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前世今生
从大唐法师玄奘取经归国时第一个唐僧取经故事开始流传，到吴承恩为形形色色的故事定型，其间经历的九百年演变，是《西游记》的前世；而每一位反复观看《西游记》的观众，发现其中许多内容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而会心一笑，则是《西游记》的今生。
《西游记》的前世今生
撰文/蔡铁鹰
金陵世德堂书坊：《西游记》首发
公元1592年，大明万历二十年，南京一家叫做金陵世德堂的书坊忽然热闹起来。书坊主人站在台阶上，殷勤地招呼着熙熙攘攘的顾客，显然他此时已无暇一一回答来客的询问，只能不时指指墙上的招贴。只见上面写道：本店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百回廿卷，今日起恭迎各路客官。下面还有“王府花费血本购得”“十年付梓今始刻成”的进一步说明以及“欲购从速”“随送大礼”之类的吆喝。让主人比较宽心的是：书一包一包地发售出去，客人还一拨一拨地进来。瞅个空，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吴承恩《西游记》一书首发仪式的想象——是想象，但不是虚构。根据我们的所知猜度，这样的首发式是完全可能有的。
■ 玄奘取经、回国路线图。
书坊主人叫唐光禄，是南京刻书行中唐氏家族的后起之秀。像中国绝大多数行业一样，古代刻书这一行也具有家族特征。元代以来刻书行当最繁盛的当属福建建阳，其次则非南京莫属；而南京大大小小数十家书坊中，唐氏家族又占有半壁江山。称得上唐氏家族的后起之秀，对于唐光禄来说实在是一种荣誉，其地位相当于某大型出版社的年轻老总。但这天打开店门之前，也算得上久经商场的唐光禄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这样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唐僧取经本不是新鲜故事，市面上到处见到演戏的剧本、说唱的宝卷、说书的平话，甚至沿街乞讨的都会来几段莲花落，但这一百回本的《西游记》却是破天荒第一次见到。当书稿出现在他的案头时，他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本《西游记》构思、文笔俱佳，远非时下市面上林林总总、粗糙简陋的取经故事可比，从经营的角度看是一次难得的商机；当然出于职业的敏感，他也发现这部书稿的篇幅之巨，实属罕见，当时市面上唯有《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可以比肩。刻印这样一部书，需要雕出足可塞满自家所有库房的数千块书版，需要数年时间，这对书坊的财力是极大的考验—必须有足够的钱。这让老板头上直冒汗：倾全力出版这部面目陌生的《西游记》，何异于生死一搏？
■ 中国版的《唐僧取经图》，此图还有欧洲版和韩国版的。
我们现在只知道世德堂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堂号，但对于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却并不了解，对唐光禄也所知不多，但这位书坊主人最终做出了让后人庆幸的决定：斥资购下据说是从某王府流出的书稿，冠以“官版”字样，并以当时的豪华样式“大字”“出像”雕版，再以宋代理学家邵雍《清夜吟》一诗的二十个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为卷号，分二十卷付印……四百多年过去了，叫世德堂的书坊早已悄然湮灭，但百回本的《西游记》传了下来，并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话题。
首先是文学的影响。金陵世德堂刻书之后的三四十年间，至少又有三家书店刻印了《西游记》，而且覆盖市场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与此同时，随着《金瓶梅》的问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一说不胫而走，直至《金瓶梅》的地位被《红楼梦》代替，“四大名著”的说法流传至今。不但如此，《西游补》《续西游记》《后西游记》等数种《西游记》的续书也开始在市面上出现，虽然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这些续书的可读性大都比较差，但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却表示了对原著的一种肯定。其中《西游补》的作者董说是晚明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他的《西游补》其实是一本有相当深度的历史讽刺小说，其写法也很新颖，被认为是当代曾经流行的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但其作者却愿意借用《西游记》的情节，不能不说是《西游记》影响广泛的一个例证。
■ 孙悟空智斗金角大王。
其次是文化的影响。《西游记》问世以后被改编为戏剧、曲艺、电影、电视、漫画、卡通画等等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数京剧，现在保留下来的京剧相关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包公戏可与之媲美。
