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史书

小时候很佩服欧阳修先生的文笔。一篇《醉翁亭记》，文字简洁轻空，时而干拔直起于千峰之上，时而萦绕迂回于幽谷之间，足见作者功力的深厚。最让人佩服的，是通篇没一个“赘字”，用成语“千金不易”形容恰当不过。这恐怕是和欧阳先生的创作理念有关的，那就是“惜墨如金”。

传说他爱把写好的文章钉在床头，每天晨起时削去多余内容。久而久之，千字文竟只剩下寥寥几十字。更有段子手提出佐证，说欧阳修在翰林院修史时，和下属出游。见有惊马踩死了条拦路狗，于是各自以文字阐述其事。

一个说：“有黄犬卧于道，马惊，蹄而死之”。一个说：“有马逸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则揶揄说：“像二位的写法，一万年也修不完史。”他给出的答案只有六个字“逸马杀犬于道”。怎么样，干脆利索吧！

直到高中学了课本上的《伶官传序》，在被里边大段夹叙带议的复杂文字逼得七窍生烟后，我竟惊讶得发现，有人似乎在自相矛盾——这篇繁杂的史论正是出自于“一字不肯多着”的欧阳修之手。

不仅此篇如此，《新五代史》的整个纪传部分都没能跳出“繁杂”的窠臼。其描摹之细，刻画之巧，让人不禁慨叹，如此写史书真的“一万年”也休想完工。写的多了，难免言多语失。于是，第二个更致命的毛病也接踵而至，那就是“失实”。

这从一场梁、唐两国发生在邢台的战斗就可以看出。

时间是天佑八年。李存勖接过这个唐朝这个已经死去的年号，还有他老爹李克用留下的烂摊子，已有三年之久。情况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一来契丹、幽州、大梁这三个敌人越打越强大，连其中最弱的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都有实力逼着李存勖尊其为“尚父”。以唐庄宗的性格，做这种“认贼作父”的事绝对不情愿，但没办法，对方实力摆在那儿，就得低头。

二来，李克用一辈子光顾打仗，甚至牺牲民生为战争服务。纵容手下的沙陀兵四处“打草谷”，还大言不惭地说等大局稳定后再收拾他们。结果民心尽失，国土日蹙，粱将葛从周甚至一度包围了后唐首都。霸业未成，“独眼龙”自个先被气死了。这个问题唐庄宗必须得解决，但同时他也要承担“改革的阵痛”。

天佑五年，即他老爹去世的当年，唐将周德威大败粱将尹号于神山之北。这本来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但最后唐军却不得不选择撤退。原来唐军的骑将夏侯敬受在追击时竟临阵倒戈，归降了败军！这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完全有迹可循。

在李克用时代，最无法无天的就是他手下的骑兵部队、黑衣黑甲的“鸦儿军”。而他们无疑是李存勖上台后首先要剔除的害群之马。如此一来，深感大事不妙的夏侯敬受们也只能选择“树倒鸦儿散”了。

所以此时的李存勖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打几个漂亮仗已是他不二的选择。

天佑八年的十二月，狡猾的朱温利用后唐冬天马瘦，骑兵战力不佳的机会，命令最得意的王彦章、阎宝会师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进据邢台。企图掐断李存勖南下中原的咽喉要道。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此举却给一心求战的李亚子送来了大礼。

事情至此，两大著名史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却发生了分歧。或者说是两书作者薛居正和欧阳修对同一“病症”开出了截然不同的“药方”。

我相信，普通读者肯定更喜欢欧阳大文豪的描述。他写道，在柏乡，当两军夹河对垒时，梁军尽出精锐挑战。这些精兵被分为龙骧、神威、拱辰诸军，都是朱温的近卫部队。多由首都的“良家子”充任，仅每人配备的金甲、刀矛就价值数十万。

