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献初：《尚书》概说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尚书》文字古奥，佶屈聱牙，需要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才能读懂经文，进而阐发义理。
章太炎《菿汉微言》：“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尚书》号称“王者之学”，先从小学入经，求是求真；再阐发义理，通经致用。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战国时期总称《书》，孔安国传解释为“上古之书”，故称《尚书》。汉代《尚书》成为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书”原是纪录的意思，書，就是手（又）持毛笔写字（聿-書）。许慎《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書’”。元吳澄《書纂言》：“𦘠者，史之所记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筆字，以筆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書，者，谐声。”大约初时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记录案而已，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
一、《尚书》体裁、编排与内容
《尚书》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所载内容都与政事有关，是上古的政事史料汇编。《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即论“王道”的书。
《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作者是史官。我国“史官文化”很发达，上古就设专门的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礼记·玉藻》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即所谓“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甲骨文作 《尚书》概说 粹一0一，象手持文件袋（中）的史官形。
有关《尚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可能在先秦就已有了定本。传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但这个说法不可靠。
一般认为，流传至今的《尚书》多为伪书，较为可靠的是其中汉代伏生所传的28篇。顾颉刚将这28篇分成三组，第一组13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第二组12篇：《甘誓》、《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洪范》。这一组有的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写，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第三组3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
今传《尚书》58篇，按朝代分：《虞书》5篇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夏书》4篇为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商书》17篇为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32篇为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就时代而言，学者认定不伪的28篇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类：
《虞书》4篇，记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这四篇都以虞舜为中心，所以称为《虞书》。
《夏书》2篇，《禹贡》记载了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一般认为不是夏代文献而属后人的著述。《甘誓》记载禹的儿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的誓师辞，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据传说，夏朝经历400多年，这两篇所涉及的只是夏朝历史的点滴而已。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上述《虞书》和《夏书》6篇都不是虞代和夏朝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是战国时期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其中只有《甘誓》一篇，战国前期学者墨子的《墨子》引作“禹誓”，文字和今本《尚书》大同小异，可见这一篇的来源不会晚于战国前期，是否确为夏后启的誓师辞，则未能确断。
《虞书》四篇中的个别词句也曾被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引用过，但当时所见的篇文是否与今本相同，很有疑问。但从史料角度考察，这四篇似乎仍保存了不少有关尧舜时代的可靠传说，仍不失为研究我国上古历史的重要资料。《禹贡》一篇的内容，未见征引于前秦任何著作，可能出现的时间最晚，但它是我国古代对地理面貌做出综述的第一部文献，学术价值极为重要，学者普遍把它作为战国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献看待。
《商书》7篇，除第一篇《汤誓》记载商汤伐桀的事件外，其余6篇都是商朝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三篇记载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其余3篇都记载商朝末年的事，有两篇与商纣王有关，与《周书》中前一部的内容是直接相连的。这7 篇中，只有《汤誓》被人们认为是后来追叙的历史传说，其余6篇都是比较直接的档案。
