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2020，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人间记事系列之九
李庆曾: 2020，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摘要
从来没想过进行文学创作的我，在2020年误打误撞地走上了纪实文学的笔耕之路。不到十个月间，我写下的文字有30多万。包括童年的记忆、中学时代、兵团岁月、求学之路、改革大潮、澳洲纪实、人间记事等几大系列。其中多篇在网络江湖上得到了认可，有的还在海峡两岸的正规刊物上发表了出来。其中的一篇是揭露杀猪盘的，在12月份上了知乎热搜，连续两天排名第三。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2020年疫情肆虐，人们都在隔离，我也只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期间写下的这些文字，权当是大灾之年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关键词： 2020年； 疫情肆虐； 纪实文学创作； 知乎热搜
2020年是大灾之年，新冠疫情肆虐。大约有大半年的时间，人们都在家里“猫冬”。我在这年误打误撞地开始了纪实文学的创作。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一
2020年2月底，我通过百度搜索偶然发现了先父的两部遗作。（如下图）一本书的名字为《贵州田赋研究》［1］，这是他在1938年就读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学习时写的毕业论文，全书共计546页；另一本书是与此相关的《实习调查日记》［2］，这本书有132页。对于这两本书的正式出版，包括父亲在内，我们全家无人知晓。
［1］李荫乔：《贵州田赋研究》（M），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v.1 ，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六十六年版，第1-546页。
［2］李荫乔：《实习调查日记》（M），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v.184 ，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六十六年版，第89746-89878页。
这两本书是被编辑在一部文集中正式出版的。这部文集的名字是《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全集共201册，6000余万字）［3］，文集的主编是萧铮。查询后得知，此人当时的身份是父亲所学习的那个地政学院（系）的主任。
（［3］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
萧铮主任把本系所有毕业生（前后共9届，168人）在1930年代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毕业论文，及相关文献编辑起来，于1977年由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和美国中文资料中心联合出版，便构成了这部由萧铮主编的全部为手写恭楷字体的文献巨著。
我发现父亲的遗作的信息时，正值疫情严重期间，大家都在居家隔离。我在北京闲居，于是在3月初通过网购，把这两本书买了回来。
这两本出版物总共六百余页，除少量表格、文件外，全部为先父的手写恭楷原稿的影印件。
《贵州田赋研究》第1页
我先把两本书大致浏览了一遍。先父的《贵州田赋研究》是萧铮先生主编的这部文献巨著的首篇，可见其学术价值的弥足珍贵。
先父的那本《实习调查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从1938年6月底离开重庆辗转数地到达贵阳，7月1日开始在贵州省财政厅进行毕业调查，到9月20日完成调查，离开贵阳返回重庆其活动的全部轨迹。这几十天日记的每一篇，都详细记载了他的日程安排和调查结果，同时在有些篇中还记录了当时的主要战况。偶有感慨议论的尽管并不多见，但从这字里行间中足以展现出，作者是一位文字上有功底、学术上有建树、思想上有正气，敢于公开批判国民政府的贪婪与卑鄙的有志之士。这些文字也展现出，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作者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志士仁人。
《实习调查日记》中的一篇。可见一个爱国学子对战况的关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通过对父亲遗作的阅读，逐步的、以至最后完全的，颠覆了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平庸形象，让我有机会见到一个长期被隐藏起来的另一个真实的父亲。
二
由于首次看到父亲的遗作，感触良多。当时我一边阅读，一边在家里的亲友群里，与哥哥姐姐们进行交流。在给他们介绍这些文字内容的同时，也谈及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几天的功夫，我在亲友群里所写的这一段一段的东西已有四、五千字。
