,遂成海内名家。太祖萧道成也是个笃好书法的人,即帝位后,书法雅兴仍不减当年。

建元中(公元479—482年),太祖召已是丹阳(今江苏镇江)尹的王僧虔来朝,提出要与他进行书法比赛。王僧虔只得从命。君臣二人各自展纸濡墨,挥毫逞兴。作书完毕,太祖十分得意地问:“联与公卿书法,谁是第一?”王僧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太祖心里明白,自己的书法是不能与王僧虔匹敌的,付度王是否有曲意奉承之露,出如此狡黠之语。于是反问道:“第一就是第一,怎么会有两个第一?”王僧虔不慌不忙地说:“我的书法在所有大臣中数第一,陛下书法在历代帝王中数第一。”经他这样一解释,太祖又觉得似乎不无道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公卿可真会说话,既不失之自信,又不得罪人,真可谓善自为谋啊!”话语中流露出对王僧虔应对机变的嘉许。君臣二人当即互赠各自所珍藏的古代名人法书精品。

4.恨二王无臣法
黄门侍郎张融,不但对皇帝老子不在乎,对先贤书圣二王也老大不恭敬。相传他与齐高帝有一段妙趣横生的对话:“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见《南史》卷32《张融传》)。从现象上看,张融的确狂妄得可以。何等人,敢去比肩二王?再查张融书作,虽原作不可得,但历代的一些评价,于他十分不利:梁·庾肩吾《书品》列融书品下:唐·李嗣真《书后品》所列亦同;张怀璀《书断》云,“融书兼众体,於草尤工,而时有稽古之风。宽博有余,严峻不足,可谓有文德而无武功。”此而抗衡二王,当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人指其为“常自美其能”,语涉讥刺,想来也不是毫无来由的。

(傅山经典《张融海赋册页》)

但是,撇开张融本人而言,光论“臣法”与“二王法”,此语不无可取之处。尽管张融在特定条件下出此狂言为人讥笑,但一般地说,他的“恨二王无臣法”,在观念上却是凌烁前辈、居高临下的。“二王法”是前人法,对后人言是经典;其后人之法对更后人而言,不啻也是楷范。每一时代的风尚各异,后时代要有建树,势必要冲破前一代确立的种种“二王法”,自出机抒,独标新帜,这对于当时人而言是“臣法”,对后世人则又成了新的“二王法”。唐之视晋与宋之视唐,元之视宋与清之视明,无不是“二王法”与“臣法”之间互相影响又互相转换的嬗变关系。故而,张融此言落实到他这个具体环境中,是难於逃脱狂妄之嫌的;但从纯理论角度看,此言又是绝对真理,说出了历史嬗变的真谛。

宋人黄山谷对此深有感受,袁燮题其《食面帖》云:“涪翁书大率豪逸放肆,不纯用古人法度。尝称: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为律,后王所是疏为令,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到。”(见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5引)山谷的“三尺法安出哉”直是张融“恨二王无臣法”的张本。古代书家之法,可以成为今人楷则,今人书法也将成为后人楷则----安知后人不会以我黄山谷的“不法”之法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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