《周书》20篇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从《牧誓》到《立政》，这14篇内容最为丰富，是全部《尚书》的精华所在，集中地叙述了周朝灭殷（商朝）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主要内容以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为中心人物。后一部分包括《顾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顾命》和《康王之诰》从性质内容和文字上看，本是一篇，故可以说是五篇。五篇中，时代早的属于西周前期，时代晚的属于春秋中叶。前三篇是周朝中央王室的档案，后两篇则分属于鲁国和秦国。一般认为，《周书》二十篇大体都是可靠的真实档案文献，其中只有《洪范》一篇记载箕子对答武王的谈话，内容全系五行学说，似乎应是战国时期五行学家兴起以后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五行学说起源很早，《洪范》即其渊源。总之，抛开这一篇不说，其余十九篇都是我们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综合起来，28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组。一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二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重点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三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
就文体而言，《尚书》各篇文体不尽相同，大多篇章为“记言”，少部分为“记事”或“言事兼记”，习称之为“典谟训诰之文”。《尚书序》分为“典、谟、训、诰、誓、命”6体；唐孔颖达《尧典正义》分“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体。今粗线条分四大体式：
一是“典谟”，主要记载古时的典章制度，尧典、舜典、洪范、吕刑、周官、皋陶谟等篇属此类。“典”本来就是“册”或“经”的意思，《尚书》篇名中的“典”，已含后世“经典”之意，表示尊崇。“典”的体裁并非当时的文献记录，乃后人追述之作，故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浅显。“典”在《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
谟”与“谋”通，意为“谋划、谋议”。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的政治协商与谋划。“谟”体多为问答，较易读懂。“谟”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也很小。
二是“训诰”，指训诫诰令，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及祭神祷辞，此类较多，是《尚书》的主体部分，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金滕、大诰、召诰、梓材、多士、君奭、顾命等篇都是。“训”即“训谕”，如“逸书”之《伊训》记载商臣伊尹对商王太甲所作之训谕，该篇经文已经失传，今本《伊训》当系伪作。而《高宗肜日》虽不以“训”名篇，实即“训”体。“诰”为“告谕”之意，大都为君王对臣民的训话。如《盘庚》三篇，记载商王盘庚对臣民所作的三次训话。《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其弟康叔当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商人。“诰”体篇名的命名法多样：或以训谕者命名，如《盘庚》、《康王之诰》；或以受训谕者命名，如《康诰》；或以训谕内容命名，如《酒诰》、《无逸》；或取篇中词汇命名，如《梓材》、《多方》等。“诰”体数量占全书一半，构成《尚书》最重要的部分。“诰”体多属讲话记录，当属上古口语，与后代口语差别甚大，而口语又往往欠缺文句的条理性，难免重复琐碎，故“诰”体格外难懂，韩愈《进学解》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三是“誓”，主要是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等篇都是，篇数仅次于“诰”体。“誓”体篇名的命名法也多样：有以人命名的，如《汤誓》为商汤伐夏桀之誓师辞。有以地点命名的，如《费誓》与《牧誓》中的“费”与“牧”皆为誓师地点。有以国名命名的，如《秦誓》为秦穆公在战后向其臣民宣告的誓辞。还有以“伟大”命名的，如《泰誓》就是“伟大的誓言”之意。“誓”体往往为韵文，如见诸《孟子》的《泰誓》有一段：“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则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词句整齐，韵律分明，颇似诗歌。这是因为誓辞意在令大众记取，如同今宣传口号，有节奏韵律，便于记忆。正因为此，“誓”体相对简单易懂。
四是“命”，主要记载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君陈、毕命、冏命、文侯之命等篇都是。“命”就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命辞”。《文侯之命》就是周天子对晋文侯的嘉奖令。属于“命”体的篇章在《尚书》中很少，不过因其常见于其他古代典籍，故也不难读懂。
《尚书》所载，上起唐尧、虞舜时代（距今4000余年），下至东周(春秋中期，距今2600余年)，约1500多年上古历史。在可信的篇章之中，以记述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最早，写作年代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与至今所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年代相近。
《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军事、哲学、教育、天文、地理、历法、法律和典章制度等，为《左传》、《史记》等史书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对后世的历史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是了解和研究上古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尚书》所表现的核心思想，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等，即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因此，帝王将相以《书》安邦治国，士民工商以《书》修身待物。《尚书》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汉代立为学官，此后历朝历代都是最重要的教科书。
二、《尚书》版本、篇数及其流传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从唐代开始，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学者考证、辨析，认为号称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都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
