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中国纪录片
关于纪录片的采访札记
体制的束缚使中国纪录片面临许多尴尬。
和国外任何一个纪录片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纪录片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社会或个人的基金，没有电视台的预买，没有真正意义的专业制片人和成熟的制片人体系。“这堪称'独一无二’的生态背景。”
电视是纪录片在中国“近乎惟一”的渠道，99%的销售份额来自电视台，只有1%来自音像和其他渠道市场，而这1%还常常99%亏损。
被称作纪录片经营家的郑琼。
“这么多优秀纪录片，传递的是一种极其正向、符合人类未来美好方向的东西，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的是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
“我宁可卖好片子把公司卖死，也不卖差片子活上一万年。”
“中国没有纪录片产业！”
“上游产权不明晰，中间没有任何经营商或经销商，下游更看不见任何有形的出口。”
中国纪录片目前进入了一个较活跃时期，许多人都拿起机器去拍。图为今年两名浙江大学生春节期间在山西拍摄一对夫妇收养十余名残障孤儿的纪录片。
纪录片在中国很少能进入主流院线影院放映。图为几位小学生在武昌洪山礼堂纪录片《南京》海报前驻足。
图为导演贾樟柯拍摄纪录片《无用》时最后一个镜头。
体制的束缚使中国纪录片面临许多尴尬。图为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导演与中外专家交流。
法治周末记者韩乐悟
“这是外国的吗？这是全人类的！”
郑琼颔首示意桌上的一摞纪录片，边说边转身将手中的一盘放入办公桌旁电视机上的播放器中。
那摞片最上面的一盘是刚刚从播放器中退出的《神秘球》，说的是一个加拿大人历时九年往返缅甸与多伦多之间痴迷于一种奇妙的运动———缅甸腾球的故事。你在感叹“竟有活在如此单纯快乐之中的人”时，更被游戏成为沟通媒介传达出的爱所感动。
此时，影片《英格兰外科大夫》的主人公、伦敦首屈一指的脑外科医生HenryMarsh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然后是一家坐落于乌克兰穷乡僻壤的医院、Henry随身行李中被英国大医院淘汰但在穷乡僻壤却求之不得的医疗器械、Henry不得不面对的“生死抉择”、多年前一个因他误诊而死亡的乌克兰女孩儿带给他心灵的折磨……
郑琼向朋友推荐片子时，总是一个没说完就又说起另一个。冬日黄昏渐暗的光线下，她弯腰在办公桌下塑料盒中翻找片子的样子，让人想起“显摆”宝藏的“海盗”。你忙着要走，她会在你临出门时，手执遥控器说，“我给你再搂一眼这个”；“后边几个镜头特别好，你先看一下……”
作为中国第一家纪录片代理公司———北京零频道的老板，郑琼将自己的公司定位为“一群喜欢好内容的人”、“好内容传播者”。在其前不久主办的国际纪录片论坛中，展映了20部堪称“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几乎场场爆满，约有5000人次观看。
如今，他们正在忙于准备今年的论坛申请资料、选片等。“保持品质很重要”，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对2009年的折腾了一年、最终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论坛，郑琼用“总体比较满意”来评价。“开始我一个人看到，后来我同事看到，论坛上有800人看到，这就够了！”
这句话不仅泛指论坛上展映的所有片子，还特指论坛开幕影片《永远》。这位由荷兰纪录片大师海蒂·霍尼曼(HeddyHonigmann)执导的纪录片，表达的是她所有纪录片的一个共同主题：生命、爱与死亡，探讨了艺术对生命的重要性。该片曾创下荷兰纪录片电影票房记录，并获得多项国际最高奖项。正是这部片子，让郑琼2006年在莱比锡纪录片节上首次看到后，“甚至觉得看过它了，即使坐飞机掉下来也值！”
郑琼多次提到她喜欢的哥本哈根一家纪录片代理公司的自我介绍：爱的劳工(LaborofLove)。“她们最大的骄傲是多年持续不断地在全世界销售那些充满爱的影片。她们的影片让人笑、让人哭、让人相爱并让人学到点什么。”
这也让郑琼及其团队颇感满足：“我们做的正是这样的事。”这些年推广的片子都是充满爱和智慧的，是有灵魂的。这些东西会对人有深远的影响，“至少在一霎那会让你内心柔软起来，也让这个世界不那么紧绷”。
“我宁可卖好片子把公司卖死，也不卖差片子活上一万年。”郑琼说。
这些年郑琼到许多国家参加过纪录片节。其中能挤出的时间都用来看片子了。常常是一包饼干、一块面包陪伴她呆在看片室。好片子看多了，最初的激动、绝望过后，也想建个纪录片库、办纪录片论坛或纪录片节，“让人们知道好东西什么样、好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郑琼说。
在郑琼看来，别看现在互联网技术很发达，但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心态的封闭，通道的封闭。”“这么多优秀纪录片，传递的是一种极其正向、符合人类未来美好方向的东西，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的是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
