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汪国真

汪国真最红火的时候，简直可以套用“有水井处，有柳永词”的评价。抛开诗艺不谈，就公众影响力而言，他都是现代诗歌史无法绕开的现象。在他之前是顾城，以纯真的性情迷倒亿万刚刚觉醒、急着找妈妈的心灵婴儿。汪国真则把那些小手接过来，领上了路，体味一下风雨兼程的苍凉，尽管那可能只是微风细雨。
与此同时，是耕耘于生命深处、追求思想和艺术自由的朦胧诗，历尽艰辛打开局面。八九激变后，报刊纷纷撤稿，撂荒两年有余，相当于纯文学的一场“法难”。反衬之下，汪国真便有了搭政治快车的嫌疑，其实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当时走红的还有武侠小说，在宛如真空的大众文化领域，充一时之需，都是值得感激的。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也和当今的“驴友”一样，有空就去爬山串野。黄昏时分找好住处，便聚在一起朗诵诗。我朗诵北岛的“沿着原始森林的小路，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 芒克的 “月亮独自在荒野上漂，她是什么时候失落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嚯，嚯，真迷死我了。有人却激情澎湃地朗诵汪国真的诗。
我当时觉得，这不是胡闹嘛。后来回想，那个人和我从诗歌中获得的喜悦，应该是一样的，也许更强烈。一次聚会，遇到汪国真，从他的眼神、表情和态度中，可以明确感受到，什么叫“思无邪”。有些诗人，秉性比文字更接近诗。杨炼朗诵他那些与世俗经验关系不大的玄奇诗句，也是这样子，何须论高下呢？
最典型的是食指，他穿着病号服，往那里一站，大家就静下来，因为诗歌登场了。《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几乎传遍所有知青营地。其中不少句子，都比较概念化，像亢奋的口号。但那个时期，只有那种词语才能打动人心。稍微晦涩一点、与现实经验脱离一点，就难免失效。
历史像一只巨棺，由各色人等抬着往前走，其中一个位置是由诗人抬的。或者说，是由诗情和声韵抬的。当朦胧诗倒下时，汪国真充当过那个着力点，而且没有参与对朦胧诗的诋毁和围剿。尽管表现得不尽人意，却也差强人意。曾有一项调查，在各种职业中，最短寿的是诗人。是不是那个着力点，是最吃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