一般认为，《尚书》大约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定本，因为先秦书籍常常引用《尚书》。据陈梦家《尚书通论·先秦引书篇》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九种书引《书》168条。汉代的《纬书》说《尚书》原来有3240篇，孔子删为120篇，其中18篇为《中候》、102篇为《尚书》。《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修《书》。《汉书·艺文志》录《尚书》为100篇，相传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40篇、《周书》40篇，每篇有序，题为孔子所编。先秦书籍引《书》提到具体篇名的约40多篇，其中的30多篇不见于今存《尚书》。这说明先秦《尚书》篇目是超过58篇的，具体篇名是多少，今已难于考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李斯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21）奏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经秦火，《尚书》散失了不少篇什，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
现存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秦、汉之际伏生传下来的。《史记·儒林传》说伏生曾任秦博士，焚书时，他把《尚书》藏在墙壁里，自己经兵乱而流亡。至汉惠帝取消禁书令，伏生回寻藏书，失掉了几十篇，只剩下29篇，如果再把《顾命》与《康王之诰》合并，就只有28篇。汉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书》。伏生用这些篇在齐鲁间讲授，学生们用当时的文字隶书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尚书》28篇。《虞夏书》4篇，《商书》5篇，《周书》19篇。也称“伏生本”《尚书》。经伏生私人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得以流传开来。西汉传授伏生今文《尚书》的，主要是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三家。
《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不同于隶书的先秦六国古文字体书写的，因此称“古文《尚书》”。其中的29篇与伏生本相同，另外还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多出的篇章被称之为“逸书”，相传由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得于孔府壁中，又称“孔壁本”或“壁中本”，后来这些逸书再次亡佚，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今文与古文《尚书》除了篇数多少和字体差异外，相同篇目并没有多少内容上的差别。《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以中古文（即皇家“中秘”所藏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师生口耳相传，师口授，生笔录，今文《尚书》流传一百多年，与古文仅异七百余字，脱误三简，可见两种版本的确区别不大。
汉代传授今文《尚书》的称今文学家，传授古文《尚书》的称古文学家。因研究方法不同，形成《尚书》的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今文学派注重阐述微言大义，解说繁琐，严守家法师法；古文学派注重文字训诂，考订名物制度。
今文《尚书》在汉初就立于学官，因此今文学家在西汉多数颇有政治地位，使得今文学派一直处于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古文《尚书》因未列于学官，未能广泛流布。自刘歆（约前50一后23）提倡古文《尚书》，又经杜林、贾逵、马融等学者相继努力，直到东汉才终于确立了古文《尚书》在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东汉末，马融、郑玄兼通今、古文《尚书》，为古文《尚书》作注解，以他们渊博的学识和学术影响，实现了今、古文《尚书》学的统一。他们的注释通行后，其余各家的《尚书》注解都逐渐消失了。魏末晋初之际又出现一本来历不明、冒充孔安国所撰的《尚书传》。
晋朝末年“永嘉之乱”，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南北朝南齐之时，魏末晋初出现的托名孔安国的《尚书传》也失传了。不久，南朝梁代又出现一本也号称是孔安国作传的真本古文《尚书》，与先出并已失传的伪孔安国《尚书传》不同，这本伪作不仅伪造孔安国之传文，并且伪造《尚书》经文。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zé）向朝廷进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孔传古文《尚书》”分四十六卷，合计58篇。其中有33篇内容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28篇相同，只是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分《尧典》下半篇为《舜典》，分《皋陶谟》下半篇为《益稷》，分《盘庚》为三篇，分《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另外，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后人称多出的25篇为“晚书”。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故伪古文与今文合计58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孔传古文《尚书》”出现不久就得以立于学官，从东晋到隋唐，多数学者坚信这就是孔壁本古文《尚书》和汉孔安国作的传。唐初整理古籍，孔颖达奉诏撰写《尚书正义》，选此58篇本为底本，成为官方定本，致使原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完全失传，而后出“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版本，一直流传至今。
宋代学术思想活跃，南宋吴棫撰《书稗传》疑议“晚书”为伪作。朱熹赞成吴棫的观点，主要从今、古文词句深浅难易不同来辨析。《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记底全记不得。”到了明代，梅鷟（zhuó，约1483-1553）撰《尚书考异》，考析“孔传”和“晚书”，从汉人记载有关古文《尚书》的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来源等方面比较论证，指出孔传、晚书是伪作。清代阎若璩（1636-1704），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潜心研究二十多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列出“孔传古文《尚书》”作伪的128条证据（29条有目无文，实有99条），条理清晰，辩证详备，理论确切。至此，“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成为定案：其58篇中有33篇是伏生所传的真本，“晚书”25篇是伪作，“孔安国传”也是伪作，故称“伪《孔传》”，其作者为谁，至今仍是一个谜。