当时清明已经临近。由于疫情，给父母扫墓是去不成了。于是我想，不如把在亲友群里所写的这些零散的东西整理起来，合成一篇东西，以此作为清明节对父母的一次特殊的祭奠方式。
目的明确了，也就有了动力。我把在群里发的那些夹叙夹议的文字收集起来，再把这些东西加以调理和补充，就在4月4日清明节这天，完成了一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初稿。
以前，我从未给自媒体投过稿，不懂自媒体的规矩。在清明节那天，我把这一初稿同时投给了三个微信公众号：“30号院”“新三届”“在人间living”。认为不拿稿费，多投几家也无妨。
“30号院”的反应最快，好像在我投稿的第二天，文章就被发表了出来。“在人间living”立即回复了我的投稿邮件，说：“文稿收悉。谢谢。稍后安排发”。只有“新三届”没有音信。但没过几天，他们也把这篇文章改换了标题后，发表了出来。
清明过后，疫情仍在延续，百无聊赖。我想，既然文章已经成型，为什么不把它公开发表出来呢？
于是，我着手把这篇文章进行了一些正规化的加工。将原来用于交流的口语化的文字，修改为正规的书面语。按照一般学术论文的要求，增添了中英文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等内容。同时将一些引文，用正规论文的要求标明了出处。
完成这些，大约用了我十天左右的时间。修改完成后，正在琢磨找一家比较合适的刊物上去投稿。说来也巧，在4月14日那天，我刚改好的文章就被一家核心刊物的主编相中。5月份就在这份期刊上公开发表了。(如下图)
《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2期
三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这两本著作，首先是在台湾和美国出版的。通过网上搜索，我还发现，贵州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近年来编纂的，反映贵州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大型丛书——《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中，也收录了父亲的遗作《贵州田赋研究》，并将手稿影印版改为铅字印刷版，由贵州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4］。
（［4］李荫乔著，商毅整理：《贵州田赋研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二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整理者在2011年还专门为《贵州田赋研究》撰写了整理前言。这个前言提到： “关于作者李荫乔，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萧铮在序言中还说，学员们实习调查回来之后，'又一年始得卒业，分发各省工作’。《贵州田赋研究》成于一九三八年冬，李荫乔分发也当在次年或更后，尚处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几十年过去， 查不到战乱之时一个人的踪迹，当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不足为奇。不过，这些实习调查报告，对保存贵州那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珍贵的资料，贵州人不该忘记他们。”［5］
［5］同［4］，第I页。
看到了这份整理前言，我便主动电话联系了贵州省政府的这家文史研究馆，以向他们提供我父亲的情况，来弥补整理者的缺憾。他们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弄清了我的意图后，就提供了一个负责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我在微信上向这位负责人介绍了我父亲的简单情况，同时把我刚刚整理好的这篇文章，作为背景材料也发了过去。他看完了这篇文章后，立即在微信上留言说：“李老师，大作读完了，非常好。我主编《贵州文史丛刊》，可否给我们发？在贵州发有特殊意义。”
我原来是不知道这家文史研究馆办有刊物，听这位主编这么一说，我随手在“知网”上翻了一下，发现《贵州文史丛刊》是“知网”独家出版物，属于核心期刊。把我的这篇文章交给他们，既弥补了父亲这篇毕业论文整理者的缺憾，也使我祭奠父亲的文章得以公开面世，可以说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是4月14日晚上在微信上进行的交流，当即就敲定由他们的刊物发表这篇文章。5月1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刊物中，他们就把这篇文章发表了出来。［6］
（［6］李庆曾：李荫乔与《贵州田赋研究》《实习调查日记》，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2期，第123-130页。）
我主编过国家级期刊，如此迅速的发表周期，估计也创造了他们这份季刊的先河。
后来我又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增补和修改，并将最后的定稿投到台湾的地政研究所刊物《土地问题研究季刊》，发表在该刊的第75期（2020年9月）。（如下图）
《土地问题研究季刊》第75期（2020年9月）
四
