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至常州，访谒赵元任及其师吕思勉之故迹，颇多感慨。吕思勉先生乃史学大师，开白话史著之先河，不过他的弟子赵元任，非但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在语言方面，堪称那年代一时无二的天才。他在英、法、德等国留学或游历期间，无论进行何种语言交流，常以一口纯正的发音，被当地人误以为久居本地的华裔。至于对国内各地方言的熟稔，亦令人惊叹。比如1920年他曾以翻译身份全程陪同英国著名学者、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在中国讲学，由于辗转各地，如何跨越中国方言的解读障碍，罗素不无隐忧，不曾想在赵元任这里居然都不是事儿。罗素不管在哪里讲，他都能现场译成哪里的方言，使英语和中国各地方言实现无缝对接，且因发音地道，竟多次发生听众课后与之攀老乡的有趣场景。据《赵元任早年自传》一书记载：“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胡敦复、胡明复和胡适告诉我，梁启超和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请我做罗素的翻译，他很快就要到中国来演讲……我也愿意见见这位学者，给他做翻译，他的书对我在哈佛的工作有很大影响……我们在哈佛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很容易就熟起来了。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招待会，第二天在吴淞也是一样。”其实罗素来华前，有一次并不愉快的苏联之行，他在一个月的考察中，一心想为西方社会探取所谓“改良”的真经，可所见所闻并非想象中的美好，故时常感到错愕甚至精神压抑。1920年7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罗素，突然接到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文，打开一看，是一封充满尊敬、态度热忱、代表北大发出的讲学邀请函。以罗素的博洽，对中国文化是有相当程度了解的，他曾认为中国的旧体诗所达到的境界为西方所未及，而庄老之学也很受罗素推崇，在他新出版的《到自由之路》的卷头即题有老子的名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至于《庄子》中那种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瑰奇和想象，也与其社会改良思想高度契合。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向往，他慨然接受邀请，和女友勃拉克自马赛启程，坐“波多”号邮轮穿过英吉利海峡，便直驶上海。但航行途中及到达终点时所发生的两件事，像跌宕的变奏曲，差点使罗素此行泡汤，甚至危及他的安全。罗素是个闲不住的人，一个多月漫长而乏味的海上旅程，使得一个十分善于表达的学者，徒增不少寂寞。当同船一群英国同胞（基本都是富裕阶层）在知道他去过苏俄后，都愿意听他说说那儿的见闻。罗素视之为解闷的机会，便侃侃而谈起来，但显然掩藏了一些负面情绪，没有真实反映内心的困惑，却掺杂了不少溢美和褒扬的成分。他越说越起劲，却与时眼多不合，船舱里隐隐泛起一股不满的骚动，渐而像排浪似地，各种怒斥和责难向他袭来。船抵上海时，有一帮人还情绪激愤地向船长提出，不许这个“反英分子”登陆上岸。这还没完，有人已偷偷给北京的英国总领事发去电报，以“沿途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为由告发罗素，使得事态一下子扩大，连远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也接到相关报告，并认定依照《战时条例》对有“颠覆”行为的罗素应立即遣返回国。但一查“条例”，刚好已过期失效，无法照例执行，这才使得罗素侥幸地躲过“遣返”之劫。10月12日清晨，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罗素和勃拉克从虹口滨江码头、即如今的北外滩登岸，可想象中的欢迎场面并没有出现，码头上竟无一人前来迎接，使得惊魂未定的罗素，一下子陷入情绪的失落。他本想就此打道回府，但哲学家的头脑使他很快趋于理性，觉得中方总不至于出了不菲的路费，就为戏弄一番自己吧？事实上，这确实不是中方的疏漏和怠慢，而是航船抵达时间比预期早了三天所致。好在上海接待方还是得到了消息，于上午9时许由徐文耀匆忙赶来码头迎接，才没有让这位英国大哲学家感到太过“冷遇”。说到当时的中国，尚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家积贫积弱，西方各种思潮渗透进来，使中国知识阶层普遍感到焦虑，希望借助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来改造社会的呼声很高。当时的一些思潮，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俄国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日本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分别出现了像胡适、刘师复、周作人等本土代言人……坦率地说，那时候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似燃烧着自己的心，怀抱着一腔热血，为了使中国摆脱困境，对于国外的思想，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而罗素的到来，虽然很受人们期待，但通过一系列演讲和访谈，也引起不少争议。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大致行程：1920年10月12日他在北外滩登陆后，和爱因斯坦夫妇、萧伯纳、卓别林一样，罗素下榻于位于虹口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13日在南京路大东旅馆七团体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14日在中国公学以《社会改造原理》为题发表演讲；15日接受《申报》专访；16日应邀以《教育之效用》为题演讲。之后罗素去杭州三日，20日返回上海，晚上受江苏省教育会宴请于席间再次发表演讲，当晚坐火车去南京，后至长沙、北京……虽然他在上海总共呆了不到六天时间，但他的中国之行，却达一年之久。比较遗憾的是，在上海期间，曾赞誉罗素为“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的孙中山邀其共进晚餐，但因不知罗素的具体行程安排，把会面日期订在了罗素离沪后，就此擦肩而过。七团体在南京路大东旅社欢迎罗素时合影（中坐者为罗素和布莱克）那么，罗素的一系列演讲主要讲了什么呢？可能我们无法占用更多的篇幅，来详细披露他当时的演讲内容，却无妨作一大致的梳理：罗素认为，中国文化必然要和西方发生碰撞，但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不能丢弃最宝贵的传统价值。总的来说，他的见解，不乏睿智且深刻的洞察力，有些已经超越学术的畛域。他在《论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问题》这些著作中，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问题的思考。应该讲他是个“中国通”，非但研究过中国的学问，也有一年身临其境的体验，所以他的思考深度，在西方人士中并不多见。他曾提到：“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他一度呼吁中国人要“保存国粹”，不要步欧洲的后尘，以致有中国学者，把他称作那个时代的“新孔子”。可以讲，虽然罗素对中国国民性及社会问题也有理性的审视，但他的出发点始终是真诚的、经过深入思考的、偏向正面的。他曾说：“中国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西方世界把自己的繁荣建立在对弱小民族的压迫与掠夺的基础之上，中国不是通过伤害其他民族，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优点享有自己的东西”，“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欧洲）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不难想象，在当时思潮激荡、很多人抱着用夷变夏、欲全盘否定本民族文化的社会背景和变革呼声下，罗素的论调，纵能逻辑自洽，却和这些声音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当然笃信罗素学说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梁启超、徐志摩等皆为其拥趸，但无可讳言，其引爆的各种异议和争论也甚嚣尘上，周作人就写了一篇《罗素与国粹》的文章表示质疑。罗素在华讲学后期，主客方都有些面皮上的尴尬，面对一些非议，罗素也不得不多次写文章申辩自己的立场。今虹口北外滩一带，早在19世纪中叶，即为重要的货运、客运集散地。20世纪初，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等青年俊杰从这里登船赴法留学；而很多国际名人，如英国爱丁堡公爵、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泰戈尔、卓别林、爱因斯坦夫妇等，也不远千万里，纷纷跨越大洋，从北外滩登陆来到中国。古人云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只要稍作回眸，便不难发现一百年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探路者罗素的脚下，似乎留下了更为鲜明、更值得回味的印记。
喻军，1966年生于上海，曾担任报社记者、编辑多年。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诗词、书评、美术理论900余首（篇）。出版诗集、散文集、画集若干本，系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书画院签约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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