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后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一、我的金色童年
1960年我三岁了，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北京。父亲独自一人带我先行来到北京，之后母亲才带着哥哥们来京。
初来北京的日子里，父亲要工作，而我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了，于是我被送进了装甲兵大院的幼儿园，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幼儿园时代。我的小学先是在北京昌平的军委工程兵子弟学校渡过的，后又转到了大院附近的沙窝小学。
在昌平上学是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学校条件非常好。有任课老师，还有生活老师。定期洗澡，换衣服，看电影。我依旧是那样的调皮捣蛋，只是我学习非常好。上课时我总爱接老师的话茬，偷偷的从窗户爬出去，爬到树上玩。回到宿舍也不消停，和同学们在楼里玩骑马打仗，吵的整个楼都不安宁。一次生活老师端着一脸盆水路过我们宿舍，听到里面在闹，一脚踢开门闯了进来。不想放在门上的一只鞋子，突然掉下来正好砸在盆里，老师吓得尖叫了一声，连盆带水都掉在地上。同学们看到老师来了都飞快跑回自己的床上，用被子蒙着头。老师大怒，厉声责问是谁干的，大家都不敢吭声。还是老师聪明，问这只鞋是谁的？鞋子的主人吓的，不敢出大声：“老师，是我的鞋。”于是这个同学战战兢兢地把我供出来了。老师气愤地走过来，“呼”的一下子掀起我的被子，一把拎起我来，拉到宿舍门口开始罚站。还好那时只是罚站，但是我心里也明白了事情真的比较严重了，只是自己硬撑着而已。
二、西安五年的美好时光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西安渡过的，经历了这样一段快乐，恐慌和变迁的年代，来到西安的我完全已经变了一个人似的。曾经淘气调皮捣蛋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懂事勤奋好学向上的孩子。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政治品德优秀，艺术的天赋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成了当时黄河中学的知名人物。曾几何时，全国学习黄帅。但在黄河中学是向黄帅学习和向我学习并列，我的名字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代黄河校友。直到今天32年过去了，当我和我弟弟的同学在一起唱歌时，很多小得多的黄河毕业生都说你就是“吴金光？我们老师老向我们提起你。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20世纪70年代初，8个样板戏在全国流行，各个学校都纷纷模仿。在整个西安市，黄河子弟中学是唯一一个能把《红色娘子军》全场演完的学校，曾轰动一时。
有一次我们出早操，来了几个老师，让我们几个高个同学出列。原来他们是来挑演员的，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就和芭蕾有缘了。
当时我也就13岁，没练过功，拔筋已经有些晚了;当演员的同学已经会做很多技巧了，而我连腿还踢不起来，但是从内心来讲我特别喜欢舞蹈。我不怕自己基础差，又开始了追赶超的经历。
三、难忘的知青岁月
不瞒你说，我曾是个非常积极的青年，积极得有些激进，当然这和我的那个年代还是有关系的。当我十八岁的时候，还处在文革后期，我们一批志在四方的青年，打起背包，志愿来到老区，扎根农村，当时我们想，用不了几年，老区就会在我们的手里改变新貌，甚至想共产主义实现后又将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如此狂妄之极，不知天高地厚！后来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政治上的浅浮使我们颇有被愚弄，受欺骗的感觉。但是现在想想，那股“狂”劲儿，还真是可爱，也是可留恋的，正是靠着这股狂劲，我们和中国最朴实，最贫穷的阶层— 农民柔和在了一起。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中体验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是幸福。这段艰苦的生活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正是这种艰苦的劳动，使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大家心心相应，情感交融，每个人的心灵都宛如一股清泉，一看就透。遇到吃糠，没有一个人躲，遇到困难，没有一个人不敢上。大家的工分收入，全部汇总在一起，年底一起按人头份分。绝对平均主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这个环境中生活，大家虽苦犹甜，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生活经历，在这个环境中，我始终不感到孤独、不感到寂寞。然而现在，当我的生活走向富裕、社会地位也很高的时候，我却感到孤独，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要写这篇回忆录的初衷，挖出知青生活中的真、善、美，去讴歌那以青春为代价的悲壮和业绩和心路历程，让青春的苦难变为人生的骄傲。真可谓：“知青好在正青春，无牵无挂只一身。苦不苦，冤不冤，想想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人生一世草一秋，谁应比谁贵？谁应比谁尊？可笑书生受了点罪，连篇累牍写纷纷。
