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从程长庚的乡情说起（洪非）

(一)

    程长庚生于安徽，长于安徽，虽远走北国，大展宏图，仍不忘故土亲人和故乡科班。

    程长庚幼年学艺的情况，众说纷纭，投师的地点就有多处：一是北京说: ①嘉道间，长庚舆笋估都下，舅氏业伶，心好之，登台演剧。②道光间，入和盛成昆班，与杨鸣玉为师兄弟。③程乃宦门裔人，安徽人氏，少年入京，会试不第，气而绝志于官，乃改行演剧。再是保定说: 程长庚幼随父走燕蓟，坐科于保定某班。还有安徽说: 程长庚自幼坐科于徽班，出科之后，曾在安徽省的各大班中演唱，声誉渐起。曹心泉、王瑞卿等人1932年1月4日发表在《剧学月刊》上的《程长庚专记》对其中有些说法，认为是“可信而不可尽信的。”因为“年代远了，没有绝对可靠的考证。”文中特别提出曹心泉说的一段话: “程大老板是文武昆乱无所不能，无所不精，那种博大渊深的工夫，不是后来伶工所曾梦见过。”他们共同的认识: “长庚既不是'天上的星’,又不是'地下的精’,则他必有深厚巩固的童工，可以断言。那么，我们判断他是从徽班坐科出来，当无错误。”该文作者曹心泉，安徽怀宁人，徽、京世家。祖父曹凤志，“精音律，擅昆曲，工小生”，是程长庚同时人。伯父曹眉仙，被称为“京派小生之鼻祖”。父亲曹春山，擅昆曲，攻老生。一专多能，工深艺博。曹家与程家是同乡、同行，又同客京都，而且程长庚逝世时，曹心泉已经是六、七岁的孩子。王瑞卿的外祖父郝兰田，怀宁人，在三庆班中是程长庚的得力助手。他本人虽未赶上一睹程的风采，却在大老板逝世后的三庆班正式登台亮相。曹、王二位与程家，可以说是世交。他们对程长庚幼入徽班坐科的判断，我想是可信的。又《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介绍徽戏演员产桂林时，说“他幼年入小高升班习小生，与程长庚为隔科师兄弟。”产桂林为怀宁县石牌镇人。怀宁石牌与潜山、太湖、望江接壤，是徽班发祥地。清嘉庆时安徽著名学者包世臣在《都剧赋》中说: “徽班昳丽，始自在石牌”。石牌又是徽班和徽戏艺人的集散地。有些人因为曾在石牌坐科或搭班，从而误传为石牌人。王鸿寿的祖居在石牌东南的三桥镇（此为王鸿寿亲自对刘斌昆说的），而《皖优谱》却误记为石牌人。同书又说: “程继先尝云: '彼原为石牌人也’。”可能是因为程长庚在石牌的科班中呆过。清代乾嘉以来，由于“四大徽班”进京产生的巨大影响，安庆地区涌现出众多徽戏科班。据一位在“天乐堂”、“大四喜”(长期在石牌周围流动演出)等乡班演出的熊姓(人称“活周瑜”)艺人说，光绪年间与太湖交界的宿松一个叫陈汉沟的偏僻山区尚有四个徽剧科班，可见当年石牌及其附近地区科班之盛。小高升科班只不过其中之一。这些科班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程长庚辈因为到了北京，进过皇宫，接触到文人雅士，才得以名传后世。多数人虽技艺精湛，却默默无闻。有些人偶被达官贵人发现也只是做为群体提及。青浦人王昶在《使楚丛潭》中说到: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到湖南澧州，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以安庆优伶祗应，呕呕唧唧，亦颇怡然。”给这位王大人觉到“怡然”（心情愉快）的“安庆优伶”，却没有哪一位留下姓名。

