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鲁克的成长经历，看父母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一、三年之丧
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宰予（前522年—前458年），字子我，亦称宰我，春秋末期鲁国人，但是这个学生每一次出现，都给孔子带来一些麻烦，最让孔子生气的一次是“宰予昼寝”事件。
有一次，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可以雕刻，用废土垒砌的墙面没有办法涂的平滑！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又说：“过去我对待别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 听了他说的话却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这是由于宰予的事而改变的。”（《公冶长篇》5.9）
白天睡觉有这么严重吗？这件事我们必须要这是古时候生活的情况，因为古时候他没有电灯啊，晚上只有油灯，不方便做事情，更不用说读书了，所以到了晚 上非睡不可，宰予大白天睡觉，除去生病的原因，一定是为偷懒，否则孔子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甚至改变了孔子的思维方式，不但仅凭一面之辞而相信一个人了。这与今天的情况是不同的，在古代，白天就应该念书工作。否则就代表你没什么志气，或者说你特别懒惰，看的出来，这让孔子感到很失望。
之所以会失望，是因为寄于了很高的希望，宰予是孔子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言语”科排名居首，这个排名已经超过了子贡，可见其表达能力之强，这也说明宰予有很高的天赋。
一个可以说明宰予语言天赋的事情可以看一个著名典故就是“三年之丧”了。
“三年之丧”是古人他规定父母过世，做子女的守丧三年，事实上这样的三年之丧，在周朝的时候，已经不太普遍流行了，商朝的时候是有这样的规矩。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所以他总认为说，我们祖先那一套应该还适用。结果宰我提出质疑。这个学生也真是聪明，我们看他怎么提问题的。在《阳货篇》17.21里面，宰我就请教说，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未免太长了，他说一个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散乱，旧谷吃完新谷也已收成，打火的碎木轮用了一次，所以呢，守丧一年就可以了。
宰我所举的理由非常好，一方面他说，人文世界三年太长，为什么？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啊，礼坏乐崩，因为三年之内，你不能行礼作乐嘛，三年之后不是荒废了吗？一个孩子学钢琴，你叫他三年不准弹，再弹的时候就不成调子了。这是人文世界，三年太长。那么自然世界呢？在古时候鲁国，一年收成一次，旧的稻米吃完了，新的稻米长出来一年收成一次嘛，古时候他的火呢，它并没有瓦斯啊，它是用钻木取火，钻木取火一年有五次，要换不同的木头。一年轮一次一年就够了嘛。所以，宰我是很有逻辑头脑，他说你看人文世界，三年太长，自然世界一年是一个循环，所以合起来看，取它的公分母，所以守丧一年就够了。这个学生是很有逻辑头脑的，举的理由你看兼顾人文世界，兼顾自然世界。
照理说很难能够反驳这个学生的质疑，孔子能不能跟他说，你真的做过调查吗？三年不行礼乐，礼坏乐崩吗？因为它是相对的。相对的条件。
孔子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立刻把伦理规范的基础转移到心理上的情感，孔子就问他说，你如果没有守三年之丧，就吃白米饭，就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孔子这样招很厉害，他的意思是说，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人的心理情感的需求，所以你心里面觉得父母过世了，你吃得好，穿得好，心里不安嘛，那你就好好的守丧三年吧。但是，这一来就有问题了，因为你问一个人，你心里面安不安，等于是请他做一种主观的自由心证，这个时候宰我就不客气了，老师问他安不安？他就说安。这样一来好像是跟老师辩论，非赢不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宰我是不用心的学生呢？就是完全没有了解老师的用心，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安呢？假设宰我的父母当时还在，听到宰我这样说，一定很难过，假设宰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代表他以前替父母守丧的时候，心思一定转来转去，说我不想守那么长的时间，说一这个时候宰我本来应该说，我回去好好想一想，或是说请老师指教，怎么样才对，他居然直接回答“安”。害得孔子没有话说。孔子只好跟他几乎是跟他讲的话很难听，孔子怎么说呢，“你心安你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的时候呢，吃美食不变滋味，听音乐不感快乐，住家里不觉得舒适，所以他不这么做。是他宁可吃的很简单，住得是很简陋，他也要替父母守丧，现在你居然心安，你就去做吧。”
