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聊一位叫做萧红的女性
肉身是自由的牢笼——读林贤治《漂泊者萧红》
文/蔡朝阳
我只读过萧红的《呼兰河传》，但读完便惊为天人。这种才华，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唯有张爱玲可以一比，其余均不在同一个层级。而萧红实际上比张爱玲大10岁，接近于一轮了。这10岁是很要紧的，关系到新文学的语言成熟到何种程度。张爱玲的语言显然是更接近脱胎于文人作品的，不管是主流的作品还是通俗小说和野史杂记，她属于这个“文化”的序列里面；而萧红的语言更像原生态的，是纯然的心灵倾述，更“野”。我觉得萧红的稚拙可喜的语言后面，是她的不通世故，这种不通世故，恰好成就了她的纯粹性，一种童蒙未脱的单纯。
夏志清后来表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没有更多的介绍萧红，感到很遗憾。这和萧红31岁便离开人世，一生太过短暂怕也有关系。但至少我们现在有更多人开始了解她了。
因为是林贤治先生谈文学的书，自然值得买来一读。林先生对文学的感受之灵敏，也是少见的。我在读这本书之前，对萧红的生平所知仅一鳞半爪，现在读了这本书，可以说是较为深切的了解了萧红悲剧的一生。我在用“悲剧”这个词语的时候，颇有些迟疑。因为是否悲剧，可能还要看这个人自己的感受，别人自然无法代替他自己的感受。萧红一生短暂，充满苦难，但如飞蛾扑火般追求自由，终于以身殉之，求仁得仁又何怨，谁又能说这是一个悲剧？
但我最终还是用“悲剧”这个词语，只是觉得，萧红穷其一生，并没有找到一个能真正理解她爱她的人，她对自由的那种生命冲动本身带来的追求，没有人能够理解，她活在了时代的前面，这才是她最大的悲剧。从传记来看，真正能了解萧红的，怕只有鲁迅一人，然而这位如长辈般用羽翼呵护萧红的宽厚老人，和萧红的交往只有一年，他去世之时，萧红还在日本，鲁迅临死之前，还在询问，萧红和萧军最近有无信来。
正如林贤治先生用“自由”来观察五十年来之散文一样，他对萧红的评价，也用的是“自由”的尺度，林贤治笔下对萧红之爱，大致也正由于萧红那种对自由的深层渴求，打动了人。然而自由又怎么会轻易获得，萧红一生挣扎于此，最终寂然死于香港，其中悲凉，后人显然不能用轻松的语调谈论甚或玩味。因为这里面的艰难，我现在终于可以用一个成年人的眼光，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来体会了。
我用两个词语来概括萧红一生的悲剧：贫困和女性。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1911年出生，在1930年代左右度过她青春年华的女性，懂得自由，醒悟自身的独立价值，这是一切的苦难之源。为什么，萧红你不能像全中国所有女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而无声无息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直至消失，就像千年来的全部女性那样！思想就是痛苦与悲剧的根源。这是萧红悲剧一生的第一个根源。鲁迅讨论的那个长久的问题——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在萧红身上有现实的回响。
在萧红能够用文字表述自己之前，她的处境是艰难的，她逃家、逃婚，但时刻可能重新沦回到千年来那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当中。当我们看到萧红怀着非其所爱之人的孩子，在哈尔滨饥寒交迫的时候，这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命运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此时此景，人们显然无法想到这个人将来竟然会有如此的创造力爆发。
但自由毕竟是对自身生命内在渴求的一种唤醒，了解自由之可贵之后，人便再也不会回到奴役与黑暗之中去了。因而，萧红的这种近乎挣扎的努力，便分外动人。当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与萧军首次相遇，这种奇妙的爱情，在林贤治笔下就像一场奇迹。然而，萧军未必就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萧红，这对一度相濡以沫的苦命鸳鸯，从文学才华上讲，萧军不如萧红，已成定论，但萧军对自由的理解乃至追求，也远不如萧红那样，是直觉，是生命深处的渴求。
身为女性，萧红要承受的艰辛，远比同时代的男性要多。但这并非全部是女性这个性别给她的，更是这个男权社会的所谓约定俗成的观念的压迫。即便萧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穷困，但她依然不能在那些和她一样的新青年中得到足够的基于对她个人价值的认同之上的尊重。在很多场合，她被称为“萧军的夫人”，而非“萧红”。而萧红的“折腾”，正在于，她不甘为任何人的附庸，她是她自己的，她要以个体的名义，去开拓更多的自由。
幸好萧红有创作。这是她抵抗一切的唯一武器。当她进入写作，世界异常美好，在写作中，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写作才是她最自由的时刻，因为写作，是全然的性灵的宣泄，是物与我游、天人合一的境地。基于这种对写作的近于宗教般的虔诚，萧红也不认同那种将写作当做救亡的工具的观点。这是她和全部左右翼文人的最大区别。就像她认为个体的纯粹那样，她坚持写作的纯粹。
庄子里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刘小枫编一本书，叫做“沉重的肉身”。如果我们承认这种两分法，那么灵魂渴望飞升属于轻，而肉体滞重向下属于重，这是每个人内在的带有先验性质的冲突。那么，肉身本身便是自由的牢笼。在人们奋斗以获得更多的自由的时候，要战胜的，不但是外在的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战胜肉身滞重给人的下坠。而在这个冲突中，必然将勃发出巨大能量。
在我的理解中，萧红的全部作品，不应该仅仅叫做她的“艺术成就”，而是她在对自由的追求中迸发的那种炫目光彩。一位仅活到了31岁的女性，短暂的漂泊的一生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重要呢？
傅雷在译著《约翰·克里斯多夫》献词里说：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不断的超拔与更新。
萧红的一生，就像在诠释这个论断。
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