再次是《西游记》影响的地域范围。吴承恩的《西游记》最早传出国门，是到了韩国，时间离世德堂初版非常近，应该不会超过20年。正式的翻译开始于日文，1758年，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着手翻译，于1831年完成了日本版的《通俗西游记》。时至今日，日译本《西游记》已不下30余种，还有难以计数的改编本。1987年10月，日本将《西游记》搬上电视屏幕，和原汁原味的央视版《西游记》风格迥异。英译本最早的是1895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的《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是现在通行本“唐太宗入冥”一节的选译本。以后陆续出现了多种选译本，由于选取的章节不同，所以书名五花八门，有译为《圣僧的天国之行》的，有译为《一个佛教徒的天国历程》的，有译为《猴》《猴王》的，还有译为《猴与猪神魔历险记》的。其中以阿瑟·韦利翻译、于1942年由纽约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出版的《猴》最为著名。由安东尼（华裔学者俞国藩的英文名）翻译的全译本《西游记》四卷，则是权威的英译本，1977年至1980年间分别于芝加哥和伦敦同时出版，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好评。除此之外，《西游记》还被译为法、德、意、西、世（世界语）、斯（斯瓦希里语）、俄、捷、罗、波、朝、越等十几种语言，世界主要语种和东亚、东南亚的各语种均已有了较为完整的译本。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几部名著中，《西游记》可谓走得最远。
《西游记》无疑是属于世界的。
■ 唐僧雕塑，甘肃，兰州，黄河之滨。
唐太宗游地府：取经故事从此开始
关于唐僧取经的缘起，《西游记》里有交待，即第九回至第十二回的“唐太宗入冥”一节故事。长安城外打鱼砍柴为生的张稍、李定在争夸自己所处山清水秀、过得逍遥自在时，张稍说出了卖卦先生相助，自己打鱼百下百着网网不空的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草丛里探知的夜叉赶快报告龙王。事关水族的生死存亡，龙王岂能不管？于是有了龙王亲自出马，找卖卦先生算账一节。龙王逞强，惹来杀身之祸，想到找唐太宗求救；太宗不明就里以为魏征不过一臣子，救龙王之命也只是片言之劳；谁知正与太宗下棋的魏征借打盹的机会，眨眼之间梦中砍下老龙王的头，吊在京城的十字街头。老龙王阴魂不服，惊吓了太宗，太宗于是在阴曹地府里走了一遭与龙王当面对质。
唐太宗在阴间幸遇曾在阳间任小官但现在却在阴间握有实权的判官崔子玉，崔悄悄地为唐太宗增加了20年阳寿；但在送太宗回阳间的途中却遇到了太宗的兄弟、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冤鬼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崔的帮助下，唐太宗虽得以脱身，但他借了相公相婆在阴间积存的一库金银打发冤鬼，答应到阳间即如数归还，答应给十殿阎王送点南瓜，又许愿大赦天下，做一场水陆大会，超度六十四处狼烟、七十二处草寇的无主孤魂。
唐太宗入冥这个故事不是吴承恩创造的，早在敦煌变文里就已经可以见到这个故事了。敦煌变文比较可信的时间是晚唐五代，也就是在公元1000年之前。这个故事的出现涉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唐武德九年，也就是使用贞观年号前一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
■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民联乡童子寺石窟《西游记》故事壁画，明末清初绘制，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
说到唐代都知道唐太宗和他创造的“贞观之治”，但唐朝的纪元并非从太宗的贞观开始，唐太宗也不是唐代的第一位帝王。唐代的第一位皇帝是高祖，也就是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在隋末的动荡中，作为一方诸侯掌握一定军权的李渊，与他的三个虎狼之子在六十四处狼烟中脱颖而出，建立了大唐帝国，用年号武德。在选取继承人的问题上，李渊的三个儿子—老大即太子李建成、老二秦王李世民、老三齐王李元吉—在辅佐自己建立唐朝的过程中，都有卓著的军功，但他们也都各自拥有军队，且都笼络了一班谋士与将领，这是一种相当麻烦的局面。更麻烦的是，这弟兄三人相处得非常不好，互相勾心斗角，势同水火。李渊按照礼法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但这并不解决问题，仍然没有避免皇位的争夺。相比较而言，矛盾比较多地集中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李世民建立大唐出力最多、功劳最大、实力最强、才能与威望也最高。而据史书记载，建成及元吉均是酒色之徒，好色贪功。太子建成自知威信比不上世民，于是与元吉联手，多次阴谋暗害李世民，李世民屡屡遭劫九死一生。
