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 | ​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说的道统论

作者简介：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原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摘 要: 孔子在整理《六经》的同时为之作《传》《记》《序》，而建构了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脉络。同样，朱熹也是通过结集《四书》并分别为之作序，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谱系，最终完成了宋学的道统论。在《四书集注》诸序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结集、诠释《四书》而重建道统的思想追求，推动了宋代道统论思想的成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诸序中，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完成了新儒家道统论的重建。

关键词: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道统论; 道学

孔子及早期儒家通过整理《六经》，为《六经》作《传》《记》《序》，而建构了伏羲、神农、尧、舜、禹、文、武、周公的道统脉络，奠定了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同样，朱熹及宋儒也是通过结集《四书》，分别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论语集注》作序，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脉络，完成了宋儒的道统论思想体系。在《四书集注》诸篇序说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希望继承孔子整理、诠释《六经》而确立儒家道统的思想传统。他主要是通过结集、诠释《四书》而建构理学，同时推动儒家道统论思想的成型。

朱熹延续北宋儒家从人物谱系、思想内涵方面探讨道统传承，尤其是从经典文本方面全面确立道统论。《四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经典体系，是因为它们被纳入到数千年圣圣相传的儒家经典体系的道统脉络之中。朱熹通过确立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四书》学，同时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纳入到数千年圣圣相传的儒家文明传道的脉络之中，实现对儒家道统论的重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序言，就是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重建新儒家的道统论。

01

道统论与《四书》经典体系

考察儒学历史，道统思想总是与载道的经典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要真正实现道统论的重建，就必须把新的道统论与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结合起来。从中唐韩愈重提道统论，到宋初儒家学者倡导不同的道统谱系，道统问题成为宋初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从中唐到宋初，他们的道统谱系没有与相应的经典体系结合起来，其道统论就显得没有学术根基。

朱熹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统一起来。朱熹一生用力最多的是《四书》学研究。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朱熹一生如此用功于《四书》，确实因为他认为：《五经》记载的先圣道统是由《四书》传承下来的，而他以及理学家群体通过注解《四书》就是传承孔孟道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将道统论与新经典体系即他集注的《四书》联系起来。

儒学文献分为经典、诸子与传记的不同类型，在儒学史上，“经”“传”“子”的区分既是十分明确的，但又是可以转换的。为了推动儒学发展和思想更新，一些由儒家的“子学”著作，可以转变为《六经》的“传”与“记”，“传”与“记”又可能转变为独立“经典”。儒家“经”“传”“子”的文献转换，往往是根据儒学学术史、思想史演变的需求。为了推动儒学史的发展，汉儒确立和尊崇《五经》体系，同时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子学著作先后提升为传记著作；同样为了儒学史的发展，朱熹将汉代作为传记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提升为独立经典。但是，这不仅仅是文献形式的变换，中间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变化：前轴心文明的先王政典的地位在下降，而轴心时期儒家诸子的著作与思想，越来越居于儒家文献与儒家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

《中庸》《大学》作为先秦儒家的子学著作，已经在汉代编入《礼记》，尽管以后《礼记》也逐渐由传记之学演变为《礼》经，但唐以前《中庸》《大学》均不是独立经典，其思想的内涵、意义与《四书》学区别很大。宋儒开始了重建经典的行动，是由于儒家道统授受脉络，必须通过“载道之文”的经典体系才能够确立；反过来说，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子学著作提升为独立经典，需要一个儒家道统脉络的依据。于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四书”，开始由儒家子学和《五经》传记，逐渐演变、发展为独立经典，并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四书》学经典体系。