这话说出来之后呢，各位看看反应，宰我立刻离开教室。为什么？因为宰我知道老师对他很不满意，就在宰我离开教室以后，孔子接着说，宰我没有真诚的情感，底下那十二个字是关键，叫做小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子生三年，然后离开父母之怀，当然我们不能计较啊，回家问父母说，你以前小时候这个抱我几年，以便作为我将来守丧的参考。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规矩是一般的情况所定的，不能因为说，父母对我恐怕照顾不是很好，我就对父母不用很孝顺，不是的。所以，社会规范是来自于心理情感，心理情感来自于生理需求，人类是万物之灵，没错，但人类也是什么？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人类的孩子，我们的子女，要在父母怀中三年，才能够独立去行走。这个是最长的比例，按照你生命的这个一生的时间，跟三年这个比例，这是最长的。所以长期的生理上的需要父母照顾，养成一种在心理上跟父母互相关怀，所以，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快乐，这是因为从生理需求，到心理情感，最后才出现伦理规范。
换句话说，儒家的伦理规范，绝对不是吃人的礼教，而是让你有一种心理情感需要，可以得到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你要有外面的礼仪、礼节、礼貌，一定不能忘记，内心真诚的情感，内心没有情感，你外面不用去做那些形式，这是儒家真正的思想。
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孔子的观察入微，从这一点上看，三年之丧是为了回报父母在我们三岁之前给以的照顾。
二、 给孩子的投资
那么在这三年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达娜·萨斯金德医生是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教授，小儿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医学院“3000万词汇倡议”机构的创始人和主任。她曾获得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杰出项目创新的领导者”奖项，也是白宫的“结束成绩差距”倡议的发起人之一。在人工耳蜗植入研究项目中，他有了一项奇怪的发现：两位耳蜗植入患者扎克和米歇尔，在手术成功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康复结果。扎克性格活泼开朗，就读于一所公立学校，阅读水平达到了正常的三年级水平；同样上三年级的米歇尔却不得不在“特殊教室”里学习。只会比划简单的手语和说一点点话的她，阅读能力仅达到幼儿园水平。
萨斯金德医生不解：他们明明有着同样的智力、同样深爱他们的父母、同样的先天性耳聋，并同样地接受了高端仪器治疗，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距？经过大量且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后，萨斯金德医生发现了早期语言环境对孩子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影响孩子学业的好坏，父母与孩子交谈中使用的语言才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孩子三岁之间的情况对其智力发展非常重要，这一点在《干扰课堂》、《父母的语言》等书中都有记录，而更重要的是居然是出生头几个月的情况，贝蒂·哈特与托德·里斯利两位学者的一项长达三年的研究中观察到：人们平均每小时和婴儿说1500个单词，健谈的父母（通常接受过大学教育）平均每小时和孩子说2100个单词。相比之下，不爱说话的父母（通常接受教育也少些）平均每天只说600个单词。如果把婴儿出生后30个月听到的这些词加起来，那么，健谈的父母家庭孩子听到了4800万个单词，相比之下，处于劣势地位的孩子只听到了 1300万个单词。这项研究提出，说话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刚出生的第一年里。
简而言之，当父母热衷于多和孩子说话时，孩子大脑里将增加很多得到锻炼和优化的神经突触。突触是大脑里的神经节点，它把信号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简单地说，也就是大脑里突触之间的通路越多，就会形成越多的有效连接，以后的思维模式就会变得更好，理解问题就更容易、更快速。