这里所说的史书记载，很容易被怀疑不够可信，因为最后的胜利者是李世民，所谓的历史记载他是可以干预的。加上中国传统上就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意识，为失败者脸上抹点黑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在父子、兄弟之间矛盾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李世民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据说，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安排他的亲信埋伏在玄武门，利用李建成与李元吉上朝的机会伏击，亲自射杀了李建成，又让部下尉迟敬德射杀了李元吉。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宣布国家大事一概交由太子处理；一个月后，李渊又宣布传位于李世民，自己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李世民后来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贞观之治”就是很好的说明。但玄武门之变毕竟是一次于礼法有碍的违制夺权、于人伦有碍的骨肉相残，因此历来都有史家批评李世民的皇位来路不正，说他那种弑兄、杀弟、逼父的篡权行为令人发指。明代哲学家王夫之曾经说过：“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恶，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种思潮渐渐地就演变出“太宗入冥”的故事，在阴间的环境里对李世民进行道德审判，让李世民表现出内疚，承受一定的恐惧与痛苦。这就是《西游记》里所写李世民遇见李建成与李元吉等一众冤鬼而不得不加以安抚的来由。
由于李世民的忏悔，需要做一场超度亡灵冤鬼的水陆大会，于是就有了寻找有道高僧的事；众官推荐了玄奘法师（唐僧），于是就有了取经的事。《西游记》的取经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 皮影戏《西游记》。
以玄奘法师为依据：唐僧形象的真假虚实
玄奘法师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唐太宗李世民是同时代人（稍晚），为追求佛教精义，他独自一人赴印度取经，前后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经历无数艰难困苦，百死而余一生。在印度期间，周游100多个城邦小国，广泛钻研印度佛教各家各派，取得“三藏法师”的称号，学成归国。回国后，在李世民及其子唐高宗李治的支持下，玄奘一直在优裕的条件下译经，直至去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空前的贡献。
玄奘在以佛教徒身份修撰的《大唐西域记》中，追述了亲身经历的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等都有记述，文笔朴质严谨、简明扼要而所述诸物无不历历在目；涉及的地区异常广阔，从我国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由于这部书的记载，中世纪中亚、南亚等国的概况跃然纸上。而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地理的文字资料向来留传下来的很少，《大唐西域记》因此显得格外珍贵，近代从事中亚、南亚历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无不把《西域记》作为一份重要的基础资料，许多国家都有这本书的译本（英、法早在19世纪中叶起就有译本，日本在20世纪初也开始翻译）。
■ 明代《释氏源流应化事迹》插图之“玄奘取经”。《释氏源流应化事迹》根据报恩寺沙门释宝成《释迦如来应化录》改编而成。全书共四卷，是先图后文的劝善书，有彩绘四百多页，主要叙述释迦如来生平故事，以及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传播史，相当于一部图说佛教简史。
由于《大唐西域记》偏重于记录西域各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状况，很少谈到玄奘本人，对于崇拜玄奘的普通百姓和他的弟子们而言，未免过于严肃；所以在玄奘逝世后，他的另两名弟子慧立、彦将他的生平及西行经历的许多细节编纂成一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法师传》初为慧立所撰。慧立原为幽州照仁寺住持，后被召到京城参加玄奘主持的译经工作，以弟子身份与玄奘朝夕相处达20年之久。玄奘逝世后，为表彰其师功绩，慧立便将日常听到而未见之于《西域记》的玄奘取经事迹，从玄奘的家世到玄奘回国，汇集成书，共五卷（即今所见本书的前五卷）。初稿完成后，慧立怕有缺失遗漏，影响玄奘声誉，将书藏在地窖里秘不示人，直到自己生命垂危时，才叫门徒取出公布。其后这五卷有所散佚，玄奘的另一名弟子彦受众之托，对这五卷传记重新作了整理，并将玄奘回国后译经的过程及逝世后的情形又写成五卷（即本书的后五卷），两者合一形成了完整的玄奘传记。我们今天对玄奘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这本传记。
■ 西安大雁塔与玄奘塑像。
《西游记》说唐僧为寻求大乘佛教的经义而赴西天取经，临行时唐太宗亲自送行，并赐唐僧法号“三藏”，还与唐僧结为异姓兄弟，称“御弟圣僧”，这完全是文学的夸张。
