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稿酬一说，只有润笔一说，典出《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熲戏谓译曰：'笔干。’泽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郑译和李德林都是隋朝的开国元勋，共同辅佐杨坚废北周建隋朝。
郑译官至上柱国，后获罪受贬。隋文帝杨坚感念他的功勋，再次起用，命李德林起草诏书。高熲开玩笑地对郑译说：“笔干了，怎么写呀？”郑译回答说：“出门就是大山，策马才能回去。身无长物，不名一文，拿什么来润笔啊？”隋文帝杨坚听罢，哈哈大笑。文言虽短，妙趣横生。其实，以文取酬的最早记载，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汉武帝刘彻的皇后陈阿娇失宠后，整日整夜地倚门悲泣。她得知汉武帝尤喜司马相如所作的赋，于是，便以向其夫人卓文君买酒的方式，馈赠了黄金百斤，求得了一篇《长门赋》，以讨好求宠于刘彻。全赋六百三十三字，可谓字字黄金。唐代应该是润笔费最高的时期。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在得重病后，请白为自己作篇墓志铭。元稹所给润笔有车子、绫帛、银鞍、玉带等，价值七十五万金，堪称是历史上最贵的润笔费了。白推辞不了，只得收取。不过，白居易后来把这些润笔全数捐给了香山寺，算是给好友元稹做了功德。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是位文章高手，最善为人撰写墓志铭，即通常所说的“谀墓”，所收的润笔十分丰厚。他写的《平淮西碑》，很得唐宪宗的褒奖。唐宪宗将碑石的一块赏赐给韩弘，韩弘馈赠韩愈五百匹绢。韩愈的文章在当时难得一求，好友刘禹锡说韩愈的文章是，“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在唐代那些耀眼星空的文学家中，除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外，大多为人作文都要收取润笔费。文人墨客为需求者所作诗词、碑、铭、志、序、记、书画等，一概要收取润笔费，那是供需关系的等价互换，是各自默认的公平。那时的润笔费除了金银外，也多以粮食、物品等来支付。到了唐宋时，翰林院官员发布官员升迁的文告时，有不成文的规矩，要给书写者馈赠所谓润笔的物品。自此，为人作文和书画，都要给作者以财物的报酬，润笔费也就这样名正言顺了。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著名书画家蔡襄为他书写《集古录自叙》，欧阳修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井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士大夫多为文人，自视清高，把钱财视为“阿堵物”，向守“士大夫讳与贾人交”的价值观。可到了明代，由于商品市场的刺激，这种价值观有了悄然的变化。文人已毫不勉强的为商人写碑传、寿序，而商人又心甘情愿的付与润笔费，这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明正统年间进士叶盛在《翰林文字润笔》中写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指明英宗“夺门之变”，作者注）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由二、三钱涨至五钱、一两，以至“乞一诗，则可得贽见帨帕。”文人的润笔也因需求而水涨船高。明代官员的俸禄很低，对于拖家带口的官员，生活上不免有寅吃卯粮之窘。士大夫只得找些副业贴补家用，生财之道的手段只有作文作书画，这已成当时官场的常态。作文作书画本是文人的本业和所爱，由于商人的喜好和附庸，从而确立了它们在文化市场的商品地位。明代的许多名士为人作文作书画，很少无酬而作，以为“白作文，最败兴。”文化作品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待价而沽的价值认同。明代著名书画家祝枝山、唐伯虎就具有现代精神，他们的作品概取酬金。祝枝山把这称之为“见精神”，意谓只有见了黄白之物，才能拿的动笔。唐伯虎更绝，专有一账簿，内中记有他的作品，簿面书有“利市”二字，“市”者，售也，显系明码标价的作品。他还孤芳自赏，洋洋得意地赋有一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当然，士大夫中也不乏少量的冬烘先生，仍守“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的理念，一直在矛盾的徜徉之中。明代文人桑思玄常常受人请托作文，他对润笔定了规矩，即润笔只限于两类文章，一为其父辈先人作颂扬之文，二为其本人作彰显之文。收取润笔的理由是，“有宠于其人之先与其身，故不可不受之，以副其诚，而不宜为拒。”我的文章是为你的先人和你扬名，不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劳动，否则，你就是不诚实的人。“取之不伤廉”的润笔，总算有了充足的理由支撑。如果说树碑立传曾经是士大夫阶层的独享，那么到了明代，由于商人的崛起，树碑立传也越来越世俗化了。当时有人对此谐趣为，“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于是乎，写手或捉笔就应运而生，而这都不是无偿的劳动，润笔堂而皇之的有了市场和舞台。明代商人中，徽商最喜夸富斗奢，附庸风雅。他们构筑园林，置办戏班，谀墓成风，大立牌坊。这都离不了文人手中的那支笔，天下文人趋之若鹜，前往徽州，奔的就是润笔或曰打秋风。这使我想起了明代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的一首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首诗一直被误读，以为是歌颂徽州，实际上大谬不然。汤显祖原是朝廷的官员，因触怒权贵而屡屡受贬，遂辞官归里，生活窘迫。当时的徽州可谓是富甲天下，有朋友劝他去黄山、齐云山以文打秋风，获金一定颇丰。汤显祖的“痴绝处”在于孤傲狷介，不愿去凑这个热闹，说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徽州，不愿奔徽州卖文鬻字。可见，徽商确是文人以文获酬的主要提供者，徽州确是文人最心仪的淘金之地。润笔作为文人卖文为活的一种生存状态，在十七世纪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清代著名学者钱谦益和黄宗羲共有一段卖文为活的佳话，钱谦益晚年贫困潦倒，专以卖文为活。1664年夏，钱谦益卧病不起，自知时日不多，可料理身后事的费用“未有所出，颇以为身后虑。”恰在此时，盐运使顾某慕名前来求文三篇，“润笔千金”。钱谦益沉疴在身，难以作文。他让黄宗羲代笔，黄答应“稍稽时日”，定交三文。黄宗羲将自己反锁在书房内，“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这“润笔千金”由钱、黄分享，他们受之心安理得。近代的章太炎晚年也曾经卖文为生，有时还让他的得意门生黄侃为之代笔。润笔作为文化人的劳动所得，已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润笔作为报酬，施之者乐意，受之者心安，但毕竟不规范，没有形成有章可循的制度。1910年7月，南社社员王西神在上海创刊《小说月报》，他在《征文通告》中说，凡是选中的稿件，《小说月报》会将稿件分为四等予以酬金，以千字计算，甲等五元，乙等四元，丙等三元，丁等二元。润笔就这样衍变成了稿酬。这一制度施行后，稿件数量大增，《小说月报》也火了起来。上海滩的其他报刊纷纷效尤，稿酬制度由此形成并推而广之。应该说，王西神是中国近代稿酬制度的创始人。民国时期，稿酬制度逐渐正规化，从而催生出许多职业写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通行的稿酬标准是千字二至三元。一个写手只要努力，卖文为生是不难的事情。如是名家，他们的稿酬往往是一般写手的二至四倍。鲁迅给《申报》写副刊，是千字六元。张恨水与世界书局签约，是千字八元。这里的元是指银元，可见稿酬标准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