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但却经常被我们所忽视，很多的父母会认为“反正孩子也听不懂”，所以不和孩子有任何的交流或者是很少的关注，所以他们要从孩子上学之后才开始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错过了帮助孩子的大好机会。要知道，出生前三年里听过4800万个单词的孩子，不是仅仅比听过1300万个单词的孩子在大脑里多了3.7倍良好润滑的连接，而是能够使脑细胞成指数倍数的增长-通过与多达1万个突触连接，每个脑细胞可以与其他数百万个细胞连接，也就是说，接触大量谈话的孩子几乎拥有不可估量的认知优势。
讲到这里，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德鲁克能够成为德鲁克了，这首先源于其家庭生活中大量的谈话，这是父母的礼物，德鲁克收到了。
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是经济学家，也是律师，母亲卡罗琳是医生，他们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分享工作方面的兴趣，德鲁克曾回忆说：“每个星期一晚上，父亲都会请一些人到家里来，一边用晚餐，一边讨论时事。”德鲁克的母亲则会选择另外一个晚上，举办专门讨论医学课题的聚餐。偶尔还会有音乐盛宴，主持人是德鲁克的祖母，当时她在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担任独奏。或者是来一次讨论文学作品的聚餐，有的时候是数学晚餐，想想看吧，在用晚餐的时候，德鲁克和他的弟弟花心思去理解大人们所讲的一个又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些对话在孩子的成长路上将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而德鲁克正是由此建立起了自己的认知优势。
这让我想起了梁启超，作为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具有非常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一名普通的父亲，他也缔造了一代现代家教奇迹。梁启超一共有九个孩子，难得的是，这九个孩子，不论男女，都在各自的领域有着极为优秀的成绩，而且一家人都心怀天下，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的大儿子叫梁思成，他的名字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虽然人们多爱谈论他的婚姻，但是他个人的能力和功绩，也是首屈一指的。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不仅参与了中国多个标志性建筑的设计，跟其妻子不辞幸苦地一起修复了不少古建筑，还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二儿子梁思永，也是考古界的专家。作为哈佛毕业的高材生，梁思永回国后一直在为国家的考古事业努力，不仅挖掘保护了大量的文物，还引领了近代中国的考古教育。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军校，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扛起了枪，成为了一名抗日战士。只可惜还未看到抗战胜利，就在军中病逝。四子梁思达，著名经济学家，抗战时也曾为国出力，建国后调任统计科，在统计方面有着极强的专业素养，还曾著写过相关方面的书籍。五子梁思礼，中国著名火箭专家，在新中国急需人才之时，毅然回国效力，为我国的导弹火箭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参与设计的火箭和导弹，至今都是中国的代表。长女梁思顺，近代才女，在诗词和音乐方面造诣极高。次女梁思庄，精通多国语言，在图书管理方面十分的擅长，曾担任多所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三女儿梁思懿，医学领域的优秀人才，也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小女儿梁思宁，早年参加了新四军，也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梁启超的教育方式其实很简单，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子女的教育上，他和子女们一起读书生活，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不单是母亲要和孩子好好说话、父亲能和孩子好好玩耍，而是父母之间也要有良好的沟通模式，家人之间能够和睦、有爱的生活是为孩子培养健康内心的基础。他既没有束缚子女的天性和天赋，也没有放纵不管他们，而是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教育方式正确的和孩子们进行沟通交流。