玄奘法师当年确是为了学习而去印度取经，但他并不是先学小乘后改信奉大乘，而一直就是学的大乘教。玄奘当年赴印度取经之时，正遇朝廷封锁西域关卡，玄奘曾上书朝廷请求批准但被驳回，法师求学心切，于是冒犯朝廷禁令，私自出关，为此还受到朝廷的追捕。我们不知道如果当年玄奘被捕会有什么后果，但显然不会被唐太宗亲热地称为御弟，最好的待遇也可能就是押送回内陆，不予追究。
玄奘确有“三藏法师”的称号，但这不是唐太宗的赐号，而是在印度自己凭学识挣来的。三藏，是佛教的专有名词。藏，包藏、蕴含的意思，佛教认为经文可以包含一切，因此统称佛经为大藏经；由于佛经分为经、律、论三大类，所以又称佛经为三藏。印度佛教规定，懂得经、律、论各若干部的可以分别得到相应的称号，而最高的称号就是三藏法师。玄奘在印度学习期间，由于学识出众，因而被封为具有至高荣誉的三藏法师称号—如果一定要作一个比喻的话，那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等等—回国后，唐太宗倒是经常称玄奘为三藏法师，但那是尊称，与赐名无关。
■ 公元645年，玄奘取经归来，僧侣与信徒们在长安的寺院前迎接，马队上驮着来自印度的佛教画像与经书手稿。
十万八千里：取经途程
玄奘出发时，并不知道印度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佛是从西方传来的，极乐世界在西方，所以他相信一直向西走就会到达印度。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相信一直往西走，就会到达佛国灵山雷音寺。
如果将“十万八千里”作为确切的数字来描述玄奘取经的行程，似乎有点夸张。玄奘去印度取经往返用时17年，实际在途的时间约为3年，行程计5万余里。这个数字虽然少于“十万八千里”，却绝不意味着此行轻松简单。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玄奘的取经，也如《西游记》里的唐僧步步履险，生死往往悬于一线。不同的是，《西游记》里唐僧面对的危险来自于妖魔鬼怪，而玄奘面对的主要是自然环境之险。玄奘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实际上经历了除海洋外的所有地质类型及其自然气候，遭遇常人不能想象的艰难险阻，其中许多都成了取经故事书中的基本素材。
■ 陈奕禧题《西游记》图册，以图画配上简单的文字表现《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陈奕禧（公元1648年～1709年），海宁（今浙江省海宁县）人，工诗擅书。
在甘肃的安西和新疆的哈密之间，有一片热风弥漫、寸草难生的大戈壁，号称东西横亘八百里。它在地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称作莫贺延碛，但在历史上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名称叫“八百里大流沙”—大戈壁为《西游记》带来了最早的取经故事：
第一是流沙河。《西游记》第八回说到沙僧皈依之前做妖怪住在流沙河，“径过有八百里之遥”“鹅毛也不能浮”。沙和尚就待在这条河里吃人度日，据说已经吃了九个取经人，还把骷髅串起来挂在脖子下，“闲来拿来玩耍”。似乎有点超出人们的常识，有宽达八百里的河吗？其实这就是玄奘穿越的八百里大流沙。自古以来对于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大流沙无疑就是恐怖的代名词，正如独孤刺史所说，途中常可见堆堆白骨；也正如玄奘后来证实的，脚下的路就是沿前辈取经人的白骨延伸的。对大流沙的恐怖记忆当然会反映出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这一段的记载已经非常详细；后出的取经故事中，就出现了由大流沙演化而来、专吃取经人，还把骷髅串起来挂在脖子下的深沙大神。当然，最早编织故事的人生活在西域，知道大流沙的厉害和本来面目，而后来改写《西游记》的人在内陆土生土长，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流动的沙，大不了认为水流湍急卷起了浑浊的泥沙，因此想当然的把原来戈壁中狂风、干热、缺水、迷途的凶险都形容成“洋洋浩浩，漠漠茫茫”之类的漫天大水。
第二就是深沙神。玄奘在戈壁中迷路生还，科学解释是老马识途，马闻到了随风飘来的青草的芳香。但玄奘显然更愿意归功于大神的提示，这种宗教情愫可以理解，何况人在极度疲惫、极度寂寞时真的会有幻觉出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说到，在大流沙中“时闻歌啸，时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这里出现的身高数丈的大神，学者们认为即是西域一带普遍尊崇的深沙神。玄奘正是在绝境中想到了深沙神而出现了幻觉。深沙神崇拜出现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至少在唐代已经是一位不太陌生的密宗神，后来演变为《西游记》里的沙和尚。
■ 清代宫廷戏剧画《女儿国》。
孙悟空的身世：
中国淮水水怪？印度雪域神猴？
