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我1岁，上海解放时海关大楼那串长鞭炮就是我买的……
我叫官本信，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我1岁。
我祖籍青岛平度，幼时立志读书，虽逢战火，仍执着求学，1947年国立西北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江海关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海关工作，在那里遇见了红色火种，加入地下党组织。1949年5月，江海关庆祝上海解放的那串长鞭炮，就是我去买的。
△101岁的官本信在其寓所。
颠沛求学，渴望新世界
我读中学时遇抗战。1938年青岛沦陷，我只能随高中老师迁往安徽阜阳继续求学。
那时，学生们住在战区学生登记处临时宿舍里，吃的是黑馒头、白菜汤，登记处的主任却有鸡鸭鱼肉。我们气不过，与对方评理，一时矛盾激化。学校本部领导是当地军政部门长官，获悉情况后竟要严惩我们这些“肆意妄为”的学生。参与学生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监狱，我也在其中。狱中苦熬41天，终于获释。为专心备考，我暂时放下愤懑，此后赴西安报考国立西北大学，被法商学院录取。
战火蔓延，国立西北大学迁往陕南城固，数千师生六天六夜山高路陡才抵终点，全程无人掉队。当年，学生们除了勤学苦读，也讨论进步思潮。1943年，刘季洪出任校长，对进步组织实行高压政策。1946年，听闻西南联大李公朴、闻一多教授被杀噩耗，学生们出离愤怒，自发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围堵学校行政机关，要与校长谈判。刘季洪拒不接受，谈判无果，且因同学们声势高涨，校长竟然溜了，于是学生自治会临时接管学校。我作为自治会一员，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接管了校总务科。然而很快，校长向军警求援，对学校实行断水断粮。学校位置偏僻，难同外界积极力量取得联系，无奈之下，自治会解散，学校再落敌手。经历此劫，我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对于新世界更加渴望。
积极抗争，上海迎新生
大学毕业后，我自寻出路，报考江海关被录取。没想到，江海关早已建起地下党组织。1947年刚入关时，我做内勤工作，经同学林培森、萧仁寿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潘文凤。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已发展成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江海关职员超千人，其中华籍职员占四分之三，但职位普遍较低，薪资不到同等岗位洋员的六成。1926年和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两次武装起义，点燃了海关华员争取权利、反抗欺压的热情。1927年3月，“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110号成立。在此基础上，1936年9月，中共江海关地下党支部秘密成立，至上海解放前夕，先后发展党员54人。
1948年年中，江海关的地下党负责人钦士业约我到先施公司背后一间小店谈话。当了解到在日伪占领时期，江海关地下党组织了抵制日伪侵占江海关、开展罢岗罢工抗议的海关华员护关运动，并且多年来始终主张改良待遇、收回关权、关税自主方针后，我十分激动，很快以“范为民”的名字提交入党申请。从1948年秋天开始，我定期参加党小组会，每月缴纳党费。1949年3月，我被批准入党。
1949年5月，潘文凤同志通知党员在新闸路海关宿舍集中，提前告知我们上海将解放的消息。他拿起一叠中国人民解放军告诫上海各界人士书，其中还有一份江海关中高层的姓名、地址信息，大家一起封成筒状邮件，由潘文凤骑自行车去投递。这次行动，让我深切感受到组织在关内的力量。
△外滩迎接上海解放。
同时，我还领到一项艰巨任务——为庆祝上海解放，组织安排一部分人准备红旗；而潘文凤同志则安排我去买市面上最长规格的鞭炮。我知道迪化路（今乌鲁木齐路）上有间专卖店，但那时是5月，既不过年又不过节，买这么长的鞭炮容易暴露目标。怎么办？我提了个篮子，将鞭炮放在底部，再盖上布，买完我也不敢乘公交车，特地走了好几站路，再换乘江海关自己的班车……
1949年5月25日凌晨，外滩江海关钟楼升起一面红旗；同时，一挂长长的鞭炮被点燃，清脆的声音划破天空。海关百年屈辱历史终结束，上海迎来新生。
△1949年时，官本信在江海关（现上海海关）。
汲取力量，进出口巨变
1954年，我从上海海关调往上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到1984年，从上海商检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2018年4月起，关检融合，我又回归为海关人。
70余年来，上海进出口发生巨变，唯有红色初心使命未变。
△官本信99岁时，参加上海海关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颁奖典礼。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水平不高，上海出口产品相对初级。那个年代最拿得出手的产品，就是梅林午餐肉了。而真正量大价高的拳头产品，当属棉布。1959年，我国对外贸易部决定将棉布出口列入出口商品法定检验种类表，上海商检局于当年7月1日正式开验棉布，那时我担任第一检验室主任，开验第一天，报验单如潮水般涌进检验室，其中不乏数量30万匹的急件。这绝对是场硬仗。怎么办？我提前汇总各棉布生产厂的生产、质量、客户反映情况等，将报验单分类排序，分出轻重缓急，既未耽误棉布出口，也少见外商不良投诉。
△梅林罐头曾是上海出口“网红”，图为上世纪50年代的梅林食品厂生产车间。
正是靠着棉花、大米、罐头食品等农副产品的出口，我国才换回了钢材、木材和机械设备等建设急需物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分水岭，上海口岸进口多了起来，种类从机械设备、钢材等拓展到进口汽车、彩电等消费品。与此同时，我们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也越来越高，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发电机组、盾构机等“国之重器”开始对外输出……
1978年，上海货物进出口总额仅30亿美元，到去年已超过5300亿美元。上海外贸“朋友圈”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到200多个。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不是从百年红色火种中汲取的奋进力量。我见证，我骄傲。
（本报记者 李晔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