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傅 们
1972年，我一参加工作就开车。汽车司机这个职业，固定一个师傅的时间很短。一般从教练队出来不几天就单独出车了，一人一辆车，各干各的活。所以，在车队只要比自己早来几年的都是师傅。尽管如此，师徒情谊一点也不单薄,而且更浓。我对师傅的含义是慢慢领会的。开始认为师傅就是传授技术的。以后随着工作历程不断增加，慢慢知道了师傅远远不只是传授技术，更重要的是教怎么做人。我开了八年车，始终没有忘记师傅们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我们是先到车队，在车队等着进教练队。在等待的这一段时间就在车队打杂。就是师傅们修车时递递扳手，早晨起来帮助发动车等活。我进车队不长时间，随着对师傅们的了解，对师傅们产生了浓浓的崇拜心理。崇拜他们那些光荣的岁月。特别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那些老师傅，大都有很传奇的经历。他们很多是从参加解放战争又到朝鲜战场的运输团。再成运输团编制到西北的油田。再到胜利油田会战。像有一个师傅，原是在国民党军队给长官开车的。说战败后驾车逃跑，突然从路旁跳出一个满身绷带的解放军战士，举着枪拦住了他。他乖乖地举手投降了。很有画面感。接着参加了解放军，上了朝鲜。还立了功等。这些师傅尽管都有光荣的经历，却朴实的和农民一样。在我眼里就是一群会开车的农民。他们大多不识字。学开车是经历了艰难的过程。他们学徒在旧社会，师傅不认真教徒弟。就是调刹车蹄片间隙这么个简单的活，也不传授。师傅调间隙的时候都是把他们支开。像这样的活对于我们根本就不用师傅，看看书就知道了。他们自己讲起学技术的经历。在我听来就是旧社会学徒工的血泪史。让人心酸。但对我们传授技术却没有一点保留。有点像小学老师和长辈，严格又亲切。他们特别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这也不难理解，新中国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一点也不掩饰对我们有文化的羡慕，说当初哪怕只识几个字，自己也有很大的进步，就是早就当干部了。所有的师傅们不论哪个年龄，对我们这些学徒工都特别爱护。不遗余力地找一切机会帮助。期望我们哪怕是有一点点进步。刚进车队的一个晚上，吃完饭，我们几个学徒工围在炉子周围说话。这时进来一个胖胖的师傅。他说自己姓杨。当时我们感觉这个师傅年龄太大了。满脸的胡子。穿一身沾满油渍的杠杠棉工衣。实际上杨师傅的年龄不算太大，那年他36岁。这在中队里就算年龄比较大的了。我们天南地北地拉了很长时间。谁也没把这次和杨师傅邂逅当回事。第二天，班长邵师傅找我，说近几天要开始的一场会战，让我写一个决心书。还叮嘱我明天什么也别干，就写稿子。更重要的是，要我明天晚上代表班组在中队大会上表决心。我一听就蒙了。这怎么写。但又不敢说不写。因为这是班长安排的。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结果，拿着纸和笔一上午没有憋出一个字来。愁得中午饭也没正经吃。下午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在基地看贴在墙上的大字报。有一些决心书。想啊想啊，就根据那个印象，还有以前看王铁人战井喷电影的画面。写了出来。最后还写了几句顺口溜。晚上我在大会上念了。刚念完，我们班长带头鼓掌，并且说好。大家也都鼓掌了。我的决心书绝对是假大空，绝对是驴唇不对马嘴。之所以过关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知道这稿子是三分写，七分念。我自信念的还可以。这也没有诀窍，就是声音要高，语气要狠就行。再就是这样表决心的会三天两头开，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形式，只要有一个气氛就行了。当时没有体会到师傅推荐我写决心书的用心。以后我知道了。是那一晚上闲拉，杨师傅知道了我的一些事情。第二天就对邵师傅说，小王是个高中生，能写决心书。邵师傅就不但让我写，还让我代表全班在大会上表决心。师傅们这是在帮助我进步。就是这次大会让大家认识了我。更重要的是中队领导认识了我。他们给了我更多的表现机会。