朱熹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确立为经典体系，必须确立这四部书是如何承接三代先王之道的。朱熹在《四书》的序说中，说明每一部书对于传承三代先王之道的道统论意义。孔子是儒学的创建者，他是《六经》的整理者，也是先王之道的自觉传承者，他的道统地位是儒家的基本共识。《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讲学的记录，是孔子思想的最重要著作。所以，我们在《论语集注》书前的《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可以看到，朱熹并没有对《论语》这一部书作更多道统论的说明，而主要将道统的代表经典，放到其他三部著作的阐述上。朱熹在《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主要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二程对《论语》的看法，进一步说明《论语》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朱熹在《读论语孟子法》引述程子的说法：“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这是二程、朱熹的一个重要主张，即《论语》《孟子》是儒家经典之本，这与汉儒以《六经》为儒家经典之本、《论语》只是所谓“小经”有很大区别。他们特别强调了《论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代替《六经》，这就更加强化了《论语》的道统论意义。另外，在《语孟精义序》中，朱熹即称是书“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也是进一步说明《论语》一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性。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作了不一般的处理和论证。《大学章句序》，对《大学》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地位，作了特别地强调。一方面，朱熹强调治、教合一在道统史上的意义，他肯定从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先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君师”一体、“教治”合一，这体现出“继天立极”的道脉传承，儒家学说就是继承了上古圣王“教治”合一的传统，朱熹强调“《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就是强调《大学》是记载三代“教治”合一的传道之文。另一方面，朱熹强调《大学》一书是孔子传道曾子的重要典籍，他说：“及周之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休，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朱熹引用程子的说法，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故而他将《大学》分成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叙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所以，朱熹从上述两个方面，充分肯定这一部“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的书，既保留了远古以来“君师”一体、“教治”合一的圣王之道，又是体现孔子、曾子二人传道精神的重要文献。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同样作了不一般的论证。在儒家典籍中，一直就有尧、舜、禹在传位的同时也传道的记载。《论语·尧曰》有尧帝语于舜帝之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也载有“允执其中”。以中道作为儒家道统授受的思想核心，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传统，也是《中庸》这一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朱熹通过《中庸章句序》以系统阐述儒家道统思想。一方面，朱熹强调“中道”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肯定道统史上中庸之道是一脉相承，即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另一方面，则是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在“不得其位”的情况下承接了中庸之道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而有贤于尧、舜”。孔子是“继往圣、开来学”的重要道统人物，再经过颜子、曾子之传，道统传到了子思，“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由此可见，《中庸》一书在道统史上十分重要，它是代表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又是体现孔子、颜子、曾子、子思传承道统的文本。而且，《中庸》一书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是“子思引夫子之言”，其余各章则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因此，朱熹也是从两个方面，肯定《中庸》一书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的书，是记载孔子、子思传道的重要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重要地位。

《孟子》原来是子学著作，但是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儒家学者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之道，所以，《孟子》一书就成为道统谱系上的重要文献，继而上升为经典。像《论语序说》一样，朱熹在《孟子序说》中，也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对孟子的评价，以及韩愈对《孟子》的看法，说明《孟子》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譬如，朱熹引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所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还引韩愈的评价：“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在《孟子序说》中，朱熹摘录韩愈有关儒家道统传授谱系的论述，突出了《孟子》的道统意义。《孟子》终篇《尽心下》末章载有孟子的一段感慨，历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间隔均为五百余年，他们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但是却不断有后圣继起，他显然是关注孔子之后能否有继之者的重要现实问题。朱熹《孟子集注》即从道统论的立场出发作了解说，他说：“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

朱熹因孟子而发的“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的感慨，显然是对孟子千年之后的道统，是否有继之者的现实问题的追问。而他本人之所以会以毕生精力从事《四书》学的诠释与建构，就是传承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来的道统。事实上，朱熹对孔子以来的士人传道经典重视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三代先王传道经典。

