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銘線條的篆籀之氣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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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写：王增军

《石門銘》作為北魏成熟的摩崖刻石楷書，由於時代風尚和承傳漢隸《石門頌》筆意，以及作者個人書寫風格的追求，其篆籀氣息濃厚，分隸餘韻猶存，加上開張的體勢與率意的書寫狀態，行草意味瀰漫其間，可謂多體兼容，審美內涵極其豐富。從點畫線條這一層面來說，篆籀氣息應是其多體兼容的主要特徵，筆者就這一特徵並兼及分隸意韻略作探索與分析。

篆籀是文字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書體的稱謂。篆籀書，分為大篆和小篆。大篆是先秦時廣泛使用的字體，亦稱作“籀文”。籀文得名於周宣王時太史所作的《史籀篇》，此書是一部字書，共十五篇，用於識字啟蒙，規範天下文字。所以，籀文應是比較規範的大篆。由於其規範，又是識字讀本，在當時應有一定影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為進一步統一和規範文字，去除“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狀況，“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所以，小篆是秦代李斯等以籀文為基礎整改變化而成的，也稱秦篆。

不論大篆還是小篆，流傳至今的主要依託於青銅或碑石。篆籀古法使篆書的線條勻淨簡約、遒婉圓潤、雍容雅正，加上鑄刻工藝、自然風化等多種因素，形成了凝重飽滿、渾圓鼓蕩的線條質感。這無疑是書寫者、鑄刻者、泥沙、青銅、刻工、岩石、歲月的共同結晶。古意盎然，回味雋永，能喚起人們對遠古的遐想，顯示著古樸、渾穆、蒼勁、奇崛的氣息。這就是書家所樂道的“篆籀氣”，具有趣味性很強的形式美感特徵。

“篆籀氣”向來被歷代目光敏銳的書家、書論家所重視，成為他們品評書法作品高低、雅俗的一個重要標尺。宋人黃伯思在《東觀余論·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中就曾對自漢魏至隋唐書法中“篆籀氣”及隸意漸失的歷史過程及其表現作過一番梳理，且深以為憾。他說：“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鐘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橢。

今傳世者若鐘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鐘、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竟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鐘、王楷法彌遠矣。”又在《東觀余論·跋逸少昇平帖後》裡對王羲之暮年書法中的篆籀氣給予肯定，認為這才是能代表王羲之書法水平的作品，“《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

此帖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鐘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真賞未易遽識也。”

元人郝經在《敘書》中非常明確地說：“凡學書須學篆隸，識其筆意，然後為楷，則字畫自高古不凡矣。”並在《移諸生論書法書》中說：“其後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書法備極無餘蘊矣。”

篆籀氣和隸書筆意是使楷法高古脫俗的根本。顏魯公楷書有篆籀氣，蘇東坡楷書有隸意，其書法意蘊就豐滿。明人豐坊《書訣》中也說：“古大家之書，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稱謝安石《中郎貼》、顏魯公《爭坐》書有篆籀氣象，乃其證也。”

明末清初曾經提出過 “四寧四毋”說的傅山對篆籀氣和隸意的價值有更明確精闢的論述：“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瞭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佈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為整理也。”

“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鐘、王之不可測處，全得自阿堵。老夫實實看破地，工夫不能純至耳，故不能得心應手。若其偶合，亦有不減古人之分釐處。及其篆隸得意，真足籲駭，覺古、籀、真、行、草、隸，本無差別。楷書要雄深高古，不同凡俗，必通篆籀，知曉隸意。由此觸類旁通真、行、草諸體，則皆可入道矣。”

以上各代書論家對“篆籀氣”及“隸意”價值的論述，為真知書者之言，言簡而意深。

清代包世臣對“篆分遺意”的解說頗有新意，《藝舟雙揖·答熙載九問》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對話：“（吳熙載）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為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包世臣答：“篆書之圓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毫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毫，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湮，有側筆而分意漓。”包世臣從形態背後的筆法入手闡述“篆分遺意”，可謂要言不煩，直指“篆籀氣”與“隸意”的根本。

清代劉熙載進一步論述道：“孫過庭《書譜》云：'篆尚婉而通。’余謂此須婉而愈勁，通而愈節，乃可。”又道：“篆之所尚，莫過於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指出篆籀筆意於婉轉中有勁健，通暢中有節制。強調筋脈相連的內涵之力，避免運筆的鬆懈、褊急。

關於隸書，劉熙載說：“書之有隸，生於篆，如音之有徵，生於宮。故篆取力弇氣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與奮筆之辨也。”又說：“隸形與篆相反，隸意卻要與篆相用。以峭激蘊紆餘，以倔強寓款婉，斯征品量。”與篆書相比，隸書則筆勢險峻，節奏短促有力。並指出其形不同，其意則相互為用，“以峭激蘊紆餘，以倔強寓款婉”。

《石門銘》上擷古篆籀之法，點畫線條圓勁遒婉，凝重厚實而不板滯，簡約中透著豐富；隸意滲入，圓中寓方，節律長短互用。《石門銘》對篆籀氣和隸書筆意的成功引入，不僅豐富了楷書點畫線條的內涵，也使楷書體勢“古意”猶存。

魏碑籠統可分為兩種，即方筆魏碑和圓筆魏碑。

方筆魏碑，源於分隸，體多工整，起筆露鋒，棱角分明，可用“鋒利”二字統括其主要特徵。南碑、北碑及至初唐多用此法。此法筆鋒外露，芒角外曜，便捷剛毅但卻少圓厚靈動，其主要成就是“龍門四品”、《張猛龍碑》等刻石。

圓筆魏碑，則起筆藏鋒，筆鋒中含而不外露，筆意貫通，鼓蕩多姿，濫觴篆籀。《石門銘》中不僅是橫、豎，而且點、撇、捺的起筆也多用正鋒圓筆，圓而各異，再兼側鋒方切，形態多變，以篆入楷，斂鋒藏鍔，圓厚有力；以隸相雜，方圓對比，變化多端。收筆處，筆到意到，有平收，也有上收或下收。無論如何入筆，怎樣殺鋒，均有濃厚的篆籀氣息。

《石門銘》點畫線條長短變化，長則跌宕舒展，氣韻悠長；短則或險峻，或內斂，節律亦簡。線條兩端與中段提按變化的幅度不大，筆畫“中實”。畫之中截堅實不怯，是篆籀和古隸共同的行筆特徵。

包世臣對此有精彩的論述：“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態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尚有跡象可尋；而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之後，遂難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