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竹简数量约2500枚，其内容多为经、史典籍，大多在已发现的先秦竹简中从未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于2010年底出版发行。整理出60余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九篇文献。九篇竹简都是用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其中部分篇章有传世本可对照，对于推进楚文字研究有很大便利。九篇文献的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汉景帝末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了16篇，后又佚失。两千年来，清华简是首次发现《尚书》以及类似的典籍。清华简有《金縢》，但简上标题不是《金縢》，而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清华简中还有性质类于《尚书》的前人未见的文献，如《保训》一篇，是焚书以来未有人知道的，简文讲述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提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很有哲学意义。
《尚书》中的《尹至》和《尹诰》是有关伊尹和商汤的重要文献，涉及商汤灭夏的史实。《尹诰》又称《咸有一德》，对比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以判断现存的伪古文系后人伪作，而清华简《尹诰》则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清华简《程寤》篇非常完整，详细记述周文王“受命”（称王代商）的传说，对于了解“文王受命”有重大帮助，弥补了千年来的遗憾。
传世古文《尚书》中的《说命》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可证为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传世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也证明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今传“孔传古文《尚书》”虽被学界认定为伪作，但它含有大量真实的成份，其价值虽因伪作而稍损，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晚书”25篇虽不是真正的孔壁古文，但不妨把它看作是古文《尚书》的西晋辑佚本，仍然有其史料价值。
《书序》，相当于文章的题解。今存“百篇书序”，实际上只有81个篇目，仅67条序文。《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这是有关《书序》的最早记载。《汉书·儒林传》也记载张霸献102篇《尚书》，其中有一篇是《书序》，与《史记》大量引用的《书序》近同。汉熹平石经残石也有《书序》，足以证明汉武帝前《书序》已经问世。今存《书序》虽难定为孔子所作，但大部分为汉代以前作品是无疑的，仍然是宝贵的历史材料。也有学者认为，百篇《书序》非孔子所作，原只是《左传》、《史记》中叙述《尚书》篇章撰成情况的一些零散资料，张霸献“百两篇”时才搜集排列并加以补充，编造成一套《书序》。今文《尚书》也有序，汉石经可证，但只限于二十九篇，而且可能是东汉末受张霸古文百篇序的影响而采入的。
《书序》往往用寥寥数语简略介绍《尚书》各篇的内容。如《甘誓》的《序》为“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秦誓》的《序》为“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有稍微详细的，甚至记载了年代；也有更为简略的，仅提及作者的名姓。《书序》显然有助于了解各篇的历史背景，不过，毕竟是后人所作，未可尽信。但因《书序》自西汉就已编入《尚书》，又被普遍误认为孔子所作，故长期以来与《尚书》经文并重，被奉为不可怀疑的经典。其实，《书序》可能出自西汉传授《尚书》的学者之手。《金縢》篇所叙大致如下：武王有疾，周公祈祷于天，愿以自己之生命替代武王。祈祷既毕，将祷辞收藏于金縢。所谓金縢，即金属箱匣，大约等同如今之保险箱。武王去世之后，其子即位为成王，年尚幼，周公摄政。外有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成王疑忌周公，周公一度避处东国。一日，雷电交加，成王及其臣下恐惧，发金縢，见周公之祷辞，深感惭愧，于是迎周公返国辅政如初。且不说此事的真伪，仅就其记载而言，《金縢》必然作于武王既死之后，也必然出于后人的追述而并非出自周公之手笔。而《书序》却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好像是周公亲自作《金縢》于武王在生之时。即使不以错误视之，至少是失诸严谨。又如上文提到的《文侯之命》，据《书序》当为周平王嘉奖晋文侯之令；而据《史记》，则当为周襄王嘉奖晋文公之令。二者相去百有馀年，史实不足，难以判断孰是孰非。
《书序》总括篇名一百，但并非每篇皆有序文，有若干篇共一序者，如《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共一序。至于有序文而无经文者，无从知悉序文是否妥当。《伪古文尚书》的伪经文，有可能是根据序文的提示而编撰成的。不过，序文往往过于简单，有时意思也不明确，因此《伪古文尚书》的经文是否能符合序文作者的本意，也无从考核。例如《旅獒》篇本来有序而无经，序文只有“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九字。“西旅”，据说是西方某部落酋长国的名称。“獒”，据马融、郑玄之说，当读作“豪”，意思是“酋豪”。倘若根据马、郑之说，“西旅献獒”的意思当是“西方旅部落酋长来朝献”。《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并未采纳这种解释，而是读“獒”为其本义“大犬”，从而编写一篇“西方旅部落国献大犬”的经文。由此可见《书序》未必可靠，也并非只有一种理解，更非不可动摇的准则，只是研究《尚书》经文的参考性提示而已。
至于《书》的“传”，原本是有的。除去徵引“书”之外，先秦著作也徵引“传”。如《孟子》就有“于《传》有之”的文字。“书”与“传”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而后者为传说或者为后代所谓的“野史”。
“孔安国传”原也是有的，郭璞（(276-324）《尔雅注》明确称引《孔传》，如《释鸟》“鸟鼠同穴”郭注“孔氏《尚书》传云共为雄雌”（见《书·禹贡》孔传）；《释兽》“狗四尺为獒”郭注“《尚书》孔氏传犬高四尺曰獒”（见《书·吕獒》孔传）。郭璞卒于东晋明帝太宁甲申年（324），梅赜献《书》在元帝时（317-318），其时郭璞还在世，郭璞《尔雅注》取材“孔传”与梅赜所献“孔传”有可能是同一个本子。
永嘉之乱（311）前，《尚书》各种传本并行于世，既有汉初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本，也有魏时立于学官的古文《尚书》本。古文《尚书》在汉代还有河间献王本（见《汉书·景十三王传》）、杜林漆书本（见《后汉书》的《儒林传》、《杜林传》，只一卷，但属于古文29篇系统）。西晋时，这两个本子仍有流传，王国维《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认为至少有转写本流传，因此，“晚书”编者不会不参考这些版本。
