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枫桥重建的细枝末节

一

枫桥，顾名思义：枫溪上的一座桥。这是枫桥历史上的第一座桥。

为叙述方便，下文以“朝代+桥”的方式，对枫桥的历史先作简单的回顾。

隋桥：隋灭陈后，隋文帝派杨素至会稽，剿灭陈军残余，继而修城垣、筑驿道、架桥梁，积极备守。因枫溪渡口军旅频繁，杨素便在渡口架桥，建成驿站，于是有了“枫桥”和“枫桥驿”。“枫桥”的桥，“枫桥”的名，由此诞生。

唐桥：杨素所筑的隋桥，后毁于山洪。唐初，尉迟恭至越州，并于贞观四年（630）重建枫桥。唐桥为双孔石拱桥，粗大条石砌成，高大壮观，雄踞越州。桥东是驿舍，桥头有店肆，桥下为船埠，是枫溪江航运起点。唐代统治的两百多年中，以桥头为中心的集市不断向驿道东西两端延伸，居民聚落的范围也自桥头向周围不断扩展。

宋桥：唐桥存世500余年，历经五代、吴越国、北宋，至南宋理宗时，桥已倾圮。淳祐年间（1241—1252）遂重建，形制如唐。时在桥上筑亭，“雄伟壮丽，始复旧观”。

明桥：宋桥经历300多年，到明代万历初，岁久渐圮。明万历九年（1581）年，广东番禺人谢方壶任诸暨县令，以枫桥当府县通衢，召里人冠带义民王元梓暨其子王希忠任重建之事，1582年秋动工，1583年秋告成，悉如旧制。

拆毁：明桥在岁月中挺立了360多年，至民国34年（1945）8月被拆毁。当时，国民党军李默庵部进入枫桥镇，以明桥有碍交通，责令当地政府拆毁石桥。拆除时，发现唐代手抄经文若干卷，及“大唐贞观四年尉迟敬德重建”碑记一方。

自唐至民国，枫溪上的这座枫桥，历世一千多年。它建而圮，圮而建，但形制一律如旧，成为千年枫桥镇最忠实的、最古老的历史见证。

二

历史总是以粗线条的方式记录。明代以前，枫桥的痕迹早已化作云烟。

感谢骆问礼，在明桥重建告成后，应县令谢方壶的请求，写下《诸暨县重建枫桥记》。于是，明桥重建的细枝末节得以永载史册，为后人提供了追溯的可能。

明代，枫桥镇上只有两座桥：一座五仙桥，一座枫桥。

明万历癸酉（1573）重建五显桥，至万历乙亥（1575）重建告成，并改名为五仙桥。当时诸暨县令是华亭（松江）人陈见云，建桥总花费银子400两。

时隔九年，“旧颇雄丽”的明桥也“岁久渐圮”。

西边是崭新的五仙桥，东边却是即将倒塌的明桥，故新上任的诸暨知县谢方壶，决定重建枫桥。

重建的原因，是这样几个：一是“溪横孔道”，即枫溪处于诸绍交通要道，不修桥何以称通衢大道？二是“民病涉”，明桥渐圮，给百姓交通带来诸多不便。三是“环溪民居数千灶”，枫溪两边的居民当时已达上千户，他们“涉无昏晓”（白天黑夜凡经此地都要涉水）。故谢知县痛下决心：“事当鼎建。”

重建的枫桥，“制悉如旧”，仍按原来的模样。悉制如旧，反映出当时执政者的眼光，他们遵从枫桥古老的历史，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修旧如旧”。

建桥最头痛的，是资金筹集。枫桥百姓，吃尽了枫川的苦头。一遇洪灾，不仅要遭遇岁歉的饥饿，还得接受修桥的捐赠与摊派。所以，“国帑民脂，动辄烦屈，故逸使信劳均任时敛，论政者往往先之”。国家的公款肯定是紧张的，故不得不征集民脂民膏，一旦敛收民脂民膏，又必然引来怨声载道，此时此刻，掌权的“论政者”只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谢方壶就是这样一个“论证者”，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现在的话说，谢方壶亲自担任了枫桥重建的总指挥。

三

重建枫桥，需要五百两银子，比五仙桥多一百两。这块硬骨头啃不下来，重建便无从谈起。

谢方壶到诸暨后，发现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士风不振。士风不振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啬费崇实而固其私”，士大夫们重私轻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建桥这样的公益事业，不仅不肯慷慨相助，反而摆出事关关己的样子。枫桥的士大夫，自然也不例外。