    众多的“安庆优伶”，大都是贫苦农民的子弟，为了谋生，五、六岁就投师学艺，勤学苦练。父兄将他们送入集体学戏的科班，或者，写一纸“关书”将孩子交给某一位师父，由他带在身边，口授心传。孩了们在教师棍棒下练就的本事叫做童工，或叫童子功。好演员都是幼年打下巩固基础，以后继续磨砺，终身不怠。晚清望江县胡家畈的胡家三兄弟都是武功出众的演员，胡老大是武旦，传说他早年为练跷功，绑上木制“硬跷”翻过一座小山去担水。当地还有一位叫王桂林的徽戏演员为了练“僵尸”，经常悬空睡在腰盆(形如猪肾，为烫猪退毛用的特制木盆)里面。这许多演员都是与程大老板站在一条起跑线，由于资质、际遇、处境等等不同，其结果也就不尽相同。苦练童工却是徽班培养演员的传统做法。曹心泉、王瑶卿等熟悉徽班情况的人，认为程长庚的博大渊深，靠的是早年在家乡科班中打下的基础，不无道理。

    不排除程长庚离开故乡后，在石家庄、北京或其他地方继续深造的可能。但他却一直念念不忘石牌一带的科班故旧和其他徽戏同行。他主持三庆班三十余年中，吸引了不少“安庆优伶”。这对安庆艺人和北京徽戏都是大有好处的。为安庆艺人提供了发展机会，为北京徽戏输入了新的血液。那些徽伶，有的是自投程门，有的则是程大老板礼聘而来。但他们都是在家乡学有所成，在观众和同行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好角。像产金传，怀宁石牌人，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比程长庚长一岁。是产桂林的族兄，也是他的老师，早年在家乡徽班演出，并在当地科班当教习。后到北京加入三庆班，“与程玉珊（长庚）交情至厚，玉珊每演《钗钏大审》，非金传饰皇甫吟不可。”产金传与程长庚的友谊不是到三庆班以后产生的，而是总角之交，他们幼年在石牌坐科时就开始了。产金传“咸丰十年（1860）挑入升平署，极得文宗（咸丰帝奕詝）赏识，在内庭供奉无虚日，至同治二年（1863），重回三庆。

    还有郝兰田，安徽人（传为怀宁石牌附近的郝家山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72），是程长庚的同乡晚辈。郝到北京，不仅在三庆班帮了大忙，对徽戏的发展——过度到京剧，也有很大贡献。郝兰田入京前，是家乡徽班中的主要演员，以《三国戏·祭风台》中的孔明形象为观众赞许。乡班中往往人员不齐，彼此顶替，习以为常。因此郝兰田，既攻生行，又习老旦与丑。他这种一专多能的本领，在三庆班中发挥了大作用。咸丰年间，他是做为一个成熟演员到北京参加三庆班的。不久三庆班排演新戏，集中精粹推出连台《三国演义》，他也参加了。郝兰田初到北京，仍以孔明一角亮相，并取得信誉。据传：他刚进三庆，大老板问他：什么角色擅长? 回答：只有诸葛亮还凑合。于是安排他在《天水关》中扮演了诸葛先生。演出后，一位后台管事夸他：这才是诸葛亮，不是

“猪狗样”。后来由于三庆班缺乏老旦演员，乃改行唱老旦。以《钓金龟》、《打龙袍》等剧目为观众所重，成为“同光十三绝”之一。他用老生的唱法去丰富老旦的唱腔，是京剧老旦行中的先驱，后继者有龚云甫、李多奎诸人。他还兼演丑行，如《法门寺》中的刘媒婆。王瑶卿有专文介绍他的这位外祖父。