知道等传播渠道铺设好、等国内电视台公映是没谱的事，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好东西，零频道做了许多按常理非代理人份内之事，比如近年所做的小范围纪录片免费播放、纪录片制作培训等。目前零频道已收藏了3000多部世界各地的纪录片。从2005年至今，已做了700多场免费展映。培训基本上每年3至4期，已有逾百人参加过这个培训。
郑琼曾比喻，这就好比在大山里买了辆宝马，还得自己去铺路。好比你想吃一块不含三聚氰胺的豆腐，就得自己开一个豆腐店，然后再包下100亩地，去种有机黄豆。“这样也好，捎带的结果是，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这些有机食品了。”听上去似在发牢骚，但显然又乐此不疲。
究竟为什么做起了纪录片？郑琼及其团队成员的回答很相似，多是“很难说清”。
赔钱“做劳工”
“劳工”也并不那么容易做。就拿这次论坛申办来说，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着实“颠簸”了一番。
讲起论坛整个申请过程，周末寂静无人的办公室时而爆出笑声。
办论坛其实就两件事，一是申请批文，二是搞钱。郑琼没怎么说钱的事，除了2009年初为一部纪录片申请基金时，“歪打正着”申请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基金会的一万欧元活动项目资金支持外，没“忽悠”进来什么钱。最终的论坛没有商业赞助，只有相关基金、机构的支持和个人捐助，相比预算，甚至还有资金缺口。
对赔钱“做劳工”，郑琼很坦然：“本来也没想赚钱。”但说起申请批文过程，她却语流不断并多有发笑的比喻，如为使自己这种小公司够格和国家级机构“搭讪”，听朋友劝，琢磨“傍大款”，然后知道事情还真的可能有转机———从最初的“不让办”到终于可以带上一个“环境类纪录片研讨会”的“绿帽子”在北京举办一个国际纪录片论坛。
事情似乎OK了，但就在要递交申请报告之前，因另外原因，这个“大款”
竟没傍成。接着便又想把论坛挪到沿海旅游城市去办。郑琼说，“把和地方政府有关系的朋友都找遍了。然后就像谈恋爱，对方总是答应和你结婚，可就是见不到一个能落实的东西”。
纪录片论坛、电影节是纪录片交流、交易的最主要渠道。波折之中，她曾感叹“很多人类精神财富和我们无关”。
但结果是好的。为期5天的国际纪录片论坛终于得以在2009年12月中旬于北京电影学院正式举办。论坛邀请到来自荷兰、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顶级纪录片大师，他们不仅带来自己近年获奖的新片，还在论坛开办了相关主题研讨和“大师班纪录片工作坊”。
郑琼说，当时她和团队成员之间的短信至今还留着。“现在想到那会儿，脸上还留着当时的傻笑。”
此时说起其中的波折，曾经爱抱怨的郑琼反倒显得很平和，并对主管部门心存感激：“这件事整个过程使我相信，人是可以沟通的。”还有对合作方的理解：“在对内容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让人家动用资源很难。”郑琼说。
让郑琼欣慰的还有她的团队。一位此前已递了辞呈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个论坛又回到公司。遇到困难时，郑琼常常把她们叫到一起：“你们自己说做还是不做？”“她们的劲头比我还大！”郑琼说。
媒体采访时，常常问郑琼下一步公司如何规划、对中国纪录片市场有何期待。郑琼的回答是，公司自有公司自己的生命。市场如何那不是她考虑的事。她甚至说，她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也不想有什么社会担当。“那是别人给你扣的大帽子。我才不上那个当呢！”
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这么好的片子，为什么不能在国内电视台公映？”论坛期间，《鲨鱼海洋》展映后，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纪录片爱好者邵先生走出看片场时说。加拿大导演罗伯·斯特尔特的这部片子，展现的是鱼翅市场的存在，导致鲨鱼被狂捕滥杀的问题。从中还可看到鲨鱼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对鲨鱼的严重误解。
“上游产权不明晰，中间没有任何经营商或经销商，下游更看不见任何有形的出口。”郑琼曾如此概括十年前她们进入纪录片领域时的状况。
“这十年有什么变化？”你问。
“你说有变化吗？”郑琼反问。
似乎也不能和郑琼谈中国纪录片市场：
“还认为没市场？”
“你说有吗？”
虽然郑琼一再强调要“分清自己的事和上帝的事”，她只想推介更多的好片子，让更多的人看到好东西。别的事、包括市场怎样，她管不了。但没市场怎么活？满世界买片子，卖给国内电视台，赚发行佣金，这是她的“生意”。
认识郑琼十多年，其间总是不断传来她“不干了、回老家”，然后是“还没走，还在做”的消息。她曾玩笑她“做公司的目的就是把公司做死。在没死之前都活着，这就赚了。”以致媒体说她是“要把公司做死的代理商”。《大国崛起》制片人高晓蒙隔段时间就打电话问郑琼“你们还活着吗？”，也成为媒体传送的经典笑谈。
这十年间，零频道做得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是李京红的《姐妹》。这部20集、每集45分钟由单机单人拍摄的片子，直接硬成本30多万元人民币，2004至2005年，在国内销售收入320万元。
