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雍正种水稻

万历、雍正种水稻

自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明朝的历代皇帝虽说懒虫不少，但有件事，却是摊上哪位都急抓狂：北京缺粮食。要知道，迁都北京后，“天子戍边”的明王朝，既要供养大批边军，也要养活各级衙门里的文武百官。北京城的“体积”也不停膨胀，明朝建国时北京只有一万四千人，嘉靖年间时“常住人口”就突破一百万。粮食供应的压力，想想就知道有多大。

所以，为了喂饱北京城，大明漕运成了头等大事，江南粮食的征收负担，也是一代比一代重。但即使这样，北京城的粮仓，也常见“见底”的时候。比如明穆宗刚登基时，太仓竟只剩下了三个月的粮食。

好些有识之士也大声疾呼：不能光指望着大运河运粮，北京周边也得多种粮。可北方的水土条件原本就差，水稻等农作物产量不高，累死累活种半天，混个肚圆都难。所以，就算懒得出奇的万历，一听“粮食”就打激灵。有关“征粮”“漕运”的奏折，总是第一时间批复。

而万历十二年（1584），明朝著名农业学家徐贞明，却给万历君臣带来了惊天喜讯：谁说在北京种水稻不靠谱？臣保证不但能种，而且绝对高产！

在此之前，徐贞明为了“种水稻”的事，几乎呕心沥血半辈子。除了培植试验了各种稻种，他还走遍了京畿周围乃至河北各地的山山水水，把每一处水源土壤都精心规划。就连已经退休的大英雄戚继光都为他的执着感动，派老部下来帮忙。终于在永平府开出了三万九千亩水稻田，并在万历十二年夺取大丰收——“北京种水稻”这事儿，靠谱！

如果这件“靠谱”的事儿，接下来真顺风顺水推动下去，对大明朝来说，这不止是“多收三五斗”的事儿。如果京畿周边能提供充足粮食，大明漕运成本将大大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和百姓民生负担都会大大下降。明王朝更可以因此储备充足的粮食，哪怕面对接下来的内忧外患，也绝对有抗风险的底气。不夸张说，这是一件关乎大明国运的大事儿。

可身为科学家的徐贞明，把所有一切都规划到了，却唯独漏了一个事实：他摊上的，是大明王朝历史上无比奇葩的年代——万历年间。

于是，当徐贞明“水稻实验成功”的喜讯送上去后，大明朝堂上的反应非但不是狂喜，反而立刻吵成一团：各位拉帮结派成习惯的大臣们，习惯性的互相吵架。很简单的“种不种水稻问题”，就变成了大臣之间互骂，骂着骂着就跑偏，彼此间的祖宗十八代都翻了出来。“种水稻”反而成了小事。眼看吵得头大，万历最后也就草草下旨：“近开水田，人情甚称不便”。这么一件大事儿，竟就草草收场了。

反而是提出这事儿的徐贞明，事后受不了铺天盖地的攻击，凄然辞官回家，不解决正事，却解决办正事的人，整个愚蠢的“神操作”，很万历。

反而是此事一个多世纪后，经历“九子夺嫡”登上皇位的清朝雍正皇帝，面对此时清王朝“内外府库无不亏空”的惨状，愤然决定从北京周边找粮食——种水稻！然后在怡亲王允祥的主持下，清王朝设立“水利营田府”，就靠着“抄徐贞明的作业”，一板一眼在直隶地区推广水稻种植，不到两年时间，直隶地区就成功大面积推广水稻，且“岁以屡丰,穗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廛”，公认雍正治国的一大成就。

如此成就，不但给开局穷掉渣的“雍正王朝”大补血，更给乾隆一系列“文治武功”打了底。但说到底，却还是习惯扯皮的万历君臣，给后来人做嫁衣。

再看看明朝末年天灾人祸，北方大地饿殍遍野，缺粮食缺到眼红的景象，就更不难理解“明朝亡于万历”的真谛——现成的徐贞明的“作业本”都无视，水稻都种不好，这低效懒政成常态的大明朝，又有谁能救得了？

参考资料：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高奇《走进中国科技殿堂》、高福美《清代直隶地区的营田水利与水稻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