梁启超一生写给子女们的家书多达400多封，他对孩子的爱和教育也在家书中多有体现，很多人都对《傅雷家书》有所耳闻，却不知《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以及《傅雷家书》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家书”。梁启超还在平常的生活和交流中渗透给他的孩子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更有直截了当的爱的表达，经常一上来就称“宝贝”，“白鼻”。这种爱的播撒在梁启超的信里随处可见，可以说梁启超本身就是一个“爱的教育”的先行者。而这样的爱称，自然也能让梁启超的九个子女都觉得，自己是父亲最爱、最特殊的孩子。而在爱称之外，梁启超给孩子们信的内容则同样“爱意满满”。他在给二女儿梁思庄的信里写到：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
有一次，梁启超说他喝了酒，特别想念女儿。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但总要说点什么。于是，他干脆就在信里：讲他怎么爱女儿，怎么喜欢她的丈夫，他还提到了儿媳林徽因，说她是又一个女儿。不过他很快就补充一句：但要我爱她像爱你一样，那是不可能的。
在一封写给所有孩子的信里，他写到：“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
三、为什么父母的词汇有这么大的能量？
1. 脑回路的构建
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千亿条神经元潜能，能转化成诸多不同的潜力。但是，这些神经元需要关键性的类神经连接，如同无数个独立的电话亭需要连接线一样。
每个人从出生到三岁时，大脑每一秒都会产生700~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连接。然而数量如此庞大的类神经连接如果长期保留，那么大脑将不堪负荷。因此我们的大脑将通过一个叫作“突触削减”的过程，削除不必要的类神经连接，淘汰较弱或不经常使用的部分。
我们的大脑早早地就被所处的环境塑造完成，最好的例证就是语言的学习。婴儿时期的我们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在神经可塑的鼎盛时期，婴儿的大脑能够区分每一种语言的语音，包括德语的元音变音、汉语拼音、马赛族语的轻微内爆音等各种复杂细微的差别。然而在一岁结束之前，幼儿就已经显露出对母语语音的忠诚性。
孩子早期的语言环境，即父母提供的语言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先天潜能的发挥。父母语言的神奇作用远不止简单的词汇导入。这是决定特定神经元回路的优势、持久性和修剪其他神经元回路的必要刺激因素。
根据父母对孩子说的词汇量和父母对孩子说话的方式，父母的语言会对孩子的数学能力、空间推理、自身行为约束和道德品质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2. 数字空间词汇的差异性滋养
不必接受刻意高深的训练，父母单纯的数学词汇输入就有提高孩子数学能力的魔力。
苏珊·莱文教授和她的同事对大约44名14~30个月大的幼儿及他们的家庭进行了追踪研究。该教授在观看录制视频时发现，在同样的时间段内，有的孩子只听到了4个有关数学的词汇，而有些则听到了超过250个与数学相关的词汇。一年累计下来，这些孩子听到数学词汇量的差距多达10万左右。
而在随后的数学能力测试中，听到更多数学词汇的孩子毫无疑问地表现得更加出色。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苏珊·莱文教授开展的另一项空间技能评估中。听到更多空间词汇的孩子在测试中显露出优势。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完全与他们所接触到的词汇有关。通过语言，大脑超凡的能力能将其转化成比语言实际所传递的意义更广泛且更复杂的理解力和其他能力，帮助孩子打下日后学习的基础。然而这项卓有成效的数学词汇滋养方式却绕过了女孩子。
一项针对母亲的研究发现，她们两岁以下的女儿接受的数学谈话是儿子的一半，接受的有关基本数字的谈话大约是男孩的三分之一。在实际的数学成绩面前，母亲一直高估儿子们的数学能力，而低估女儿的数学能力。母亲们还更倾向于让儿子参加数学活动，从而增加了儿子在数学上的参与度和兴趣。另一项以小学老师为样本的研究结果是，女性会将她们对数学的焦虑不安感传递给女孩。
在女孩生命的第一阶段，父母和社会对女孩数学能力的偏见，阻碍了女孩数学潜力的发展，甚至是模糊地告诉女孩：“数学不是你擅长的。”当你的自我印象是一个“数学成绩不好的人”时，你就会面临着学习数学的困难。
语言不仅仅带来积极的正面培养，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3.培养成长型思维
孩子难免受到周遭环境中不利于他们成长的语言影响，这是作为父母和教育者需要帮助他们克服的。“成长型思维模式”便是一项利器，即帮助孩子形成“努力是获得成绩的关键因素，而缺乏能力并不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放弃才是”的观念。