郑琼分析说，它之所以销售成功，主要因为20集的长度、45分钟的格式恰好适合进入中国电视最成熟的领域———电视剧市场。但问题是，为了挤进这个市场，加强戏剧冲突，导演在片中加入了很多设计的成分，“这使纪录片的纯粹性大打折扣”。
后来，零频道投了十万元钱将这部片子做成音像制品，但至今这些光盘还堆在办公室里。朋友看到这些盘，会被她问，“还要不要一套？”这次论坛中，《姐妹》成了小花絮———抽奖环节的奖品之一。
在郑琼看来，体制的束缚使中国纪录片面临许多尴尬。和国外任何一个纪录片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纪录片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社会或个人的基金，没有电视台的预买，没有真正意义的专业制片人和成熟的制片人体系。“这堪称'独一无二’的生态背景。”
电视是纪录片在中国“近乎惟一”的渠道，99%的销售份额来自电视台，只有1%来自音像和其他渠道市场，而这1%还常常99%亏损。
中国有300多个电视台、3200个电视频道，这说起来常常让外国人羡慕。一次郑琼在澳大利亚的一位独立制作人家中做客，“他们听说中国有那么多个频道时，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郑琼也诚实作答：“听起来好像有很多机会实际上不是。”
因为这么多频道全部归属国家所有。制作和播出一体，电视台既是制作单位，又是播出系统。而且纪录片要以栏目状态出现在各个电视频道上，这使得纪录片的内容受到很多限制。全国纪录片栏目大概有60多个，真正有购买能力的不超过20个。
中国的纪录片从业人员，体制内的，资金来源于电视台拨款，一个小时纪录片通常预算为5至6万元；内容创作的空间较小、产权不清晰、内容多跟宣传相关。体制外的资金来源于自筹，多是朋友或家庭的支持或借款，一小时纪录片的预算3000至3万元不等。
中国的纪录片由于收视率原因，一般被安排在23点后播出。以致有纪录片制作人自嘲是给失眠者催眠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同一领域，却有着另一番“风景”。在那里，纪录片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保留着在电影院线播放的传统。成熟的制片和市场体系使得优秀的纪录片源源不断。“那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连纪录片电影节，也是有专人在做。”郑琼感慨道。
在郑琼看来，在那些国家，纪录片从业人员的日子也好过些。以澳大利亚为例，虽然他们只有有限的两个电视频道可选择，但他们至少有一套有效机制，他们可以预卖自己想拍的选题，在国内可以申请来自国家和社会上的纪录片基金、可以得到电视台提前预购的费用，又因为语言优势，市场可以延伸至其他相关国家。郑琼说，“这就是马太效应，越好越有，越有越好”。
在中国，渠道的狭窄，使国际顶级纪录片的传播受到局限，不仅观众少有机会观看到这些纪录片，纪录片从业人员也鲜有与海外同行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从而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专业水平的提升。
多年从事纪录片教学工作的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司徒兆敦先生认为，中国纪录片目前进入了一个较活跃时期，许多人都拿起机器去拍，但真正有思考的片子不多。纪录片的栏目制限制了纪录片的创作，使其制作格式化，与纪录片的丰富性不搭界。
“这也难怪，要钱没钱，要时间没时间。纪录片的制作，是要花很多时间与被拍摄者沟通的。”他说。
应了那句话：爱之深，恨之切。表面看上去平和了许多的郑琼，率直本性不移。常常是言语尖刻、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一次会上她放言“中国纪录片专业水准与海外比，要差50到100年！”这让某些导演至今耿耿于怀。媒体也一再渲染、复制此类“大棒”故事。这次论坛后，有媒体又把郑琼眼中的“差别”换了个说法：关键不是量或质，是有和无的区别。是谓“中国没有纪录片！”
郑琼微笑淡言此为“断章取义”。在她看来，中国是没有纪录片产业。事实上，话无论怎样讲，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一位同样从事纪录片代理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干了几年，最大的感受是本国的纪录片没什么可看的。而一位多年与纪录片打交道的部队影视工作者说，目前中国某些纪录片拍摄所用的设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设备。“不是技术和设备问题，是人的问题。”
2月23日晚，零频道的邹娟在电话中说，她们正忙于为今年的论坛准备片子。目标基本锁定在近一两年在国际上获奖的片子。到目前似乎还没有大陆导演的片子进入“视野”。或许会有台湾、香港导演的片子。
零频道免费展映仍在继续。本周准备放映的是加拿大动画短片《拯救大师雷恩》(《RYAN》)。该片以曾经如日中天而今潦倒街头的加拿大动画艺术家RyanLarkin的传奇人生为线索，表现了艺术家的人生、艺术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