面对着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阵势，毫无退路可言的李存勖即兴发挥，发表了一段儿声情并茂的“动员令”。他说：“你们看到的不过是汴梁城里菜贩子的儿子罢了，也许今天是头一回拿起武器！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吧。他们就是一群披上了锦绣玉衣的肥猪，不但不能成事儿，还会把自己绊倒！！”

李存勖

就在大家将低落的士气重新点燃时，老将周德威和大总管张承业却在马前抱住他的靴尖，哀求他收回成命。被泼了一头冷水李存勖当然很不高兴，他跑回自己的大帐，躺在床上蒙头生闷气。张承业却一路赶了进来，解释说，现在两军之间距离太近，利于梁军的步战，却让后唐骑兵失去了宝贵的冲击空间。所以不如暂且后退，一来拉开距离，二来也可避开敌人的锋芒。

此时李存勖还不是那个痴迷戏剧的发烧友，头脑还比较清楚。他霍然起身，从谏如流，命令部队向高邑转移，从而把梁军精锐引入了空阔却令人窒息的“死亡之网”。

怎么样，当小说看也不过如此了。如果按苏舜钦所说《汉书》能下酒，那么欧阳先生编的《新五代史》绝对可以下饭。但事实果真如此，年轻的李存勖真的如此英明神武、从谏如流吗？

我们再来看看比《新五代史》早几十年成书的《旧五代史》是如何记录此战的。因为年代更近，所以薛居正的笔下写实意味更浓。他写道，此战的主角应该是唐军的先锋、大将周德威。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周德威很早就意识到柏乡的地理条件不利于己。诱敌聚歼是他一开始就拟定的计划。

天佑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周德威带领劲将史健塘和他的“藩落部队”，向梁军四下驰射挑战，结果没有成功。次日，周德威率领所有骑兵倾巢而出，和粱将韩勍、李思安的三万大军激战。战斗中周德威且战且退，凭河而止。在发现梁军开始搭建浮桥时，周德威并没有按照兵书，来个“半渡而击”。反倒率军向高邑撤退，意在引诱敌人追击。可王彦章也不是省油的灯，并没有上当。

直到二十二日，李存勖的主力部队才到了柏乡。在部署停当后，李存勖还没忘了到光武帝刘秀的祠堂祭拜烧香，祈求胜利。当然，搞文娱活动并不能真的取胜。此时，担任主攻任务的仍是周德威的先锋部队。

二十四日，周德威率部三千埋伏在柏乡村中，然后令三百壮士前去斫营。要知道，对面的梁军可是朱温数十年打造的家底儿，号称“十万之巨”（实则精兵七万多人）。你区区三百人跑来，再不接招岂不成了世间笑柄。所以，忍无可忍的梁军就一口吞下了这块“香饵”，也顺带被那三千伏兵“挂住了腮帮子”。

周德威利用骑兵速度快的优势，引诱着已经失去理智的王彦章直奔地势平旷、利于野战的高邑。直到近午，李存勖才率中军赶到，和周德威成“合击”之势，并利用吐谷浑骑兵反复碾压梁军。取得了“自高邑至柏乡数十里，（梁军）僵尸枕藉”，死亡殆尽的战果。

看到了吗，从始至终，李存勖都是“诱敌战”的配角。欧阳修先生不仅违反了他“简约”的行文方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大大地扭曲了史实。让千年发生在柏乡大地上惊天大战的主角暗中换了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他是故意的。因为《新五代史》并非政府的“官史”，而是欧阳先生出于个人目的编的“私史”。直到北宋灭亡、金章宗当了皇帝后，才把这本史书纳入了官方史籍序列。也就是说，在欧阳修本人所处的时代，这本书一直得不到大家的承认。

他编这本书就是为了重新建立君主的权威，一改五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朝廷人鬼失其序”的弊病，是为了让“贼子惧，佞人畏”的。自然，建立君主“伟、光、正”的完美形象就成了此书的不二要旨。为此，他不惜变成“话唠”，不惜扭曲事实。

至少从“柏乡之战”上来看，《五代史》传记的史学价值是“新不如旧”的。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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