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桥 | 红梅一点香如故——杂忆邓红梅同学
总第13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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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买了一本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集》。
这是购书计划之外的一本书,原本没想到去买。
前不久,闲读《宋诗鉴赏辞典》,对其中陆游、陆放翁的诗起了兴趣,想多读几首,再深入一点了解陆诗风貌,便买了同是这套“类编”中的《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诗》。细读“类编”主编陈祖美女士所写的“总序”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跳进我的眼帘:
邓红梅!
没有片刻的怀疑,我在心中喊了一声:邓红梅,高中同学!
世上同名同姓的大有人在,以“红梅”为名的女性更应不计其数,但我一点也不怀疑陈祖美女士所说的“邓红梅”,就是我的高中同学。看到她后面谈到为主编这套“类编”,与邓红梅的交往、交流,尤其写到邓红梅已于2012年不幸离世,更让我坚信,这位邓红梅,正是我的高中同学。
只是这本书中简介邓红梅“199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有点语焉不详。准确一点说,邓红梅1985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苏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说来惭愧,我是因为自己高中阶段的不思进取,挥霍了两年大好时光,才得以和邓红梅同学一年。
1978年9月,我考上了镇上(当时还叫“公社”)的高中,但经常逃学、旷课,成绩也就可想而知。1980年7月高考(其时,我高中还是两年的学制),以12分的分差名落孙山,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我迷茫、彷徨之际,班主任王采华老师托人带信给我,学校补习班招生,要我去。
说是补习班,也不全是补习的,实际上有十多个报考文科的应届生,其余便是十多个复读的往届生,有的已经复读好几年了,戏称自己是“范进”。
就这样,我与应届的邓红梅同学了一年。
说是同学,并无交往。当时,小镇风气并未开化,我们这些大多来自偏远农村的学生,更是保守,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同学之间的的关系泾渭分明,互不说话。偶有说话的,必被其他同学讪笑好一阵子。我当时比较瘦弱、矮小,坐第二排,身材娇小的邓红梅坐在第一排,和我同组,正好就在我的前面。如此方便的距离,我的印象中,同学一年,竟从未和她说过半句一句话。
补习班的一年,我开始有点觉醒、觉悟,有了主动学习的欲望,不再因为“无边讲义萧萧下,不尽考试滚滚来”而烦躁,更不会逃学、旷课了,每天埋头于题海之中,加上农村少年固有的木讷,既没有说话的时间(当然,如果当时风气开化,讨论作业的时间还是有的),也不会找主动说话的可笑借口。何况,补习班的下学期,处于青春期的我,个子如麦苗拔节一般,一度时期有点“疯长”。坐第二排已经不适合了,一下子调整到最后一排,与邓红梅的距离拉开了,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如果说当时对她有什么“企图”,只有一点现在可以公开的小秘密:凡是大大小小的英语考试、测验的时候,我恨不得有个长颈鹿一样的脖子,能偷看到她的。可不知是她有“第六感觉”,还是后脑勺长眼了,每次都把试卷捂得严严实实,我一次也没偷看成。当时的文科各科中,我的英语是彻底的“短板”。1981年二度高考,英语是以50%计入总分的,我只考了24分,折算下来只有区区的12分。如果我没有记错,当年邓红梅的英语考了86分,折算下来,这一门就比我高出31分,甩了我一大截。那一年高考,我们这所乡村学校文科班24个考生,考取了5人(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学中,算是放了一颗“小卫星”),邓红梅是唯一的应届生。
如果说到现在我对她还留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她每次从外面走进教室时,齐肩的“马尾巴”总是活泼地、有节奏地跳动着,挺直的鼻子不停翕动,模样可人。说实话,1966年出生的她,差不多是班上最小的,现在想来,她只是一个邻家女孩。