经过数不清的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１５人终于来到了自己的点上－－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这是一个完全隐藏在沟里的村子，从公社的大马路上根本看不到有人居住。延河水从沟前流过，在通往村子的路上有一座３０米长的吊桥。同学们一个跟着一个上桥，由于人多，桥剧烈地摆动起来，吓的有的同学当时就站住了，不敢再往前走。但替我们背着行李的老乡们，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在摇摆不已的桥上悠闲地走着。老乡们看到我们的尬境告诉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单个走，晃动会小一点”。此办法果然灵验，不一会大家都过去了。这时我们这几天的的高兴劲和狂劲一扫而光，还没有接受实实在在的劳动，仅仅过了一座桥都那么费劲，还有什么脸面大谈建设新农村的蓝图？
到了驻地，村里的老乡送来两筐苹果，大家乐滋滋地品尝起来，窑洞外有个同学喊了一声：“社员正在送粪呢，咱们也参加吧”。同学们像听到了出发口令的战士一样飞快的冲出窑洞，从社员手中抢过担子便担了起来。由于是走下坡路，同学们又拼命往自己筐里装，所以挑起来特别费劲，男同学还好一点，女同学强忍着肩膀的疼痛，一步一晃地往坡下走，让人看了真有一点悬乎，其实每个同学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少唱一些高调，能不能吃苦，劳动上见。就这样一堆粪很快就挑完了。我们由此开始了艰苦的劳动，并领悟到插队绝非是简单儿戏。
四、上外的艰难时光
我虽然考上了重点大学，离开了农村，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等待我的是人生的更大考验。
1978年春节过后，我兴冲冲地赶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去报到。迎接我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同学们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重新回到校园，回到课桌边我有一种亲切感。经过相互聊天，我了解到这届考上上海外院的同学，几乎全是外语学校附中出来的，或者是当过中学外语老师的，像我这种从普通中学出来，又下过乡的几乎少之又少。我预感到我要面临更大的考验。
回想起我的成长过程，我多次经历从落后赶成先进的情况。我从北京转学到西安时，由于教学上的差异，西安的速度要快一些。当时父母担心我跟不上问我是不是留一级，我不干，一定要跟上去，后来经过奋发努力，很快就赶到了班上的前1、2名。还有就是搞舞蹈，当时，同学们都能演《红色娘子军》整场了，而我还没练过功，没拔过筋呢，后来我也是勤奋努力，刻苦磨练，不到两年就赶到了前面成为《红色娘子军》的B角洪常青。这次学外语是因为差距过大，所以没有赶到最前面去。我相信只要刻苦用功下去一定能够赶到班上的前几名里。
五、民委工作前25年
从1984年至2009年，我在国家民委从事外事工作整25年，先后出访了55个国家和地区，亲身经历了国家民委外事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也可以说，我幸运地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现在，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脉络，按时间顺序，将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事件叙述出来。我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国家民委外事工作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因此，我把个人视线所及的有关历史情况记录下来，力求客观反映国家民委对外交流工作，为国家民委对外交流工作的发展和成就留下真实的一笔。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反映在民族工作领域里，民族院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民族地区边境贸易规模急剧扩大；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对外输出数量上升较快；联合国驻华机构和和国际知名资金机构（如亚行、世行等）对民族地区的技术援助项目不断增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际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民族领域的外事管理和服务，1980年，国家民委外事机构应运而生，主要负责国家民委系统人员出国访问、考察、参加国际会议、留学等事务的审批和管理工作，以及有关涉及民族领域境外团组来访的审批、接待工作。1988年，国家民委外事司的成立和进一步扩大构建了民委进行国际交流的专业平台，有力地提升了国家民委外事工作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