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讲好泉州故事】系列十二
本文8419字 插图25幅 视频1'10'' 阅读14min
【编者按】根据系列大纲安排，前7期乡音君邀请建议作者聊了安平桥、八卦沟、屈斗宫德化窑遗址、山川坛石笋以及老君岩、九日山祈风石刻、真武庙、天后宫。建议作者有意将后四者涉道文化遗产归类组合在一起，是试图证明包括海神信仰在内的道教体系在宋元刺桐航海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宋元时期，道教的世俗化已经渗透到泉州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先是民间而后官方的海舶出洋归航的祈风祭海行为，还是瓷窑点火前祭拜窑神，抑或是造船开斧、新船下水的三牲五果的供奉、海舶放洋前的呼请众多神明等，无不贯穿道教仪轨。而包括海神信仰、水庚诸术在内的泉州道教引领古代泉州航海的辉煌。好，回归正题。本期乡音君邀请建议作者先来聊道教与泉州古代航海。石破天惊：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中国指南针、船尾升降舵、多重桅杆、水密隔舱源自刺桐泉州道教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之际，就有隐者和方士巫术的活动。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泉州建置福建最早的道教宫观白云庙（今元妙观）。到了唐朝，由于朝廷崇奉道教，尊老子为祖先，泉州兴建开元观、崇真观、紫极宫等道观，涌现一批青史留名的道士和道教学者。至宋代，赵氏王朝极力提倡道教，泉州兴建或重修大批道教宫观，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灿若星辰。而泉州官方对道教诸神的崇奉，为道教在民间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泉州发达的海外贸易又催生了海神通远王、玄天上帝和妈祖。妈祖亦是从巫到神女再成道教女神。1895年，泉州道士做法事。道士背后的楼台亭榭及跟前的侍女皆为纸扎，其庞大的排场和精湛的纸扎工艺令人惊叹不已。可见，时至清末，泉州道教在民间依然影响之深入。（来源：乡音文化）正如上期所言，道教体系的海神信仰是泉州古代航海者出海放洋的精神仰仗和心灵慰藉。其实，在泉州古代航海术还仰仗了道教众多神明的护佑。道教体系在刺桐不仅表现在海神崇拜，其仪轨贯穿于刺桐造船过程始终乃至下海，并伴随其出洋航行，观星象取方位，指南针、牵星术等航海术便是道教诸术运用于航海的伟大杰作。1935年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向达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抄录明代的一部海道针经《顺风相送》。这本航海针路的书，记载15条航线，从泉州启航的占10条，太武山启航3条，福州启航2条。从该书所记载的传统航线及神仙呼号可以看出，道教在古代航海的重要意义。《顺风相送》其实并非明代作者的原创，而是作者根据唐宋以来泉州航海者历代经验传承的海道针经“古本”，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校订而成。明代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封面，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藏。（来源：乡音文化）《顺风相送》沿袭前人遵循的道教仪轨，其开篇便是开航“下针”前举行道教法事的祷告文《地罗经下针神文》。文中罗列奉请的有当天开船时辰的四值功曹使者以及历代御制指南针祖师、前代神通阴阳仙师，历代过洋知山、知沙、知浅、知深、知屿、知礁、精通海道、寻山认澳、望斗牵星等流派祖师，罗经二十四向位尊神大将军，定针童子、转针童郎、水盏神者、换水神君、下针力士、走针神兵，鲁班师父部下仙师神兵将使、护国庇民妙灵昭应明著天妃及千里眼、顺风耳部下神兵等近百种道教神仙。祷告者祈求各路神仙庇护出洋船只（祷告者最后呼请的天妃等显然是元明以后新增的神明），祈求众神明“今日良辰下针，青龙下海永无灾”“扯起风帆遇顺风，海道平安，往回大吉，金珠财宝，满船盈荣”“朝暮使船长应护，往复过洋行正路，人船安乐，过洋平善，暗礁而不遇，双篷高挂永无忧。”[1]泉州古代针簿，泉州市博物馆“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藏（来源：乡音文化）至关重要的是，《顺风相送》的航海针路也是沿袭前人运用道教八卦方位来计算航程和航向：“浯屿开船碇内开。用丁未（南偏西，113°）及单丁（南偏西，105°）针七更船平南澳坪山外（南澎列岛）。针路一直往西南方向，直至用坤申（西南，142°）及庚酉（西，172°）针三十更，船取吉兰丹（今马来西亚）港口。是泥地抛船。用单申针七更船六坤，坤身尾有浅，过西边入港是大泥（今泰国南部）。”［2］宋代水浮法指南针，据《梦溪笔谈》等古籍记载复制。指南针是舟师的必备工具（来源：乡音文化）以上引文的“针”便是航海舟师使用的重要工具“水浮指南磁针”，俗称“水罗盘”（泉人古称罗盘为“罗庚”，水罗盘为“水庚”）。而罗盘的运用与道教不无关系，1985年江西临川发掘的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墓葬出土的一尊身披道服、怀抱罗盘的“张仙人”道士瓷佣便是明证。江西临川出土的宋代张道人旱罗盘佣（来源：乡音文化）泉州古代海舶水罗盘 泉州市博物馆“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藏（来源：乡音文化）“水罗盘”上所刻“子午丁未”等方位则是根据道教八卦宫位细分出来的“二十四向”；“更”，古代一昼夜为十二更，舟师以“水时计”测算，计“更”以知海上航程。泉州宋代航海舟师对水罗盘“水盏”用水十分讲究，必须是“极净”的淡水，“取水下针，务要阳水，不取阴水。何谓阴、阳水，盖阳水者，风上危也，阴水者风下厄也。”[3]。