02

《四书》学与道统人物谱系

本来，所谓的“道统” 就是指传道的人物统绪。但是，在关于道统的人物统绪问题上，儒家向来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既包括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也包括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与儒家《六经》有关。儒家道统谱系依据《六经》中两部不同的经典：一部是《尚书》系统的依据，作为“人君辞诰之典”，《尚书》文献的作者从尧、舜、禹开始到夏、商、周的先王，代表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的人物谱系；另一个是《周易》系统，《易传》有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经文上下篇，而孔子则作传文以解经，故而早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这两套系统既有相同点，又有重要的差别。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更是存在很大差别，一则是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中哪些能够列入道统谱系？ 二则是儒学创建以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隋唐的不同朝代，儒学学术思潮不同，儒家学者旨趣各异，究竟谁才是儒学道统的代表，向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唐宋时期儒家士大夫面临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问题，故而他们特别需要强调、建构一个合乎时代需要的道统论。唐代韩愈的《原道》是道统论的重要文献，这一篇文章的观点十分明确：道统上溯至尧舜，下传至孟子。但是，韩愈在另外的文章中又肯定荀子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不仅仅是韩愈，唐代有许多儒家学者，包括长孙无忌、魏徵、杨倞、卢照邻、裴度等均认同“周孔荀孟”的道统人物谱系。 到了北宋初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道统谱系仍然十分多元化，他们不但对三代先王的道统谱系有互不相同的看法，尤其是对孔子以后能够列入道统人物谱系的儒家学者有大相径庭的见解。譬如，宋初理学先驱孙复、石介提出的道统说，就是在尧之前加上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六位圣王，在孟子之后加进了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四位道统传人。而苏轼则提出了由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道统谱系。他提出孔孟之后，“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其实，道统人物谱系的观念，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及其儒家学者的儒学思想状况。宋初道统人物谱系的多元化，体现出这一时期儒学复兴要求的迫切性和新儒学思想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随着宋学的不断发展，宋学不同学派争鸣的同时道学思想体系成型，道学派的道统论逐渐成熟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程颢逝世之后，程颐作《墓表》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这样，程颐就以程颢直承孔孟，作为圣人之道在宋代的继承者，正式确立了道学派的道统论。在程门弟子的推动下，特别是南宋朱熹、张栻的倡导下，一种新的道统论确立并成为思想主流。

如前所述，程朱学派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确立统一起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中每一本书的作者作了介绍和论述。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推介，因他的序言是为了确立一套新经典体系，而确立新经典体系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将这些书的作者纳入到上古时期的道统谱系。《六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是由三代圣王的道统人物而“作”，朱熹在《四书》诸序中，对每一位作者作出说明时，势必会将他与道的授受脉络联系起来。“道统”这个词在朱熹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但是，真正赋予这一个概念完整的道统论意义，特别是将道统的授受谱系与经典系统结合起来，还是朱熹的《四书》诸序。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在《中庸章句序》中使用了“道统”，并且从几个不同方面对其作了详细论证，因此朱熹被学界看作是宋学道统论的真正完成者。

我们进一步考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序言，看他如何建立起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为了强化这一道统人物谱系，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道统授受谱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统人物是“君师”合一的上古圣王，他们创造了“教治”合一的道统。朱熹提出：“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既是为了对抗佛教的法统，同时也是为了强调儒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朱熹显然吸收了《易传》的思想，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尧、舜之前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追溯《中庸》的思想渊源，对儒家道统的先王传授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自上古以来道统便圣圣相传，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在《尚书·洪范》《论语》中，均记载有尧、舜、禹授受“允执厥中”的事实，故而朱熹主要以《尚书》为依据，列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朱熹在《孟子说序》中，也特别引证了韩愈《原道》的观点，即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作为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学说。

第二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及其诸弟子的道统授受谱系，他们均是无“君师之位”但是却能够兴道统之教，故而是重要的道统人物。朱熹在《论语序说》中引述司马迁的看法，肯定孔子在道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朱熹还在《论语集注》的终篇《尧曰》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孔子在道统谱系中的地位，他引述杨时的言论说：“《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显然，朱熹在这里引述杨时之言，就是以道统论解说孔子及其《论语》“明圣学之所传者”，即应该从道统的角度“著明二十篇之大旨”。《大学》的作者历史上说法不一，这不利于道统谱系的确立。朱熹以《大学》包括孔子的经一章，曾子作传十章，进一步确立《大学》的道统谱系。朱熹肯定曾子是《大学》的作者，主要是从道统论建构方面考虑的。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特别强调“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的道统意义，他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朱子在道统人物谱系上，特别强调孟子的重要地位，在《孟子集注序说》中，朱熹引《史记·孟子列传》介绍孟子生平，重点阐释孟子的道统地位。他说：“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然后，朱熹又通过引用韩愈、二程、杨时，进一步对孟子道统地位作出充分肯定。可见，在朱熹心目中他们所继承的儒家之道，是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上承先王之道。

