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头与现实的书生 ——有感于电影《革命者》

影片简介

1927年4月26日，距离李大钊被执行绞刑还有38小时。此时，我党各方力量仍在积极组织着对他的营救行动，而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对他施以酷刑，但依旧毫无进展。焦灼之时，一个年轻警察进入狱中欲对守常先生施以新刑，而关于守常先生一生的革命回忆，也就此拉开帷幕……

文/郁妍捷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在现实语境里蕴含着丰满与凝重，充满着细腻和繁复。所以，电影《革命者》的导演用一段早期共产党人最真确的，关于青春年代的回忆，来攫取后人凝视的目光。

毕竟，故事在讲述过程中不仅夹带着一份特有的痛楚迷恋，更包裹着一种荣光崛起的使命。影片从开头便抛开了顺叙记事手法：80年代中国的黑白光影中，全景与近景交替运用——在刻有“李夫人”和“李先生”字样的两座坟头前，一群人恭恭敬敬鞠完三鞠躬便操作挖掘机和起重机，将墓底的石碑起出。特写镜头下，长子李葆华、次子李光华和小儿子李欣华轻轻刷去碑面上的泥土，使父亲李大钊的墓碑终于结束了自白色恐怖以来尘封地底的悲惨境遇。镜头继续拉进，苍老的手握着毛笔，沾满红色颜料，一笔一划逐渐填满“李大钊”三个褪色的大字——这是画面中唯一的一抹亮色，红色颜料水随着凹槽缓缓流下，同周围黑白主色调发生强烈的冲突，也使镜头内这方有限的空间迸发出东方独有的绚丽而滞重的深意：革命者李大钊生于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但他却将自己短暂的一生活成“一颗太阳”，通体灿然地辉耀着理性与启蒙的精神光芒，指引有志的中国青年找到一条属于国人自己的求亡图存的道路。

画面切换回彩色，拉开那个年代的大幕，正式回顾起这位革命者的人生。可是，镜头的色调还是阴暗——李大钊当时所处的地方就是阴暗的：这位北大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彼时身陷囹圄。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他的两条腿因为受过拷打，俨然无法再自如行动，只能任由狱警拖去审讯室——距离被北洋政府头目张作霖残忍杀害不到38个小时了，他的人生来到最后关头。室外也是阴冷灰暗的光景：李大钊妻子赵纫兰抱着年幼的孩子，被粗鲁地赶出了监狱，无权探视；外面的学生、工人举着横幅声援，但被漆黑色的高大铁门牢牢挡住；张作霖等在黑乎乎的书房里召见儿子张学良，询问处置李大钊的意见。连社会都是阴暗——整个世界都在战乱中、在流血中浮浮沉沉：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工人阶级政权，而在中国的上海租界，一个名叫维克托的俄国醉鬼公然在饭店门口仗势欺人，用手枪将卖报小童徐阿晨当街杀死。外国人可以随意处置的还有中国最底层的劳工群体，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剥削——那个时候中国劳工死亡的赔偿金只有两毛钱，还没有赔偿一头驴的价格高。于是，混乱和不安的社会秩序导致越来越多的百姓变成乞丐，洗不起澡的他们只能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到好心的澡堂老板地方去洗个澡，吃顿饺子当作团圆饭。有血性的学生组织到一起上街示威游行，想激起当局的重视，等到的却是部队的血腥屠杀和镇压，这种暴力行径甚至蔓延到共产党员身上，不少共产党人相继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暗杀。

尽管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阴郁，却正是因为有李大钊的存在而并不黯淡。导演巧妙地以李大钊生前最后时刻的回忆作切入点，运用或交叉或平行的蒙太奇电影手法，以主人公的主观视角构建起平行并联的片段化叙事结构，展示着这位追随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坚实稳定、难以撼动的内心世界基座，和他生而为人的，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形象。

李大钊是胸怀救国救民理想的革命者——不管是片尾处，还没改名的少年李鳍年，偷偷溜进火车驾驶室启动列车开向远方去追寻中国的道路，还是成年后的李大钊从日本回国时，在码头对着码头工人发出“头上的辫子剪了，心里的辫子剪了吗”的灵魂拷问，或是对劳工发表的动情演说，这几处小细节都在映射，他在旧秩序里辗转、找寻、怒号，是对全新国家，全新秩序的呼唤。紧接着，故事在“张学良回忆”的视点镜头中，引入上海租界电影院的繁华，指认出一个社会巨大的贫富反差——从而以地点、故事和百姓的出演刻画出李大钊对底层国民的“软”和对外国暴徒的“硬”：徐阿晨被枪杀时，李大钊正在附近的餐厅后厨与各团体劳工代表会晤，听到外头的枪声，他不顾危险赶去搭救，请求路人帮忙拦下俄国凶手；第二天，他迅速召集工商联各级代表，胸戴白花，牵着阿晨的妹妹，领着阿晨的母亲走在队伍最前面，罢工游行至俄租界官员府邸，逼迫对方交出行凶者。李大钊的革命精神还影响着青年人们，在澡堂与李大钊相遇的李庆天就深受其影响，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冒死潜入狱中，希望救出李大钊。

但撇开政治，李大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一个读书人，问阿晨拿书的时候，他先问有没有洗手，是对书的尊重。他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看着在自己面前流血死去的学生，落魄呆滞。见到妻子后，他才敢靠在对方的肩头失声痛哭，宣泄内心的愧疚；他是一名父亲也是一名丈夫，他弹琴带着妻儿唱国际歌，坐在躺椅上教女儿读书，一笔带过的画面虽只有寥寥几个镜头，透着的是温馨和慈爱。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挚友，他跟陈独秀，是革命知己，请吃饭、接出牢狱，护送出京，既能在危难时刻雪中送炭，又能于国家危亡之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跟毛泽东，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认识不久，就一起爬景山，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尽皆告知。他乐观，在监狱里对着墙壁摆出飞鸟手影，用树枝假装香烟来抽，行刑前还和剃头师傅开玩笑——他用一生献身他所钟爱的理想事业，与众不同，独具魅力！

绞刑架准备完成，他依旧一席长衫，带着一份旧世界的儒雅，却因太多对社会的关注而羁于现实。他踩碎了自己的眼镜，这个混浊而丑恶的现实他不用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