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那时还在大学读书，写的东西不多。直到1984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后，我才勤于笔耕，短短四五年就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其中有二十篇左右被《中国知网》所收录。由于著述颇丰，我在1987年被社科院特批，提前晋升为副研究员（我在一年前刚拿到中级职称）。
1989年我去澳洲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其间，这所大学印发过我撰写的英文论文的小册子，我也创作并发表了一些英文论文，但中文写作就此辍笔了。
尽管在10年前，我就开始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带研究生，但也只限于指导学生的学习、实习、论文的写作等，需要自己动笔写作的不多。只是在两三年前，介入了农业部所委托的一项研究课题的组织工作，写过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发表在农业部的一份刊物上。所以每年除了要写几篇学生毕业论文的几百字的评述以外，我再也没有从事任何方面的写作。
我30年前的那些作品，多是些经济方面的论述性文章。如果不是这次在疫情期间的误打误撞，我是绝不会涉及文学创作的。因为我自知文采不高。
1977年高考时，我四门课程的总成绩是306分。几科成绩中，我的语文成绩最差，只有67分。我知道，主要是因为占了总成绩80%的那篇作文没写好，把我的语文分数拉下来了。连作文都写不好，当然不会去想，今后去从事文学方面的创作了。
而与文学创作不同，政论文章需要的重点是有逻辑的表述，而不需要有多高的文采。我刚刚完成的这篇有关父亲的文章，尽管属于文学范畴，但是这种纪实文学所需要的主要是事实，而不是文采。而叙述清楚一个事实，实际上是我的强项。也可以说，这是我擅长写作的论述性文章的基本功。
尽管我已多年没有进行写作，但毕竟是科班出身，文字功底还在。我的有关父亲的这篇习作，不仅在网络江湖上得到了认可，而且在海峡两岸的正规期刊上也发表了出来。这就调动了我进一步写作类似东西的积极性。
从今年3月到现在的12月，我写下的文字已有30余万。这些文章涉及到许多系列，包括： 童年的记忆、中学印象、兵团岁月、求学之路、改革大潮、澳洲纪实、以及人间记事等。算是我在这大灾之年的偶有所得吧。
好在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既不需要过多的资料查找来引经据典，也不需要许多的华丽词汇来显示文采。无非就是一段一段地、有秩序地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在社会背景下平铺直叙地摆放出来，再加上自己的真实感受。这对我不是难事。写完后，如果能够作为史料保存起来，或许对社会还有些意义。
五
我的“人间记事”系列中的一篇在12月份上了“知乎热搜”。
2019年4-5月间，我误入了一个“杀猪盘”。由于我的警觉，没有在这场投资骗局中遭受损失。而我所知的另一位投资者则损失了30万元。
骗局的组织者是用“百万元投资大赛”的形式来吸引投资者眼球的。共有四位“老师”参与了这场大赛，其中“唐毅老师”的人气最高。我和上面那位受骗者都是唐老师战队微信群的成员。微信群的群主叫赵莹。
唐老师利用去年“五一”过后千股跌停的惨淡行情，号召大家离开股市，投资于数字货币。他带我们进入的这个数字货币平台的名称是“ABM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在唐老师的带领下进行操作，我与上面那位投资者都有盈利。在短短的一周内，我账面上的浮盈已经高达40%。上面那位投资者跟我说，她已经将多年来在股票二级市场上的亏损全部赚了回来。在赚钱效应的作用下，群里的投资者们则更加兴奋异常，纷纷表示要追加投资。（如下图所示）这时唐老师号召大家增加投资用于“打新”。这只新上市的数字货币名称叫Power。
上述诸多“群友”的诱惑性语言都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在群内的我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我偶然发现了这场投资骗局的破绽，醒悟后的我把所有的投资都转了出来。整个算下来，我还赚了两三千元。而上面那位投资者则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了，她的30万元则全军覆没。不久，这个数字货币的APP就打不开了。
在今年10月我动笔，将去年误入“杀猪盘”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并于12月15日在微信公众号“豹变”上发表了出来。12月17日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张洋先生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个截图，截图显示这篇文章在“知乎热搜”上排名第三。18日我又查了两次知乎热搜，这篇文章上上下下的兄弟姊妹已有很大变化，但其稳坐钓鱼台，仍旧名列第三。人们对“杀猪盘”的关注可见一斑。
20-12-17及12-18知乎热搜截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BA教育中心）
2020-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