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政协文史那些事儿

看到《各界商洛》报道山阳政协文史工作的一篇新闻报道，不由回眸往事，回忆起参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点滴往事，想来还真让人感慨万分。端了多年的文史饭碗儿，还真没有对工作本身，实打实扫描过书写过，那么就尝试写一篇文史资料工作的文史资料，记录下工作中的一些记忆与感悟——

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安排部署人民政协文史工作

2014年初到文史委。那时候，对文史工作感到非常新奇。新，是因为对于山阳地域文化是陌生的，模糊的，片面的；奇，是因为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竟然完全靠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并没有专业的写作团队、编辑团队，社会化征稿写稿，最终形成文史资料书籍。

文史资料征集与成书的过程，与其说是策划一本书，还不如说是策划一期杂志，围绕每一期的轮廓与主题，辑录多篇文章，形成一个模糊而并不是十分精确的主题。所以文史资料的征集，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与偶然性，期间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这些对于书籍的整体质量把控，难度十分巨大。而且很多文史资料的选题，都需要遵循工作规划与年度工作计划，又与单纯的文化研究读本不一样。当然，随着文史资料征集的多年积淀，山阳文史资料的征集也逐渐向主题化、专题化靠拢，专业化程度也是逐年提升。现在的文史资料，可以说真正的达到了一本书的标准。

正是由于文史工作的特殊性，导致文史资料兼具了文化性、史料性与政治性，在党史县志与民间传说中间留存有十分丰富的灰度空间。这种灰度的尺度里，留存着大量的民间智慧的根，民间文化的种子，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根植于民间的文化基因，才使得文史资料拥有了广大的民间读者。所以喜欢文史资料的读者，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普通老百姓。比如宁家湾村那个白芨老板黄礼江，经常到文史委来拿书，全当礼物送给了很多民间文化人。类似黄礼江这种类型的民间读者非常多，他们读文史资料，传播文史资料，也给文史资料提供素材，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史资料的稿件征集，形成新一轮读与编的循环。

我读到的第一本文史资料是2004年，《山阳文史资料第一辑》。是还没到文史委之前，在我的岳父家发现的，很薄很小的一个册子，很难称之为一本书，成为杂志可能比较合适。书里没有集中的主题，但里面收集了很多传奇的民间故事。比如大刀会，天坑梁的农民革命运动，办民间戏班子的武大脚故事，等等，融可读性与史料性于一炉，具有非常强的留存价值。

第二本让人难忘的文史资料是《丰乡纪事》这本专辑，里面有一组写解放初期的一任县委书记巩全照的一组文章，引人注目，从不同侧面，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巩全照其人其事，既有政绩与好的作风，也有时代背景下政绩观的变异，从那一组文史资料里，你能体会到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执政者，希望与困顿的挣扎，如果说那最后的枪声是一种畏罪自杀，我到更多的解读出是一种对于民意错判漏判的忏悔，以及对自身沉甸甸的问责，正是从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文史资料里，你才可能读出一个真实的县委书记形象。

阴差阳错，从2004年读文史资料到2014年参与文史资料的征集。整整十年的一个轮回。

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

廖耀湘等为地方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

第一部参与编辑的文史图书是丰阳第一事。这部书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发端性、代表性的事件，稿件收集起来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各行各业的第一，争先涌现，让人大开眼界。山阳第一条公路，山阳第一座陶楼，山阳最早的印刷厂，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等等等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民俗等方方面面。但尤其让人记忆尤新的一个第一，竟然是一篇名为《第一个敲钟报时的山阳女干部》。说的是解放初期，全山阳的人只有一个女干部与手表，于是就让这位女干部每天去到位于县城老街的戏楼去敲钟，给全城的人报时。而这个女干部据说还是当年末代皇妃的候选人之一，曾到日本留学。解放后来到了山阳。这篇文章为古老的丰阳城增添了几分香艳色彩。