泉州古代航海者对“下针”、“水盏”、“换水”充满敬畏。《地罗经下针神文》里的“定针童子”、“转针童郎”是对“浮针”的尊称，“水盏”则尊为“水盏神者”，而“换水神君”指的是“换水”的铜勺。泉州宋代海船出土的一把铜勺，便是“换水神君”也。“水时计”的“水盂”之水亦是如此神圣，“贴上符咒，写上敇令：'神水清明，煞’” [4]。泉州宋代海船出土的椰子壳 泉州海交馆藏（来源：乡音文化）泉州宋代海船出土沉碗型铜钵和大小孔各一的椰子壳，以及“称漏”残件“铜渴乌”，便是舟师所用的“水时计”。而“称漏”则是北魏道士李兰发明，对中国“漏刻计时”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难想象，茫茫大海上，道教给予泉州古代航海者的不仅仅是神明的慰藉，还有航海术的运用。“渺茫无际，水天一色，舟舶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规唯谨 ，毫厘之差，生命系矣。”[5]泉州宋代海船出土的“量天尺”，便是根据北极星出水高度以定船只所在位置的工具，这就是著名的“牵星术”，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的天文导航技术，当然也是源于道教的“夜观星象”、“诸星曜神”。此外，道教法事不仅在古代泉州海舶开航前要举行，而且造船过程中从开斧动工到造龙骨、安桅、落成下水，也都要举行道教法事。可见，泉州道教在古代泉州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换言之，包括海神信仰、水庚诸术等在内的泉州道教引领古代泉州航海的辉煌！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中国指南针、船尾升降舵、多重桅杆、水密隔舱源自刺桐？至少在八世纪，泉州已拥有领先世界的“水密隔舱”造船术，[6]而西方船只直到十八世纪才有水密隔舱。[7]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沉船轰动世界，其完善成熟的“水密隔舱”“水密隔舱”“船尾升降舵”“龙骨装置”等以及“水时计”“量天尺”等[8]均以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世纪的刺桐曾经有过这些对人类航海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也正是这些先进的造船术、航海术的出现，开辟了中世纪刺桐海舶连接欧亚的远洋商路，密集了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机会。1974年轰动世界的泉州后渚发掘宋代古船现场（来源：泉州海交馆）
1974年后渚发掘宋代古船现场出水的称漏计时椰子壳、香料、木签牌、陶罐、瓷器、象棋等文物。（来源：泉州海交馆）“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 [9]值得一提的是，至迟在淳熙五年（1178年）之前，泉州海船已装备“水浮指南磁针”，配置火长专司航向测报[10]，开始测绘并使用早期海图。而“水浮指南磁针”早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之前就已运用于刺桐海舶。成书于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朱彧的《萍州可谈》就有中国海舶依靠指南针航行的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11]朱彧《萍州可谈》所记大多是随父亲朱服（1048～？）仕宦所至之见闻。元祐二年（1087年）九月，朱彧父亲朱服（39岁）改知泉州，携家眷在泉州住了两年，时朱彧已有20来岁。[12]指南针应是随行的朱彧在风帆林立的刺桐港海舶上之所见。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亦记载：“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往，若晦冥，则以指南浮针，以揆南北。” [13]所谓“指南浮针”即后人所称的“水罗盘”，泉人俗称“水庚”。到了南宋，刺桐海舶已经配备专门使用指南针导航的“火长”（舟师）：“淳熙五年（1178年），使行钱吴大作网（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 [14]此“火长”便是用指南针指挥海船航向的舟师：“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 [15]
刺桐海舶的“水罗盘”的“指南浮针”是用“天然磁石”所制。“天然磁石”是地球内部磁场所产生的磁铁矿物，古人称之为“磁石”。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官至宰相的泉州府同安人苏颂在《本草图经》就记载：“磁石……能吸铁虚连十数针，或一、二斤刀器，回转不落者尤真”。
泉州自古以来铁矿丰富，唐初已有冶铁和锻打铁器的技术。《新唐书·地理志》载：“泉州南安产铁，制品由泉州港出口。”《德化县志》则载，“唐僖宗(874—888年)时，蒋恋父子已从南山赤岭取矿炼铁”。有宋一代，大型铁场在安溪的青阳、德化的赤水和永春的倚洋(今湖洋)等地。而晋江的石菌(圳)、庐湾、牛头屿、长箕头和惠安的黄崎、卜坑、洋埭、礁头、港尾、沙溜、庐头等地大量开采铁沙，以供冶铁。
泉州铁炉庙，五代·南唐·保大中(约943-957年)节度使留从效的炼铁遗址，就地建庙，因名"铁炉"。明《泉州府志》载:"铁炉庙在府治西铁炉铺，旧名升文铺，庙为五代·留鄂公从效铸冶所，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郡人曾从龙重建。相传神号应魁圣王，为文章司命，明·永乐四年(1406年)通判洪葆修。"铁炉庙当年供奉的香炉，相传是留从效冶炼泉州第一炉铁所用的冶铁炉。现铁炉不在，庙名依存。（来源：网络）
