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告慰逝者避免灾难，需要每个人人性的觉醒
李文亮的逝去，引起轩然大波，有悲痛不止的，有声讨当局的，有冷眼旁观的，也有岁月静好，认为只要做好自己就够的。
实际上，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场灾难的缘起，也许和不在事中的你没有关系。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中，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
造成先知逝去，灾难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科层制”中的弊端。
只有认识到它并且尽力避免，才有可能真正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更好。
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有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包含着特权的施用和服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职位分等级，下级接受上级的指挥。
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人必须认同这个“权力信仰体系”，才能保持社会这个庞大的组织稳定的运行，和大家行动一致，人才不会内心紧张。所以很多人都是自愿服从的。
然而，现代生活已经完全被“科层制”化了，人们对伦理道德的热情，让位给了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中，人们日益把价值，理想，信仰弃之不顾。
在科层制的社会机制面前，人已经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社会机器运转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零件。
所以，人很容易成为随波逐流的用人，成为不假思考，服从上级指挥的机器。
在这样的社会机器面前，因为被忽视了个人人格，于是平庸之恶泛滥。
平庸之恶是一种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1961年，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在以色列的一场审判，审判对象是纳粹德国高官、被称为“死刑执行人”的阿道夫·艾希曼。
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个在外界看来杀人无数的恶魔却“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恰恰相反，他彬彬有礼、相貌儒雅，甚至能熟练引用哲学家康德的思想为自己辩护。
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这种恶指代一种对社会的不思考，一种对体制安排的服从，它默认体制的行为是正确的，即使这些行为不道德或者反道德。虽然人们服从命令时依然会良心不安，却可以通过将责任归结到他人头上为自己进行辩护，正如艾希曼所做的那样。
的确，在李文亮的遭遇中，在这次疫情爆发的前夜，警察只是按要求训诫，主播只是按稿子播报，某位领导还要组织万人聚餐，大家都认为自己没有做坏事，都是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都是在遵循着“少说多做。做好自己”这个信条。都在恪守着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做着这个制度下要求做的工作。
实际上，做好自己的真正含义，并不仅仅是服从命令，干好手头的工作，而是首先要有人性的觉醒，社会关怀，关怀其他人，关怀遥远的地方的，人群中正在发生的事，因为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
如果只有“岁月静好”，只做自己眼前的事，过自己眼前的日子，没有将目光放在远方，没有去关心人群整体。
那么当灾难降临时，作为人群中的一份子，谁都不能幸免于难。
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
相信很多人读过下面这段“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二十岁。
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三百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
……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
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
'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拾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
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了人性的觉醒，有社会关怀的意识，时刻有良知相伴，在遇到非正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敢说“我拒绝撒谎”，“我拒绝执行”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在某一天求助无门，走投无路，像狗一样死去。
这个社会烂成什么样子，也是在我们的默许下完成的。
这个社会好成什么样子，都是我们共同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