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医院“大感染模式”强在哪儿？胡必杰全面解读背后用意
感染-感控-微生物“三位一体”是中山大感染模式的核心内涵及发展基石。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更好地保障了医疗质量与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感染病学科如坐“火山口”，经受种种压力测试；疫情也是一块试金石，让真正做得好的医院脱颖而出。
在业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称“中山医院”）感染诊疗与防控中心早已赫赫有名，堪称标杆。日前，该中心斩获“2020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最年轻科室。
在获奖感言中，中山医院感染诊疗与防控中心主任胡必杰表示，感染-感控-微生物“三位一体”是中山大感染模式的核心内涵及发展基石。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更好地保障了医疗质量与安全。
在不少人的理解中，“感染”和“感控”，一个偏技术，一个偏行政，甚至将它们混为一谈。中山医院是如何形成“三位一体”的大感染模式的？对于其他医院有何借鉴之处？疫情中暴露了感染病学科的哪些问题？对此，健康界采访到了胡必杰教授，对如上问题进行解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诊疗与防控中心主任胡必杰
中山“大感染模式”强在哪儿？
在中山医院，“三位一体大感染”是一个提倡了很多年的理念，近年来才得以真正实现。背后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
胡必杰告诉健康界，将感染、感控、微生物进行整合有其天然原因，即他们是跟感染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相关的三个部门。其中，感染的诊断，由检验科的微生物实验室进行；感染的治疗，是大内科的感染病科负责；而医院感染管理则属于职能科室。
事实上，这三个部门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介绍，微生物在检验科没有生化强大，说起来就是“赚的钱不多”，所以在检验科经常不太受重视；感染病科，因为不像心内科、呼吸科，能看更多的病人，盈利比较少，甚至亏损，所以也不太得到重视；医院感染管理科在职能科室里，肯定没办法跟医务科、科研科相比，甚至不如教育科。
十几年前，胡必杰就提出设想，将这三个弱势科室整合起来，弱弱弱联合，变一个强的科室，在医院里建立一定影响力，使感染病的诊治和防控可以做得更好。时任北京朝阳医院感染科兼感控科主任曹斌也是“三位一体”模式的倡导者，他认为，根据国际相关文献，“三位一体’”的模式最有利于感染病学科的发展。
然而当时在中山医院，胡必杰兼管感控和微生物两个科室，离“三位一体”还有一定的距离。直到6年前，他抓住一次建言机会，提出希望中山医院成立一个真正的感染性疾病科，这一建议得到了医院领导的肯定和采纳。于是，中山医院首创性地将感染、感控、微生物合体，改建成立感染诊疗与防控中心。
“弱弱弱联合”的设想终于实现了，胡必杰也明显感受到，这一模式非常有利于感染病的快速、精准诊断，以及快速治疗。在感染防控上，中山医院率先尝试从微生物层面做感控，成为“精准感控”的引领者。凭借先进的感染诊疗技术、防控手段，中山感染逐渐声名鹊起，成为业内标杆。昔日的三个弱势科室，如今成为最强典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团队业务学习（受访者供图）
各医院可探索自己的“大感染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一个人兼任三个科室的主任，才叫“大感染模式”。胡必杰介绍，目前自己在中山医院兼任感染科、感控科两个科室的主任，而微生物依然归检验科管理，但这并不妨碍三个团队进行学习交流和业务配合。从两年前开始，每周二晚上5:00~8:00，是该医院感染、感控、微生物团队雷打不动的业务学习、科研探讨时间，如今已形成机制。
“总的来说，大感染模式要求管理者是懂感染的临床医生，还要懂微生物、抗生素，懂感控。” 据其介绍，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上一任主任委员王贵强教授，这一任主任委员李太生教授，都是“感染病科专家担任医院感控科主任”的倡导者。如此，将非常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也才真正能够把感控工作做好。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很多医院并非像中山医院这样，一位管理者兼任两职。胡必杰认为，各家医院情况不同，有的医院感染病科医生水平高，可以兼任感控科主任；有的医院感染病科水平不高，而感控科护士或公卫医生反而能力很强，就可以由感控护士或公卫医生去做感控科主任，同时再由懂感染病的医生兼任感控科副主任。“不必拘泥主任由谁担任。总的原则，是两个科室、两个专业人员应当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和支撑，就能把感染、感控做好。”