好像是入厂后的第二年我就成了中队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在教练队一共六个月，对汽车的驾驶和机械原理都有了比较系统的掌握。我从教练队出来，跟了一个姓李的师傅。带了我大概一周的时间，就让我单独顶车。开始是让我拉一些小件在基地周围跑。渐渐地就让我单独执行一些难度较大的任务。有一天，要往河口送一台红旗100拖拉机。有近10吨多重，我们的太拖拉额定载重就10吨。这家伙又很高。装在车上摇摇晃晃的。装好车后，我说，我自己去吧。李师傅叮嘱了几句就让我上路了。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跑长途。那时还没有胜利大桥，去河口要绕道北镇，就是现在的滨州。100多公里。我稀里糊涂地就把任务完成了。也没有觉出多难来。按规定，从教练队出来只有学习执照。三个月才换正式执照。但那个时候是石油会战，对这个规定没有当真的。这次单独出车后不久。李师傅就去中队说我开车的技术可以了，是可以单独顶车的。能单独顶车是一个学徒工最在意的。从这件事看出李师傅捧我的苦心。是他在和我单独出车中观察了我，对我的技术做出了评定。更深刻体会到师傅们对我的关心爱护，是在一次事故之后。1974年的初冬。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反美帝批苏修，周围都是敌人，都对我们进行封锁。物资特别紧张。表现在我们车队就是电瓶严重不足。当时我们中队的车大都是苏联、捷克在二战时期研发的，玛斯、太拖拉T111等，特别难启动。电瓶不足怎么办？就只好谁的车启动了就把别的车拖着。很辛苦。还好。上级考虑到我们中队直接为井队服务。就特批了我们四块电瓶，放在了刚进口的一台三菱吊车的平台上。因为自己对日本吊车感到好奇，就想驾驶一下看这种进口的车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中队有七八个国家的十几种车型。这些车都是开过来开过去的。很自然，一个师傅就把钥匙给我，我开上车就出了大门。开出两公里多我想试试刹车怎么样。结果一踩刹车，四块电瓶一下摔在了地上，摔得粉碎。我当时就傻了，这可是我们中队几十台车过冬的宝贝。怎么回的中队自己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回到宿舍感到心疼死了。那四块电瓶太珍贵了。奇怪的是那四块电瓶的碎片大家都看到了，却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责怪。只有一个师傅低低地说了声，太可惜了。那是上午发生的事，我中午没有吃饭，就是一点都不饿。晚饭我还是一点东西也不想吃。指导员来安慰我，叫我吃饭，但我就是没有胃口。我想给什么处分我都接受，就是把我赶回家我也认了，谁叫自己闯下这么大的祸呢。我等着晚上职工大会上接受最严厉的处分。在大会上，指导员对我这个事进行了批评。最后他说，责令在班组会上检讨。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什么处分，等于什么处分也没有。因为那时每晚上的例行队会，领导都要对当天发生违规或是不安全的事进行批评，一晚上要点好几个人的名字。也从没有人对这些当回事。回宿舍后，整晚没有睡着，就想着怎么在明早班前会上检讨。结果，第二天每天例行的班前会没有开。也没说班前会检讨的事情。大家像没事人似的。除没有安排我出车外，大家还是说说笑笑。我知道这是在给我打气，让我减少痛苦。也等于向我说，不要难过，没有什么事儿。过了很长时间我仔细想想这个过程。从师傅到指导员都在对我进行保护和安慰。没有一个说制度说处罚，我所感到的都是温暖。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收益也很大。成为我宝贵的财富。后来我也成了师傅，我都是按照师傅们的样子对待我的徒弟。再后来我也当了基层领导。职工出了什么问题，就想起师傅们的处事态度。在落实制度和职工的感受之间找好平衡点。自己在岗位上的履职都比较顺利，所在分厂的会议室里，挂满了管理局和工厂颁发给我们单位的锦旗和奖状。尽管自己早就调离了运输单位，但感觉师傅们始终在自己身边。
（摄影 曹新庆）
作者简介：王徐洲，东营区辛店街道西营村人。1952年出生。退休前为胜动集团职工，高级政工师。曾担任分厂厂长和党支部书记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