老战士与老寿星这两部文史资料，是一年内完成的。上半年征集老战士，与民政局对接，将山阳籍参加过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山阳籍战士，大约筛选了六十多人，逐一安排文史作家们上门采访。采访老战士的过程极为痛苦，痛苦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老战士们真的很老了，老到百分之九十已经失去了记忆，如果不是他们还有军功章、军人退伍证，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他们当初的部队番号，所以这本书最终只记录了三十多位老战士的英雄事迹，因为很多老战士的事迹已经不可考证；二是当年的老战士品格都非常高尚，退伍后大多选择回乡务农，这些为国家做过贡献的老战士回乡后都成为农田水利、公路基建的主力军，但最终在广阔的农村垂暮老去；三是很多老战士回忆当年的战争生涯，很多人依然痛哭流涕，特别让人难以忘记的是城里一位叫王志强的老战士，退伍后在运司当司机，后来得了脉管炎，走路需要拄拐杖，当时回忆战友时，放声大哭，刻骨铭心，让人很多年后依然难以忘记。

山阳的老寿星，大多分布在山阳的边远山区，当时采访的都是九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让我深刻感受到人越老，越活的像一棵树，安静而安详。这些长寿老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好酒但不贪杯。烟是绝对要抽的，而且高寿的老奶奶，基本都喜欢吃纸烟，老奶奶吸烟的那种感觉，真的十分安详而优美，让人感觉出活成了老佛爷的样子。当时拍了好几组老奶奶抽烟的照片，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当然，心胸豁达，善良开朗，这些都是长寿老人的基本条件。但我依然认为，长寿与基因有很大的关系，与身处的青山绿水，淳朴的生态环境有难以分割的关系。当然，境由心造，山再青水再绿，空气再新鲜，如果内心龌龊，恐怕看到的尽是青山黑石头，河水向西流，阎王即使给你造一百二十年的寿命，能活个五折六折，恐怕都是奇迹。

周恩来安排溥仪为文史专员，做清末专题文化研究方面的文史资料撰写工作

征集红色袁家沟，感觉就是在收集一个村庄的红色碎片。这片当初闹红的土地，经受过很多次红军与国军拉锯之后的磨难，尤其是红二十五军北上，红七十四师转战商洛与西安期间，国军对袁家沟的惨烈清洗，让当地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但在这些老人的记述中，他们几乎没感到这是一种苦难，他们口里经常说的是：哎呀，这些当兵的娃可怜的呀。出于这种纯天然的善良，袁家沟的人收留了大量的“可怜人”，这些可怜人后来都成了他们的亲人。为了亲人，袁家沟的人献出了一切。

袁家沟眼里的亲人，与各种样板戏，各种宣传报道，甚至于文学作品里的亲人都不太一样。如果硬要找到这种“亲”的文化样本，我倒是从袁家沟这种偏远的山村，以及山阳很多偏远的山村里，找到了四书五经里的影子，这种从民间传承下来的，传统的，流于世俗言行中的朴素的行为，才是文化的本源。这种亲，在袁家沟的老百姓里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民间的“礼”，是一种王阳明心学里讲的“良知”，是小时候经常听到村里人骂的，良心被狗吃了的那个良心。可能正是这种良心，才形成了袁家沟闹红的本色。

底层的心亘古不变，变化的是外部世界的形形色色。华夏文明在民间融入世俗的宗法礼教，融入族规家训里的言与行，在新时代又融入到现代家庭文明的传与习，构建起中国文化自信的坚韧的根基。

1959年5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成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决定。 具有鲜明统战特点和“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在史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充分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

即将出版的《山阳姓氏》，无疑是历年来征集最难的一次。征集之难，在于乡土观念、宗族家族观念的式微、淡化与表现形式的变迁。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随着城镇化，以及农村转移就业的人口大迁移，导致文史资料这种“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征稿撰稿方法，根本找不到“亲”的对象，留守在农村里的老人虽然对于家族，姓氏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却苦于文化层次低，写不来，说不清。而对于家族文化，姓氏文化有一定兴趣爱好的人，却早已远离了乡土，迁徙到了城市。