士大夫是指望不上了，那么指望谁？谢总指挥想出一个妙招。“采堪舆家说，任民之好义者为二浮屠。”他竟然采纳了风水先生的一个建议，挑选了两个和尚。

谢总指挥对两个和尚说，你们就做宣传员吧，挨家挨户去宣传，去发动，把枫桥急公好义的百姓发动起来，让他们都来为重建枫桥出钱出力。

把建桥当作一桩善事来做。这一招，用枫桥人的土话说是“极发极灵”。可也只有谢方壶想得出来。

骆问礼后来这样评介谢方壶：“其始岂特齐民，即余亦惑之。既而趋事者如市，盖公为士之心实，则事虽近于影响，而民自信之。”

意思是：谢县令在建桥之初，竟让和尚来牵头筹资，身为县令的他，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治理百姓呢，所以我听闻后大惑不解。但结果却是：枫桥百姓趋之若鹜，纷纷捐款。谢县令是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虽然他的办法看起来有点虚头巴脑，可老百姓信服这个办法，老百姓也信服这个县令。

民间从来不缺义士，关键是当政者如何激发。枫桥重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次，谢方壶让和尚担任本该由士大夫充当的角色，听起来希望颇为渺茫，但最终结果却是“其所资者久而大”。也就是说，五百两银子的筹措，基本上是靠两个和尚完成的。当时，枫桥民众源源不断地捐款，且捐款数额还特别巨大。

正因如此，枫桥重建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自万历壬午（1582）秋仲月开始动工，到第二年（1583）秋天完工。

如此神速，其秘诀在于：“上好仁而下好义。”但方式方法是一把钥匙！

四

明代枫桥重建，是又一曲“好义”的赞歌。功劳簿上，还得记上两个人的名：王元梓、王希忠。

十年前的1575年，五仙桥重建告成时，王元梓已经被骆问礼写进了《重建五仙桥碑记》，里面有一句话：“输赀者王元梓共若干人，别有列。”说明王元梓是当时带头捐款且捐款数额最多的人，否则他的名字不可能单列，也不可能另为他树碑立传。

十年后的1584年，王元梓又被骆问礼写进了《诸暨县重建枫桥记》：“召里之冠带义民王元梓暨其子藩司从事希忠任其事。”也就是说，明代枫桥重建，除总指挥谢方壶之外，实际操作和负责的是两个枫桥本土人：王元梓与王希忠父子俩。

王元梓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个人物。这个王元梓不是别人，他竟是陈洪绶的外曾祖（外太公），而王希忠则是陈洪绶的外祖（外公）。

王元梓绝对是枫桥当地的富庶之家，这种富庶可能惠及到了陈洪绶一代。

五仙桥重建时，王元梓到底捐了多少银子，我们不得而知，但到枫桥重建时，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荣誉称号，叫“冠带义民”。说明王元梓不仅是枫桥的富户，而且这个富户还一直在枫桥仗义疏财。

“冠带义民”是朝廷对富民仗义疏财的一种道德表扬。

《明世宗实录》（卷三一·嘉靖二年九月甲午）载：“被灾地方，军民有出粟千石赈饥者，有司建坊旌之，仍给冠带。有出粟借贷者，官为籍记，候年丰加息偿还。不愿偿者听照近例，准银二十两者授冠带义民，三十两者授正九品散官，四十两者授正八品，五十两者授正七品，各免本身杂差。”

由此可知，王元梓能成为“冠带义民”，或来自于两条途径：一是灾年时他曾出粟千石赈饥枫桥百姓；二是他曾有过无偿捐银二十两以上的义举。

王元梓的儿子王希忠，明散官，万历初官“藩司从事”。他继承父亲仗义疏财的秉性，也成为枫桥好义的模范。而且，王希忠的捐资比父亲王元梓还要多，因为他获得了散官之职。因仗义疏财而获得散官，与卖官鬻爵不同，卖官鬻爵是“始散财以得官，终聚财以剥民”，而王希忠的义民旌表，则是朝廷对这位好义之士的一种褒奖。

王元梓父子挑起了枫桥重建的担子。他们当然不是为了赚钱。现在工程承包目的是赚钱，但在古代，工程由“任事者”负责。任事者非一般人能胜任，那得是当地的富庶好义之人，他们不仅不会在工程里捞油水，而且还得往工程里倒贴银子。

王元梓父子到底贴了多少钱，我们也不得而知。只知道“任之者顾不程其力，视如家务，然庀具度工，计时而终事”，父子俩竭尽全力，尽力而为，根本不去计算自家的财力到底够不够，反正他们把建桥当作了家务事，准备材料，雇用工匠，计算工时，严把质量与进度，最后功德圆满。

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多不能留名，仗义疏财的王元梓父子因仗义施财而流芳百世。

骆问礼在枫桥重建时也出过力。他说：“余与王以周亲比邻，方任事时与有画。”这个王以周，就是王希忠。骆问礼与王希忠关系很好，因为都是枫桥镇上的近邻。枫桥重建之始，骆问礼与王希忠曾有过多次谋划与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