1974年，泉州承天寺一带出土成批的五代闽国“永隆通宝”大铁钱陶质钱范，“王延羲永隆四年（942年）八月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当铅钱百。” [16]“永隆通宝”的发现，说明当时泉州化铁温度至少提高到熔点1535℃，才能铸造出带有文字的铁钱。
位于泉州承天寺内的闽国铸钱遗址。五代闽王王延曦于永隆四年（942）八月至永隆六年（944）三月铸永隆通宝铁钱的场所。分布范围1000多平方米。2002年夏，省、市文物考古部门在此进行科学发掘，揭露面积120平方米，出土数千件陶质钱范及当时烘烤钱范的炉箄、炉壁残片等遗物，为研究五代泉州铸钱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来源：乡音文化）泉州承天寺附近出土的五代大铁钱陶质钱范 泉州市博物馆“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藏（来源：乡音文化）王审知之子王延羲即位后在泉州铸造“永隆通宝”钱币，图为泉州出土的铸钱钱范，一钱一范，史为罕见。（来源：乡音文化）泉州承天寺闽国铸钱遗址出土的“永隆通宝”铸钱钱范。（来源：乡音文化）
到了宋代，泉州矿冶业有很大发展。据明·万历《泉州府志》载，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年），泉州设置矿冶场务201处，开征铁课。泉州产铁之场，北宋盛时达15场。江浙自不产铁，可又有铁器之需，因此福建的铁两浙路贩卖。[17]“两浙运司奏，当路州军自来不产铁，并是泉、福等州转海兴贩。” [18]泉州矿业如此发达，发现“天然磁石”并将运用到航海“水罗盘”上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泉人航海没有采用北宋时已经发明的人工磁化的“指南鱼”[19]和“悬针”的缘故应当是指示方向不够精确，“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 [20]且人工磁化的磁性不够稳定，因此采用指向精确、磁性稳定的“天然磁石”。尽管没有文献可证实航海“水罗盘”是古代泉州道教或泉州古代航海者所发明，但不应忽视的是，最早应用“天然磁石”于航海者与宋时泉人不无关系。
泉州古代海舶使用的指南针，泉州市博物馆“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藏（来源：乡音文化）
水罗盘示意图（来源：《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南宋泉州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升降尾舵、多重桅杆、水密隔舱的航海运用，使巨型刺桐海舶超远航能力达到极致。宝祐六年（1258年），曾经强盛一时的阿巴斯王朝被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攻灭，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突告衰落，这在客观上为刺桐港一举成为世界级大港创造了历史机遇，从而处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地位。17世纪意大利航海罗盘，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来源：美术遗产）“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21]“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欧洲人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22]1974年泉州发掘的宋代沉船无不包含着以上内容。[23]《马可·波罗游记》提到中国南方海船有“多重甲板”、“十三个（水密）船舱”，中国历史文献并无此记载，包括西方几个世纪也无人相信，但恰恰是这艘泉州宋代沉船提供了唯一的证据。[24]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时发现船舷侧板为三重木板叠合而成。（来源：泉州海交馆）1974年，这艘沉睡了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泉州后渚被成功发掘，领先世界多个世纪的十三个水密隔舱露出真面目，举世震惊。(来源：林祖良 供图)泉州湾宋代海船采用水密隔仓技术，即用隔舱板将古船舱体分成13个独立舱区。是人类造船史的伟大发明。泉州海交馆藏。（来源：乡音文化）1983年6月，泉州宋代海船复原模型作为重要展品在美国芝加哥科学工业博物馆举行的“中国：七千年的探索”展览会展出后，6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人对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到泉州参观宋代沉船后，赞叹“这艘古船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奉元帝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与阿鲁浑汗完婚，其所率的“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 [25]便是泉州所造，并从刺桐港启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毋庸置疑，《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地理和心灵视野，是中世纪西方认识东方、认识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文献。复原后的泉州湾宋代海船，残长24.4米，残宽9.15米，排水量近400吨，载重200吨，是世界上发现最早、体量最大的海船，相当于70头骆驼的载重量。泉州海交馆藏。从泉州湾宋代海船的船尾可以清楚地看出船尾舵的位置。（来源：乡音文化）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的指南针、船尾升降舵、多重桅杆、水密隔舱是阿拉伯人从中国传入欧洲。