　　程长庚主持三庆班时，以其故乡徽班做为人才宝库，遇到角色危机就到这座宝库去选拔。当程长庚所倚重的小生演员徐小香返回苏州故乡时，三庆没有可以担负重任的小生，于是想到了产桂林。乃派产的同乡好友杨月楼返皖礼聘。这时，产桂林在李昭寿所起之科班任教，身不由已。这次杨月楼的故乡之行，不但没有请到产桂林，自己反被留下了。“长庚无奈求其次，乃以王楞仙抵缺。”这个不肯放走产桂林，又扣留杨月楼的李昭寿，就是《梨园集成》编纂的署名者李世忠，被我们当代戏曲史著说成是“长于戏曲编纂工作”的行家。他是河南固始人，曾为小偷和强盗。后起捻，旋即降清。杀清将，投太平天国，任“七十二检点”。再次降清，在天京被围时，献来安、天长、滁县。清廷赐名李世忠，并授官到江南提督。他降清后，刮民财掠民女，无恶不为。他在滁州时，为满足其声色之欲，曾购“梨园三部”，为扬名又在被杀的前一年在安庆花钱编了《梨园集成》。李昭寿最后十来年是在安庆度过的。因挥霍如故，难以自给，就开设鸦片烟馆，代人索债，还养了一批杀手。杨月楼奉命到安庆的时间，是光绪三年(杨从南返北时)到光绪五年(程长庚逝世) 之间，正是李昭寿在安庆肆意横行之时，难怪产桂林未敢应聘北上，杨月楼也不能不留了下来。

　　《梨园集成》是一本有研究价值的书，似乎又不能以此来掩盖李昭寿其人的恶行。

　　(二)

　　纪念古人，是为了学习古人。纪念程长庚，当然是为了学习程长庚。我们安徽的戏曲工作者做为程长庚的同乡和同行，更要好好向这位前辈艺术家学习。

　　程长庚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高超的演唱技术，而是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没有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又何来高超的演唱技艺?

　　程长庚走上北京剧坛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者吞食我国疆土的年月。《异伶传》中赞扬他在

“道光十八年(1838)，英吉利以鸦片入广东，二十二年入长江”，“咸丰六年(1856)英人破广州，缚粤督（叶明琛）去……十年英法连年入长江”以及“俄罗斯夺(黑)龙江、吉林边七千里，英法等国订市长江”等等丧权辱国事件发生时所表现的爱国热情。始而悲愤欲绝，闭户不出。继而在舞台上塑造古贤豪杰以弘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倾吐胸中积郁，唤醒观众良知。此时，他“调益高，喜演古贤豪创国者诸葛亮、刘基之伦，则沈郁英壮，四座悚然。至乃忠义节烈，泣下沾襟，座客无不流涕。”

    《异伶传》的作者陈澹然是安徽桐城陈家洲人（今属枞阳县），咸丰十年（1860）生，“恃才自负，狂放不羁”，“雅而不喜桐城派文”。青少年时，曾写过一副这样的春联: “功名、事业、文章，今岁已无望；嬉笑、悲欢、怒骂，明年可再来。”光绪间中举，即入京谋职，结识了戏曲艺人，根据耳闻目见的材料，写下了《异伶传》。民国初，在京任职，后回原藉，任安徽省政府高等顾问，全省水利局长，通志局总裁、安徽高等学堂总监，晚年任途失意，生活潦倒。1930年卒于合肥。

    《异伶传》之外，《程长庚传》(赵炳麟撰)还写到程长庚在《打鼓骂曹》中借弥衡之口，大骂当朝权贵: “方今外患未除，内忧隐伏，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 有忠良，你们不能保护，有权奸，你们不能弹劾，你们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 他“骂罢而唱，唱罢而写”，使得“堂上贵官觳觫自愧”。我曾怀疑，依程长庚当时的处境，真有这种象后来“文明戏”中“言论正生”的慷慨陈词吗? 但又想到，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这位激情满怀的爱国者看到身负重任的达官贵人，仍然醉生梦死，花天酒地，能不愤怒，能不大声疾呼? 程长庚指着鼻子大骂当朝权贵的事未必全真，但反映他的爱国之情却是真实的，人们相信他会这样骂的，骂得痛快。

