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本于自然？还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名教，说的是名分正定教化于民。西汉大儒董仲舒曾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两汉的统治者，根据这种思想“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纲”是表率的意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常”是准则的意思，仁、义、礼、智、信。

自然，说的是本性本然。由于东汉政治理论的破产，到了魏晋时期，面临的最大理论危机，就是无法处理“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汉朝号称是“以孝治天下”，非但没能把天下治理好，还开始了“以孝杀人”的政治压迫。汉末名士陈寔担任太丘长的时候，属下为了请假谎称母亲生病了，后来事情暴露，陈寔说“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于是就把他杀掉了。纵然这个人的行为不正确，但是真的构成死罪了吗？后来的孔融、嵇康都是因为“不孝”之名而被杀害。

魏晋时期的统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名教已经吃了很多人了”。导致天下没有人再相信这些读圣贤书的人真的会奉行圣贤之道。“名教”和“自然”的对立冲突日渐显现。在统治者的操控之下，名教让人做的事情是符合统治利益而违背人性自然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正始年间，王弼，名教本于自然

何晏、王弼等人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认为宇宙万物皆以自然为本，而人类社会也同须得合乎自然。王弼认为儒家的伦理源于人性的自然本能，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儿女们自然的亲爱自己的父母，这才是真的孝。把对自己亲人的这种爱，推己及人，就是儒家说的“仁”。礼乐制度，应该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自然为本，名教是末。

何晏、王弼的理论，由于司马氏的篡权而流产。平时跟王弼一起喝酒玄谈的那些达官贵族，几乎被司马家杀得干干净净，因为王弼只是个读书人，并没有什么政治牵连而幸免遇难。但是他也被吓得够呛，何晏死后没多久，王弼也去世了，年仅二十三岁。

（二）竹林时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面对司马家族的高压，用自然来纠正名教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竹林七贤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新主张，既然“名教”不是本于自然，而是本于司马昭。那么读书人对于“名教”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我们从嵇康等人的作为来看，他们并非存心破坏礼乐，而是发自内心的敬畏礼乐。

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他们即便是想要放纵自己，也不会坏到什么程度。无非是喝酒、斗诗、玄谈而已。最疯狂的刘伶，也仅仅是在自己家里不穿衣服罢了。虚伪的名教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敬畏的了，但是他们心目之中有一个更为理想的名教，那就是自然。圣人无非就是法自然而定名教，但是西晋的名教早已不是圣人定的名教。于是这些人内心在于挣脱世俗的一切，向往淳朴的自然。

（三）元康时期，郭象，名教即是自然

随着嵇康被处死，竹林七贤陆续出仕，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玄学正式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任自然”的理想破灭了，毕竟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出没与山林之间，毕竟还是要回归社会的。郭象在这个时期，提出了新的理论来处理放达之士的内心纠结。郭象说，名教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名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郭象在“内圣外王”的理论之下，提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即便读书人做着尘间之事，但是仍可以保持精神十分清高。在这种境界之下，“任名教”就是“任自然”。'外王'即是名教，'内圣'则为自然。外王内圣其实是一回事，名教和自然其实是一回事。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让门阀地主找到了合理解释，为他们保持现存的统治秩序找到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