那么问题是指南针、船尾升降舵、多重桅杆、水密隔舱是阿拉伯人从中国的哪一个港口城市传出去的？由此引发人们一个猜想是，阿拉伯人最早传入欧洲的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水密隔舱也许就是来自当时造船术和航海术领先于世界的宋之刺桐！其时，阿拉伯与刺桐贸易最为密切，“1228年去世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地名辞典》'苏哈尔’条目言，阿曼苏丹国的苏哈尔港是'中国走廊’。那么，中国的泉州港毫无疑问地，应是中国的'阿拉伯走廊’。泉州是中国认识阿拉伯、前往阿拉伯的通途。” [26]从中国社科院阿拉伯古代史研究学者宋岘的观点及其论文，可以寻找到证明以上的答案。泉州现存中古时代的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数百方穆斯林墓葬石刻以及后渚港宋代沉船和从刺桐港启航的“南海1号”、“华光礁1号”沉船，都无不为此提供唯一、坚实的佐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指南针（水罗盘）、船尾升降舵、多重桅杆、水密隔舱是阿拉伯人从刺桐传入欧洲！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乡音君以为，就迄今尚无论及道教与泉州古代航海关系以及指南针等从何港口传入欧洲的背景之下，建议作者以上观点不啻石破天惊。关于以上观点的更多相关论述在于作者新近完成的论著《天下之货仓》。作者一再强调，此说毕竟一家之言，欢迎学者专家批评指教。乡音君曾拜读过书稿，其实以上观点是作者在反驳《光明之城》伪作论时，对雅各所提的“天然磁石”的历史细节细究之后引申出来的论述。书稿中推翻了“后渚港就是刺桐港”等定论，对南宋末刺桐港“免税”以及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做了终结性的考证，对著名的13世纪天主教石刻四翼天使“三尖冠”由来等亦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述。800多幅图片可能是迄今为止插图最多的学术论著，充分的图文互证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因此，下期乡音君向诸位看官专门推荐这部别开生面的新书，介绍泉州籍学者蔡治淮关于本书的推荐语、值得您预订收藏的三大理由、本书简介、作者简介以及如何预订本书等。欢迎继续关注。[1][2] [3]明·佚名：〈顺风相送〉，《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4]韩振华：<我国古代航海用的几种水时计>，《海交史研究》，总第五期，1983年。[5]宋·赵汝适:《诸蕃志》，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6]清·蔡永蒹:《西山杂志·王尧造舟》 ：“天宝中，王尧于勃泥运来木材为林銮造舟。舟之身长十八丈……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三至四万担之多。”该史料记载了唐天宝年间（742-759年）泉州所造海船之巨，其中“十五格”即为十五个隔舱。这是关于泉州海船中采用隔舱的最早记载。[7]1795年，英国海军总工程师塞缪尔·本瑟姆受英国皇家海军委托，首次引进中国水密隔舱技术建造6艘新型船只。他在论文中说，他所造的船“有增加强度的隔板，它们可以保护船只，免得进水而沉没，正像现今中国人做的一样。”本瑟姆夫人后来为丈夫所写的传记中指出：“这不是本瑟姆将军的发明，他自己曾经公开地说过，'这是今天的中国人，一如古代的中国人所实行的’。”［8］［23］《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9］［21］美·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10］［14］宋·洪迈：〈王元懋巨恶〉《夷坚三志》已卷，第六,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11］宋·朱彧：《萍州可谈》卷2，四库全书卷141，子部51。［12］明·黄仲昭等修纂：《福建通志》卷23，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1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5］宋·吴自牧：〈江海船舰〉，《梦粱录》卷1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18］宋·梁克家：〈物产〉，《淳熙三山志》，卷41，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年。［19］宋·曾公亮 丁度等：〈乡导〉，《武经总要·前集》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0］宋·沈括：〈杂志一〉，《梦溪笔谈》卷2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22］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陈养正等译，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5年。［24］戴泉明：《〈光明之城〉与泉州申报“世遗”》，《泉州晚报》海外版，2002年2月26日。［25］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26］宋岘：〈泉州港是中国的“阿拉伯走廊”〉《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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