    程长庚的爱国精神对徽班子弟的影响很大。如夏月珊（怀宁人）在上海编演《黑藉冤魂》，揭露鸦片的毒害，遭到中外毒贩仇恨，多次用恐吓信和炸弹相威胁。他斗志昂扬，登台表态: “戏要演，毒要抗，决不退让! ”杨小楼(怀宁人)晚年在天津，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进犯, “编演《姜维九伐中原》及《甘宁百骑劫曹营》，备大段说白，说明军人有守土之责，当誓死抗战，保卫疆土。激昂慷慨，听众无不动容”。此前，杨小楼在“五四运动”时，“在北京演《五人义》，扮周文元，和众人高声喊道: “咱们走，去烧卖国贼的房子! ”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当年英吉利用不平等条约霸占的香港即将回归，程长庚和其他爱国先驱，如果地下有知，定会欢欣鼓舞，昂首高歌。但不能高枕无忧，侵略者的阴魂并未散尽。有的怕我国进一步繁荣富强，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有的对中华国土张牙舞爪，口出狂言，必须继续不断地发扬爱国精神，重视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和民族气节。应无愧于程长庚。

    程长庚是一位放眼世界的爱国者。他为养子程章瑚“聘洋师习外国语言”。其孙“遵尧通四国语言”，光绪间任外务部参事，入民国留外交部任秘书。程遵尧的弟弟和子侄们都受到良好教育，其中多人出国留学，或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大都在外交或军事部门任职。三弟程经世留学德国，曾任北洋洋务总局总办。四弟程经邦德国陆军大学毕业,归国后被授予陆军中将。遵尧的次子程家驹,留学比利时，曾任外务室专员。四子程家骅，燕京大学毕业，曾任驻南洋群岛苏门达拉领事……

    程长庚放眼世界的行动，可以说是对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响应。还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得力助手，时任台湾兵备道，屡败英兵于基隆等地的姚莹，也许与程长庚有过直接接触。姚莹即姚石甫，安徽桐城人。鸦片战争之前即已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搜购外国书藉。鸡片战争失败后，他又进一步搜寻英、法、俄等国情况，认真研究，并著文纵论时事，指陈得失。道光间，姚莹曾一度滞留北京，与戏曲艺人有交往，曾为怀宁石牌籍的徽戏演员吴碧湘作传。这时，程长庚正活跃在北京剧坛，我想他是有机会与这位有远见卓识的同乡相遇、交谈，而受其影响。

    一位爱国者，必然爱家乡，爱他所从事的事业。伴随程长庚的爱国精神而来的，是他的敬业精神。程长庚是世所公认的好演员，又是杰出的管理者。做为演员，他从小苦练，百折不回。文字记述和口头传说中，都讲到他早年一时受挫，发愤为雄，三年之间，足不出户的故事。以后半个多世纪，一直在舞台上摔打，直至七十高龄，临死的前数月才离开观众。做为管理者也是鞠躬尽瘁。他是道光中期在三庆班担任主要演员，道光二十年后，接替安庆人陈金彩主持三庆班。咸丰时，成为春台、三庆、四喜三大徽班总管，并受命为精忠庙首(即梨园公会的领导)。集庙首、总管、班主和主要演员于一身的程长庚，知道任重道远。从而以三庆为基地，进行建设与改革。一个演出团体，没有人才推不出好剧目，没有好剧目就难以凝聚和培养人才，关键在于领导的决策，和杰出演员的支持。三庆班编排的连台《三国》，盛演不衰，影响至于百年之后，就是很好的证明。从郝兰田早年在故乡演《祭风台》的情况看，演绎三国故事的剧目在徽班中是早已有之的。它来自明代万历年间在安徽南部形成的青阳腔。至今，在青阳腔的木刻本和手抄本中，还可以见到《古城记》（又名《三国记》)的原貌。徽班继承青阳腔的传统,精益求精，产生了自己的活关羽、活孔明、活鲁肃、活周瑜……程长庚早年在家乡可能见过《祭风台》等剧目的演出盛况。自度能胜任关羽或鲁肃的扮演，加之有卢胜奎这样有文学、史学修养，能演、会唱的编导，且有徐小香等好角的支持，演出成功，自是预料中的事。这对今天抓戏，或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