和邓红梅有过一次直接的交往。1981年我考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师范专科学校后,第一次放寒假,我和补习班一位没考上回家种地的同学约好,春节期间到他家玩两天,年前到母校看望王采华等老师,随口说了这件事。王老师说,正好,年初一中午他在邓红梅家吃饭,到那位男同学家,邓红梅家是必经之路,要我中午也去邓红梅家吃饭。其时,乡间交通十分不便,年初一那天,我步行、乘车、再步行,经过邓红梅家的时候,过了中午一点了,王老师及邓红梅父母等虽已吃过,但还在等我,看我到了,赶紧端上菜来,满满的一桌,都是当地腊月后喜欢腌制的咸货。
吃得心满意足,但当时和王老师、和邓红梅说了什么,全然忘却。
邓红梅的家,在一个叫“亭子”的小山村,紧靠马路边的山脚下,独门独户,三间窄小、低矮的土墙瓦房,似乎还是危房,西山墙用两根海碗粗、三四米长的树干支撑着。
三年师专毕业后,我分配到一家国有小煤矿自办的职工子弟学校任教。单位离家三十多里,位于宁镇丘陵腹地,恰好在亭子境内,离邓红梅家不过五六里的样子。
山里的日子,有闲的时间多,尤其是晚饭后,没有城里闪烁的霓虹灯,没有电影院可去,商场可逛,往往是三五个同事结伴而行,出单位大门,到附近的几个小村庄散步,时常能欣赏到“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风景,不曾“采菊东篱下”,但确实是“悠然见南山”。这样,时常会从邓家日渐颓败的门扉前走过,也和同事们数次说到她是我很有才华的高中同学。老屋依旧,连西山墙支撑的柱子还是当年的那两根,但颓败是无疑的了。
我从来没有再走进这低矮的房子的门,看望邓红梅的父母,聊几句,似乎也从来没见过她的父母在门口出现过。高中同学,来自附近的三个公社,班级变动、转校很频繁,男女之间的界线又特别清楚,毕业后能够保持联系的,只是个位数。邓红梅不在我的个位数之中,我不会唐突地走进这个门。
关于邓红梅零碎的信息,多少还是有一点。另一个小山村的村口有户人家,女主人也是我的同学(如果不是分配到这山沟里工作,想来一辈子也不会和她见面、说话的),高中住校时,和邓红梅是上下铺,关系比较好,年龄大于邓红梅,一直把邓红梅看着自己的小妹妹。正是从这位女同学那里,我才陆续知道邓红梅读研了,读博了,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了,晋升教授成为博导了,是国内宋词研究领域中生代的专家了……
应该是2013年5月份的一天。晚饭后又是例行的和几个同事散步,走到村口时,这位女同学恰好站在路边,看见我,招呼了一声,便说:
邓红梅死了,是去年国庆期间在老家自杀的,网上有不少纪念她的文章。
相信我当时一定是愕然得五官错位了,简单问了几句话,便转身回来了。
脑海中那个鼻翼翕动、马尾辫跳动的邻家女孩,那个同学自豪地介绍学术前途不可限量的高中同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要离开这个生机盎然的世界、离开她钟爱的宋词“百花园”呢?
亭子,是宁镇丘陵的一个山村(撤乡并镇前,是一个行政乡),据说乾隆下江南路过此处歇脚的时候,临时搭了个简陋的凉亭为他遮风避日而得名(这个传说杜撰得太蹩脚,甚不可信),皇帝还留下了“穷山恶水,匹夫刁民”的差评。
山,不穷;水,也不恶;民风,其实比较淳朴。不然,北宋宰相曾布等一些达官贵人,会将埋骨之地选在此处(数月前,央视科教频道还专题介绍了这方面的考古)?但就我所知,这一带自古及今,晴耕雨读、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并不浓厚,似乎没有出过什么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尤其是做学问方面的。
因而,邓红梅能成为钱仲联等当代学术大家的高足,成为词学研究的翘楚(从网上列出的她的一长串学术成果看,应不限于宋词这一特定领域),并非传自家学,应该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叠加作用的结果。而现在,她竟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正值盛年的生命,莫非是天造英才而又天妒英才?
网上纪念她的诸多文章,出自她的学术同侪或学生之手,有不少探究她死因的文字,不外三种原因:个人说——不堪抑郁症的折磨;家庭说——父母年高多病而兄长不赡养;环境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欣赏身边人的才华。对这些探究,我无从置喙。毕竟只是同学一年而几乎没有交往,1981年春节在她家,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这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接触了。但那些文章中,毫无例外地欣赏她的才华,惊艳她的成果,唏嘘她的悲剧,则“於我心有戚戚焉”。
事实上,2013年5月那个黄昏,当我听到她的悲剧时,就一直难以释怀,脑海里时常出现她淡淡而又清晰的身影。现在,偶然之下看到她编著的书、介绍她的文字时,便不能自已,写下了这篇杂乱而冗长的文字。
但愿她的在天之灵会知道,她的同学还没有忘记她!
2021年4月8日于湾山
赵桥,江苏句容监狱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