“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出于对现实的失望有点心意消沉，转而潜心学问，在北京大学开讲他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在谈到《西游记》时，他首先将《西游记》定性为神魔小说，又探寻孙悟空的身世来源，认为唐代一个叫李公佐的人，在一篇叫作《李汤》的传奇故事里，写到大禹治水时将猿猴一样力大无比的淮水水怪无支祁镇压在龟山下面，这个故事后来又被附会到僧伽大师身上，于是被吴承恩采纳写成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胡适对于孙悟空原型的假设意见也非常大胆。他采纳了俄罗斯学者钢和泰的意见，认为孙悟空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神猴哈奴曼相似，并在著名的长文《西游记考证》中作为正式的学术观点提了出来。胡适说，《罗摩衍那》在印度家喻户晓，哈奴曼有和孙悟空一样的地位，而《罗摩衍那》要比《西游记》早得多，中国与印度有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伟大的哈奴曼故事不会不传入中国。
但鲁迅随即反驳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哈奴曼在印度虽然有名，但没有迹象说明《罗摩衍那》的故事已经传入中国，我们在中国的佛经中没有见到类似的故事。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并未看过佛经，却非常熟悉唐人小说，所以还是说孙悟空袭取无支祁比较合适。
一场延续至今、长达近百年的讨论，便由此开始。鲁迅的理由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无支祁还是只猴，鲁迅很大程度上还是从猴的角度去看无支祁的，他将无支祁视为中国古代猴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关于猴的传说还有很多，在鲁迅之后的研究者，基本上已经将中国的猴故事梳理了一遍。传说中的猴精爱抢人妻，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经受佛诫，不近女色，经得起严格考验的形象差别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吴承恩在小说中有借此讽刺现实的目的。
■ 古印度神话：猴神哈奴曼营救悉多（Sita）。哈奴曼在兰卡国罗伐那的宫殿要塞里，找到了关押悉多的地点，叫悉多做好营救准备。在回到罗摩身边之前，哈奴曼破坏了罗伐那的快乐园，后又用自己的长尾巴引火烧了兰卡国。
《罗摩衍那》是古印度的著名史诗，在印度有着至高的地位，每天晚上都有千万百人聆听《罗摩衍那》的故事。在结婚喜宴、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场合中，每当祭完众神，歌舞尽兴之后，都会有一位受尊崇的婆罗门走上前来，手执一束写有字迹的棕榈叶，开始款款轻声地唱那古老的赞诗。那张扬正义、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奴曼，最终帮助王子取得了胜利，因此是印度人心目中勇敢正直、无所不能的英雄。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九届亚运会，吉祥物就是这位长尾巴猴哈奴曼。
无论在外形还是性格上，哈奴曼与孙悟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让大家接受孙悟空“印度进口说”并不容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罗摩衍那》虽然著名，但它是婆罗门教的史诗，与佛教不仅无关而且互相抵触，虽然印度的佛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摩衍那》的影响，但《罗摩衍那》并没有伴随佛教进入中国，我们在漫长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罗摩衍那》曾经进入中国的证据，中国大众了解《罗摩衍那》，还是受近几十年孙悟空研究的影响。季羡林先生直接从原文译出的足本《罗摩衍那》，直到1984年才全部问世。
但也有学者提出，为什么不考虑雪原上的中印文化交流？由于特殊的文化联系和交通关系，在西藏广袤的冰峰雪原上，中国与印度两大古文明的往来千年来未曾中断，由无数人开辟的蜿蜒小道虽然行走艰难但一直开放，无数的文化交流就像雪山上淌下的涓涓细流，每天都在向大地浸润，就像遍布古道的驼蹄马迹，一层一层堆积着历史的印记。以《罗摩衍那》在印度的地位影响，不可能不向周边渗透，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
这条通道终于被发现了，那就是穿过青藏高原，从雪域延伸而来的麝香之路—通过麝香之路，藏传佛教进入了敦煌，在珍贵的敦煌写卷中，人们发现了五个编号的藏文《罗摩衍那》—我们终于发现，印度神猴哈奴曼的身影，完全可能通过雪域高原慢慢地延伸过来，延伸到了敦煌。
■ 悉多和罗摩的兄弟罗什曼那一起，观看神猴哈奴曼崇拜罗摩的情形。
猪八戒：国产猪？进口猪？
《西游记》里猪八戒的身份要高于沙和尚，戏份也要多得多。这不仅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而且因为他比较好色，在投奔唐僧之前，就多出了一段高老庄的艳史，在取经途中也因为这个毛病而屡屡出镜。但是他在取经故事当中的资格却未必比沙和尚更老，沙和尚在唐代的取经故事中已经出现，而猪八戒却要晚到宋代以后才能见到。
关于他的出身，《西游记》里已有详细交代，但如果追溯原型，那他也和孙悟空的原型一样，有国产、进口两说。
台湾的学者在猪八戒原型问题上比较一致地认为：猪八戒来自佛经中的金色猪，根源在猪八戒的自我介绍。