“成长型思维模式”认为，智力能通过各种挑战得到提高。它能帮助孩子在面对社会中的不良定性或偏见时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成长型思维模式”的研究领头人德韦克教授在1998年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简单的一句对过程的称赞，就能够激发孩子积极应对挑战的欲望。他让128名五年级的学生解答一道难题，测试结束后给予一些学生“聪明”的称赞，给予另一些学生“努力”的称赞。随后她给出了两个选择，其一是让学生们解答一道更难的题目，并告诉他们“会从中学到更多”；另一个选择则是和第一题差不多难度的题目。获得“聪明”称赞的65%的学生选择难度相仿的题目，而获得“努力”称赞的92%的学生选择挑战更高难度题目。
父母在孩子14个月大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称赞风格”，即选择了是夸孩子聪明还是努力。学者们发现，在三岁之前经常受到基于过程称赞的孩子，更容易具备成长型思维模式。具备这种思维模式，有助于孩子对抗自我定型这一严重影响学习成绩的风险，让他们不惮于自我挑战从而获得更大进步。
而认为自己天生“聪明”的人在面对他们无法完成的事情时，更容易放弃，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或者这件事不重要，又或者有人在背后操控了那件事。德韦克教授说：“如果不能正确运用称赞，它就会变成一种负面力量，一种让学生消极且依赖他人观点的麻醉剂。”这是父母需要警惕的。
4.自我调控和执行功能
自控力也是影响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孩子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依靠的是照顾他们的人。看护人在日常互动中向孩子们传达文化规范，教导孩子从“环境的奴隶”变成“自我行为的主人”。而语言技能则在这一转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实验证明，即使孩子还处于不理解语言内容的婴儿时期时，只要听到自然的声音序列，就可以培养他们的自我调控力。
而理想的看护人言语更能帮助孩子变得独立。如果看护人问出“玩完玩具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可以对孩子的自我调控和执行功能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句话支持了孩子拥有对玩具的自主权。
当父母鼓励孩子控制自己的行为、向孩子解释规则、教育孩子不要感情用事时，孩子的自我调控能力就会得到提升。因此，父母应避免“命令型”语言，比如训斥和要求等；而应该采用“建议提示型”语言管教孩子，引导孩子提出意见或选择。比如采用“因果思维”的方式与孩子对话。
因果思维让孩子明白，每个行为的发出都源自一个理性的目的，促使孩子去探究事情的起因和影响以及后果。具备因果思维的孩子能够理解，人们应该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做事情。也许孩子不能立马和父母达成共识，但因果思维会慢慢渗入孩子的脑中，在未来能够无需任何人的提醒，便对不当的行为举止说“不”。
5. 道德观的建立
变得善良其实也是一个很务实的决定。《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一书的作者指出，善良、奉献且不求回报的人不仅仅会获得至善的赞美，他们的事业也会蒸蒸日上。“好人有好报”有着它的科学依据。
父母的语言对孩子宽容的品质和良好道德行为都有影响。虽然培养孩子的成长型思维需要家长基于行为的夸赞，但是为了帮助孩子变得善良，家长此时需要基于个人的称赞。
研究发现，当要求一群3~6岁的孩子去“帮忙”打扫时，被要求做“帮手”的孩子更愿意参与进来。而另一项研究表明，相对于被要求“不要骗人”，被要求“不要做骗子”的成年人就不太可能去骗人，被要求不要当“骗子”的群体根本不会骗人。
名词与动词间的微妙差别在于，名词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所以当孩子做错了事情的时候，父母应该说“你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而非“你真差劲”。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明白自己是“善良的”，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可以挽救的错误，而不是让他们产生消极的自我感受，觉得自己差劲。
彭信之
------------
子曰德鲁克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用走心的文字让东西方管理思想交流碰撞
长按关注，谢谢转发朋友圈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
让我们抱书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