这给征稿带来的相当大的难度，好在近年来随着文史工作的不断推进，镇办政府领导对于文史资料这种“虚”、“软”的工作，高度重视，十分支持，这一方面有得益于山阳文化事业的兴盛，也得意于全县上下，新型领导人文化素养的整体提高，这从一个十分微观的角度，反映出基层政府领导的成长变化，一些文艺作品，文艺小品里所描述的行政干部形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这些新型行政领导人所具备的对知识的尊重，开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文化素养，甚至比一些自诩为专业文化人深厚的多，对于文化的认识更具多元化的解读，甚至都能应用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引领与发展，这些善读勤思的文化领导，恐怕在现代、当代文学体系里，还缺乏现实主义的典型表达。

得益于行政领导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山阳姓氏这文史资料的征集，得到了山阳各镇办的大力支持，广泛宣传发动，得到了很多民间文化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在次基础上，文史委的领导，又采用了“以姓氏找人，以人找姓氏”的办法，广泛动员领导圈儿，工作圈儿，老乡圈儿，定向约稿，定向写稿，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文史稿件征集的精准度，从而征集到更多更高质量的姓氏稿件，用时下流行的破圈儿理论讲，山阳姓氏文史资料的征集，无疑也破圈儿了，从单纯的文化圈儿，走向了更广阔的的圈儿。

文史资料的征集过程中，不仅仅是让我接触了大量的地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路结识了很多山阳本地的文化爱好人士，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教师，有的是退休老干部，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比如散文作家五月的麦子，以娴熟的散文语调写文史，简直是手到擒来，写出的文章有花朵更有孕育花朵的“泥巴”。悟道天竺山中学的舒校长，用大炮打蚊子，文章细腻而充满了生活味。青青水竹李昌宝，文笔简洁生动，清新可人。住在香沟的欧阳正山，写的香沟传奇系列，人间烟火味十足，让人久久难忘。

这些优秀的文史作家们，生长在山阳，工作在山阳，居住在山阳，生活在山阳，对山阳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才是真正的亲见，亲历，亲闻，所以才能写出有骨头有肉的身边的文史，才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与感染力，这种非虚构，也不上纲上线的文史作品，读起来天然具有平易近人的视角，很对民间文化人的胃口，不需要高高在上的仰视，所读到的文章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平民角色，从而在一本又一本的文史资料中，构建起庞大的民间文化读本，比庙堂正史更具民间视野，比宣传报道更具老百姓土壤，比文学作品更具非虚构的感染力。

2020年3月29日，商洛市政协、市纪委联合召开《孝廉文化》资料征集推进会

来源于社会各界，服务于社会各界。这可能是文史工作的特点，也是文史工作的使命。用文史行业内部的一句官话，叫做“资政存史，团结育人”。亲身经历文史资料的征集，让我非常具体的体悟到，文史资料征集的过程，本来就是集思广益，广征博采的过程。文史工作的整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广泛的团结性与统战性。而最后形成的文史资料，对于了解山阳地域文化与民俗文化，肯定是系统性、专题性的存于史。这些服务于当地的文化建设，对于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肯定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文化的影响力从来不是直接可以换来项目换来钱的。

文化这东西，离旅游产业这么近，融合起来尚且比谈恋爱难，更何况，对于能够影响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各种经济指标的影响，恐怕连个小数点级别的影响都肉眼不可见，这有些像中医中药，总会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到山阳人的血脉里，打上山阳人所具备的一种特有的标签，就像你到外地，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山阳人。比如很多领导，总是评价山阳人有闯劲有干劲，善谋实干，有非常强烈的回报桑梓的家国情怀，这种东西，恐怕就是所谓的山阳文化。这种深远而持续的影响，恐怕就是文史资料的“资政”吧。

我想很多年后，执政山阳的领导们案头，除了山阳县志等必读书目之外，肯定少不了要读一读山阳的文史资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