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向大师学习什么

岳南的《南渡北归》是专门写大师的，确切地说是专门写那段历史中的大师们。

厚厚的三本书，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讲述了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傅斯年等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大部分大师级人物的群体命运。作品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在不偏不倚中呈现了大师们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其中诸多关于精神与情操的探查，容易引发我们对大师精神内核的思考，并有可能开始这样一个追问：作为教师，我们可以向大师们学习什么？我想，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其给我印象最深、触动最大的，莫过于大师们身上自然流淌出来的精神印痕——为学问而学问。这主要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求知而读书。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等美国和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竟然也没有讨得相应的超高学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学习不认真，也不是因为考试考不过，而是因为她们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说明和印证。虽无硕大的文凭，他们却凭出众的学识与高尚的风骨，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

二是为真理而守己。梁启超为了宣传新思想，让先进文化改变中国的封闭与落后，在安排自己子女治学方向时，专拣当时的冷门专业——中国没有搞建筑的，便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学；冷僻的考古学无人去做，便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至于他本人，为了推动“西医进中国”，即使白白被西医主刀大夫误割了一个“腰子”，他仍坚持西医是有效果的，是先进的，并不让徐志摩等人公开声讨西医技术。可以说，为了推进西医在中国的普及，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然，梁启超只是众多大师的一个代表，在他们的身上，类似为学问、为真理而不惜私利、不图回报的做法，几近人生的常态。

其实，对于教师而言，做到“为学问而学问”的最佳实践便是“为教学而教学”。我现在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当下的教师群体中，有多少人是在“为教学而教学”？有多少教育行为是在践行“为教学而教学”？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描述一下几个真实存在的教育行为即可一窥究竟。

考什么教什么的问题。从我上学时，每个学段所学的课程就分为主科和副科之分，主科就是在升学考试中占据高分值的学科，副科自然就是低分值的学科。进入新课改以来，国家一直在强调“开足开齐课程”，但是每到临近上级检查时，教室里都会出现两张课程表：一是平时用的，考试学科占满所有课程，考查学科往往靠边站，地方课程之类的根本就不见影；二是迎接检查用的，完全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表格，所有科目一应俱全，所有课时安排均符合国家规定。迎检用的只是暂时“贴一贴”，平时用的才真正“算事”，仅此一事，足以可见“考什么教什么”依然根深蒂固。此时所指现象，属于学校层面的“违规”，至于教师个人在教学内容甄选时的“考什么教什么”就更加具体——这部分内容不考，咱们不讲了。于是，皆大欢欣，学生高兴，教师更加高兴。

关注分数而不关注质量的问题。每到考试结束，老师们都很关注考试的结果，但是归根结底关注的是多少学生及格了，多少学生是优秀。具体到每个学生身上，老师在乎的是他（她）是否给班级拖了后腿，而很少会帮助学生去分析错题的原因以及补教的措施。通常，一个学生如果考了59分，就会得到学科教师最为密切的关注，可能会把其试卷翻来覆去审查很多遍，以便从中再找出可以增加1分的可能。如此，这个学生也就成为了“及格”，班级的及格率自然就增加了一点点。而如果一个学生考了40多分，则很难得到学科教师的关注，因为40多分距离及格太远，一般很难提升为“及格”档次。关注分数而不关注质量，说到底是为了自己而教还是为了学生而教的问题。

仰慕大师，虽不能望其项背，但至少应该有“为教学而教学”的想法，及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