元代《西游记》杂剧中的猪八戒出场时曾自我介绍说是“摩利支天部下御风车将军”。摩利支天是位女神，帝释之妻，是佛经《佛说摩利支菩萨罗尼经》里的一个菩萨，这部经正是玄奘从西域带回来并译成汉文的。佛经中说到，摩利支天手持金刚杵，愤怒时头上有三张脸，每张脸上有三只眼睛，可以变出八条胳膊，念诵这位菩萨的名号，就可以防火避毒，敌不能侵。而这位菩萨胯下的坐骑，正是一头金色猪。
敦煌资料里发现一张唐人绘在经幡上的图像，绘的是大摩利支菩萨，菩萨的脚前，是一头金猪。在唐人的笔下，金猪是猪头人身的形象，两手架开，奔走飞快，造型非常活泼，正是法力无边的样子，也完全可以看成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雏形。
不过，大陆学者多持异议，不少学者承认这个金色猪对猪八戒的出现有一定的促进或启发作用，但猪八戒的性格还是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的，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
中国古代猪精的故事为数不少，资源也比较丰富。《山海经》《淮南子》里是为非作歹的怪物，《太平广记·李汾》里猪精的故事比较具体，虽然形象有点恶心但并未害人，但另一则《安阳书生》里的猪精就不那么可爱了……这些特点和猪八戒已经有点相似，从传统的猪怪发展到猪八戒，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 猪八戒，原是天庭的天篷元帅，因调戏嫦娥犯了天条被贬下凡，不想错投了猪胎，变成猪的模样。
玩世不恭之寓意：社会批判指向
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西游记考证》里说：“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绝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鲁迅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西游记》“故虽述迷幻恍惚之事，也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皆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玩世”是一种很有意味的定位。吴承恩这类人都是儒生，接受的是王道、仁政、民本、爱人等孔孟学说，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儒生的境界有两种，一种是动手的仁人志士型，注定要担负兼济天下的重任，鲁迅说他们“为民请命”“舍身求法”，都是中国的脊梁；一种是动口的愤世嫉俗型，在独善其身的同时，担负着对社会批判的责任。吴承恩属于第二种。
吴承恩塑造的那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不但是《西游记》的首创，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朝廷映像，符合儒家的尊卑标准，尤其是玉皇大帝形象的塑造，实在不敢恭维，似乎他只关心金丹御酒，臣下一有奏本，就只会说“依卿所奏”，处理事务一无主见，出现危机也只会派兵剿杀，与百姓心目中英明的天下主宰大相径庭。萨孟武先生在《<西游记>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皇帝的御权之术。
■ 公元1265年，日本奈良千年古刹东大寺僧侣快圆一笔所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在《西游记》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玉帝的一无所谋与“依卿所奏”，正是吴承恩所生活的嘉、万两代的朝风，还有那个无事不管、处处当家的太白金星，像极了嘉、万朝的首辅。
史学家们都认为，中国近代的衰弱落后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并非一人一事之祸。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成熟而走向没落的转折期，标志之一就是它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极为完善，已经达到不要皇帝，官僚机器照常运转的程度，嘉靖、万历两朝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而朝政并不紊乱，就是明证。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由万历十五年发生的几件事入手，深刻分析了万历帝为什么由一个早期还算勤勉的皇帝，演变到后来几十年深居后宫而不理朝政—万历皇帝早期也想有所作为，但朝廷这部自行运作的大机器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他了，实际当家的是首辅大臣。秩序严谨而毫无生气的天宫，表象至尊而毫无决断的玉帝，正应脱胎于吴承恩所看到的现世朝廷。尽管他可能是不经意而为，对其中更深刻的东西未必了解，但他有艺术家的眼睛—会看，就足够了。
■ 沙雕艺术形式表现的《西游记》，2014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台湾。
精彩版式呈现
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