人才培养也是实现大感染模式的重要基础。“目前可培养的人才是有的，关键在于让临床医生愿意放弃部分临床工作，去做感控、做微生物。”胡必杰说，这就需要医院里面有相应政策的支持，毕竟医生放弃部分临床工作，势必影响其业务收入、职称晋升。
但中山医院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该医院现有的大感染模式培养体系，感染科主治医生都要被派去感染管理科、微生物实验室轮转，每次待上三个月，还要参加每周二晚上的业务学习。氛围加上轮转、培训，随着时间的积累，能力慢慢就提升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诊疗与防控中心主任胡必杰查房（受访者供图）
疫情暴露国内感染病科“软肋”
“大感染模式”的探索，让中山医院的感染病科地位有所提升。在感染病科设立之后，其他科室遇到疑难的、合并的感染性疾病时，就会让感染病科的医生去会诊，明确病原学诊断，为病人制定更合理、精准的抗感染治疗方案，以及如何正确地使用抗生素等。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感染病学科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足，这也是近年来胡必杰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国内的感染病科大多由传染病科转变而来，因此不论是感染病科业务的开展，还是感染科医生的专业能力，常局限于传统的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丙肝的角色定位上。”但事实上，这只是感染病学科其中的一部分。
按照国际要求，除了诊治传染病，感染病科医生更多时候是处理没有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比如中枢感染、骨关节感染、败血症、心内膜炎、肺部感染、腹腔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以及各种免疫抑制患者感染等等。感染病科需要对各类细菌、真菌都熟悉。此外，还要协助全院各科室治疗有感染情况的病人，审核高级抗菌药物的使用。对一些重症的感染导致的呼吸衰竭、肝肾功能衰竭，以及电解质混乱等，也要会处理。但目前国内的感染病科与国际标准相比，差距还很大。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暴露了国内感染病科发展的“软肋”。在面对以呼吸道感染为主的全身病毒性疾病时，其综合应对能力、组织能力还比较薄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疫情暴发后，大多数医院都是呼吸科、重症医学科冲在前面的原因。
不仅如此，感染病科对于重症患者的救治能力也存在不足。当医院组织ICU医生、呼吸科医生等对重症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时，感染病科医生总体表现相对较弱；此外，一些重危病人到最后阶段会继发细菌、真菌感染，感染病科在合并细菌、真菌感染应对上，处置能力也不够。
感染团队4位临床医生、2位感控医生参加抗疫（受访者供图）
多项培训项目已经应运而生
同样地，对于感控科而言，“如果感染防控做好了，耐药菌防控做好了，手术和肿瘤化疗就成功了一大半。如果因为感染导致手术失败、肿瘤治疗失败，将是对医疗质量与安全极大的影响。”胡必杰说，从二、三级医院的组织管理和专业人员的队伍建设看，我国感控科情况相对比感染病科要好些，这得益于2003年非典之后的强化建设，但仍暴露出综合能力方面的不足。“原因可能是平日在医院里，地位和话语权还不够高。”
在胡必杰看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从顶层设计上，鼓励医院进行感染病学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增加相应投入。从学会、协会层面，他介绍，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细菌感染和耐药防控年会上宣布，已经启动的培元计划、培微计划、培英计划，以及中国感控医生研修项目（SHIP），增加了专业人员能力提升的学习途径。
同时他也注意到，不少医院管理者不是不重视感控，尤其受疫情影响更知道了感控的重要性，然而知识上还存在一定不足，不知道如何发力，因此有必要组织一些院长培训班，加深管理者对这方面工作的理解。“只有医院管理者知道感控的正确配置应该是怎样的，才能真正将感控工作做好。”胡必杰说。
每一个科室都会遇到感染性疾病诊治，以及感染防控的问题。胡必杰表示，感染、感控两个平台科室强大了，检验科的微生物做好了，三者之间通力协作，可以更好地服务所有的临床科室，保障临床科室更高质量地完成医疗任务，为患者安全保驾护航。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团队合影
作者丨健康界 刘文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