最关键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宋学人物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也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诸序讨论的重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将宋代道学学派列入孔孟之道的道统脉络中来，他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在同样讲义理之学的宋学学派中，程朱道学派特别重视《大学》，他们通过诠释《大学》而建构道学，就具有重要的道统谱系意义。另外，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也特别强调，程朱道学派在传授《中庸》学的道统意义。所以，《中庸章句序》和《大学章句序》一样，均凸显了程朱道学在道统谱系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选的注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集中了汉宋诸儒的注释，但是，朱熹最为重视的是程门诸子的思想。在《语孟集义序》中，朱熹曾经阐明《语孟精义》的原则，就是将二程之说“搜辑条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与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若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更是将程门道学之说作为其最基本的思想主张，其引述特别集中。有学者曾做过统计，《四书章句集注》共引用了32个学者的语录，其中居前的为二程及其弟子，占引用总数的一半以上。朱熹《四书》学以二程一派为依归的特点，恰恰体现出朱熹的《四书》学其实就是确立程朱理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朱熹所述的道统论来看，道统授受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圣王，春秋战国的孔孟，宋代的程朱。这是朱熹在《四书》诸序中论述道统人物谱系的特点。但是，如果从性质上看，朱熹所述的道统论只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即有“君师之位”的圣王道统与无“君师之位”的士人道统，这两种道统虽然有联系，但是其中的区别要特别关注。朱熹及其宋儒将代表士人道统的《四书》提升为儒家核心经典，就是突出了士人群体承担道统的重要意义。

03

《四书》学与道统核心思想

“道统”不仅仅要有传道的经典文献、人物谱系，而特别关键的是要有“道”的核心思想。唐中叶韩愈在面临佛教、道教的盛行而作《原道》时，特别强调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义”。到了宋代，无论是面对儒学外部的不同思想信仰，还是儒学内部的不同学术流派，这是努力重建新儒学的士大夫必须解答的问题。

程朱确立《四书》的新经典体系，就是认同《四书》体系里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体系中每一本书的基本宗旨与核心思想作了论述。早期儒家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共同思想特点，就是在继承三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创造性的思想提升和理论建构，其思想成果体现为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

三代先王留给儒家学者的文化遗产就是礼乐文明，这包括一整套宗教化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思想观念，早期儒家继承和改造了这一套礼仪规范，并且对这一套礼仪规范作出理性化的思想诠释和价值提升，创造出了“以礼归仁”“以礼制中”“以礼为教”的思想，形成了以仁义、中庸、教化为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所谓“以礼归仁”，就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仁”的内在情感情操，以“仁”的道德情操、道德理想去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所谓“以礼制中”，也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中”的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以“中”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和治理方法。所谓“以礼为教”， 就是通过道德教化，将“礼”的强制规范制度化解为个体道德自觉与社会优良风俗，以“教”的道德自觉与优良风俗完成“礼”的规范秩序和国家治理。

所以，宋儒所确立的《四书》学，其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他们选择、结集、诠释《四书》的目的，就是传承、弘扬、发展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四书》的每一本书既有对某一价值理念的特别关注与论述，又有对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的整体追求。

《论语》准确而全面地记载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通过对三代礼乐的先王之道的深刻思考，推动了“礼—仁”“礼—中”“礼—教”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从而确立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这些核心思想也就是道统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仁道、中庸、教化均有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以，孔子是早期儒家仁、中、教的价值体系的奠基人。但是，如何深化、展开儒家仁、中、教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孔门诸弟子各有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思想创造。唐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特别重视《大学》《中庸》《孟子》，恰恰在于这一些早期儒家文献对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中、教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孟子》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仁义。从唐中叶韩愈的《原道》开始，就将孟子推举为孔子道统的继承者，后世始有“孔孟之道”的说法。而且，韩愈《原道》的观点十分明确，他们传承的道统内容就是“仁义”。宋儒继承了这一观点，朱熹在《孟子说序》中引证了韩愈《原道》以“仁义”为儒家道统核心思想的观点。同时，朱熹又引证程子的观点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由此可见，从韩愈到二程、朱熹，均认可一个相通的观点，就是孔子与孟子传递的道统内容就是“仁”和“仁义”。但是，宋儒也发展了这一观点，韩愈仅仅是肯定孔孟之道的内容是仁义，而程朱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不仅包括性善、恻隐等心性论，还包括养气、存心等修身工夫论，这恰恰是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拓展，也是宋儒需要进一步诠释和发展的思想。孟子拓展了孔子的仁学，孟子以人的道德情感为经验基础，通过性善、恻隐等心性论思想，从人的内在的、情感的方面确立了儒家关于仁的核心价值；孟子又以义理之天为超验依据，将仁义与超越性的天道结合起来。另外，孟子还关注君子仁人如何自我修养，故而提出养气、存心等实践仁义的修身工夫论。程朱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就是希望以孟子的仁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仁学的不同思想维度。朱熹在《孟子说序》中重点引证道学宗师二程、杨时对《孟子》一书的见解，因为朱熹就是继承了二程、杨时关于《孟子》一书的核心价值及其对仁学的理论化、实践化的拓展。

《中庸》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中庸”。《中庸》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这样一部原本是普通诸子学文献，如何能够在唐宋以来上升为核心经典？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这一本书集中讨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即中道；其二，这一本书对中道作了多维度的探讨，有利于中庸之道的哲学提升。可见，《中庸》潜在的思想文化价值决定了后来的地位提升。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是他关于道统论的最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宋儒道统论必引的论著。这一篇文章通篇论述道统问题，将“中”认定为上古以来圣圣相传的道统内容，从而确立了中道在儒家道统授受过程中的特别价值。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说：“盖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在这里，朱熹明确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乃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亦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道统的精神核心。“中”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有两个思想来源。一个是近的思想来源，“中”是西周“礼”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一个是远的思想渊源，“中”是全面涉及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思维方式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而儒家思想，恰恰是既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也继承了华夏中道思想文化的传统。所以，儒家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统追溯到三代时期，就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想象，而是有着久远的文化渊源。在儒家的《六经》及诸子、传记中，“中道”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朱熹为弘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道”思想，将其作为儒家道统的内容，特别是提升了《中庸》的核心价值，将儒家中道与心性、天理统一起来。

《大学》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教”。《大学》也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它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核心经典的原因，在于它强调了“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崇教传统，彰显了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教”。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强调《大学》之教其实就是体现了三代时期“教治”合一的思想传统，这也是儒家推崇的道统。但是，这一种将德性教化与政治治理合一的思想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体现。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首先就提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这一个“教人之法” 的《大学》之教，源于“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道统。从上古的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道统脉络的人物，其实均是“继天立极”的“君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虽然无“君师”之位，但是继承先王道统而推行“先王之法”，故而有《大学》经一章留下来。然后通过曾子之传，而将此先王之道传递下来。《大学》只是古代先王的“教人之法”，其教人的内容其实就是《论语》《孟子》《中庸》的相关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所以，《论语》《孟子》《中庸》倡导的价值理念其实均可以纳入到《大学》的大框架之中。《大学》是朱熹列入《四书》之首的经典，其理由他曾多次强调：“是以是书（指《大学》）之规模虽大，然其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大学》所以被列为《四书》之首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也是为教）工夫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之为“教人之法”“教人之术”“修己治人之方”。至于《论语》《中庸》《孟子》等经典所列的教化论，均可分别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朱熹明确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大学》作为儒家为学纲目，将“修己治人之方”统统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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