《汉书·艺文志》录“《周书》七十一篇”，班固注称为“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说为“周时诰誓号令也”。《汉书·萧何传》颜师古注更进一步注明“《周书》者，与《尚书》同类”。西晋初年，汲郡又发现《汲冢周书》、《汲冢周志》，是记录周代历史的真实材料。“晚书”的编写者不会不重视并利用这些珍贵的史料。
“晚书”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先秦经、史、诸子的《尚书》引文，现已考明出处的约有120条。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等，胪列周备，考证详实，可明其来源。
至于“伪《孔传》”，是否为汉代孔安国所作，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看它解经的成就如何。清代经学家焦循（1763—1820）在《尚书补疏·序》中，将《孔传》与郑玄注进行比较，列七事证明《孔传》优于郑注。焦循认为《孔传》即使“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未尝不可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晏、预、璞、宁之传注可存而论，则此传亦何不可存而论”。可以说，《孔传》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比汉儒的传注更加精审，是阅读《尚书》的重要训诂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能因其“伪”而不予参考或采用。
三、《尚书》的注疏、传习及其价值
《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西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历朝历代的政治、历史、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影响深广。西汉就已经把儒家经典定为官方学术研究科目，今文《尚书》立为学官，知识分子想做官，就必须学习经学，于是经学大为盛行，得以流传。经过两汉古文经学家的不懈努力，到三国时期，古文经学盛极一时。因尊重集经学大成的郑玄（127-200）学说，三国魏把郑玄的古文《尚书》和《周易》、《论语》等古文著作立于学官，还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刻成古文石经，即“熹平石经”。可见今文、古文《尚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都是很高的。
此后，历代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成就突出的代表作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唐太宗贞观年间，孔颖达（574-648）奉诏撰《尚书正义》，采用古、今文混合的方式，以《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把《孔传》作为正注，博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书》说作为疏，成为唐以前《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清代阮元刻《十三经注疏》，采用的就是“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的《尚书正义》。
南宋蔡沈（1167-1230），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今属福建）人，理学家蔡元定的第三子。蔡沈少从朱熹游，宁宗庆元二年（1196）从父谪道州。父没，护柩以还，隐居九峰山下，传熹《书》、元定《洪范》之学。著《书集传》，改变汉唐以来繁琐考据之法，力求简明易学，辨析《孔传》的解释，多有精当之处。《书集传》为宋代《尚书》注释的代表作，元、明、清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影响广泛。
清代研究《尚书》的角度多样。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在辨伪上成绩斐然。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着重解决《尚书》的文字、句读等问题。王引之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用因声求义和句法比较的方法解说《尚书》中许多疑难问题。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除《孔传》与宋儒《书》说外，搜罗历代有关《尚书》的所有书面材料，删繁就简，去非存是，极为完备，是清代《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皮锡瑞《经学通论》谓“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近现代学者研究《尚书》，注意采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王国维《观堂集林》、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运用古文字和古器物考订《尚书》的文字和史事，创见甚多。曾运乾《尚书正读》，折衷旧注，择善而从，说解精要，训诂、语法、修辞等手法交互运用，决疑解难，成就卓著。周秉钧《尚书易解》博观约取，抉择精要，采用新材料，综合运用多种训诂方法进行研究，多有新见，又平实简明，既有深度，又便于普及，是很好的《尚书》今注本。周氏弟子江灏、钱宗武在本师研究基础上撰写《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是当今较好的《尚书》通俗读本。刘启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资料相当完备，清晰勾勒出《尚书》学的发展历史。
“尚书”之名，最早见诸《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学术出自史官，而“书”为史官所掌，故墨子对“书”的称谓不仅来历分明，而且具有权威性，从而被普遍接受。
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用它教育弟子。《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礼记·经解》载孔子言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可见孔子确实是以《诗》《书》作为教材的。因而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看重或编校使用过的《尚书》也就自然会体现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实行手段，即“以仁为本，以礼为用”。儒家反对苛政滥刑，主张“为政以德”，个人修养上也注重发扬“仁”的品德。《尚书》开篇便体现了这种以“仁政”治国的主张，如《尧典》就说：古时候的帝尧……光辉广披四海，以至于天地上下，明察秋毫而贤才兼人；亲近各族人民，各族人民既已和睦相处；使百姓明辨是非，百姓所视明白；能团结天下万国，随着尧的德行的感化，风俗大和。
《尚书·尧典》载：尧在位已七十年了，想选择贤能之人以便禅位。当时想推举四岳为继承人，四岳说自己德薄，不能有辱帝位。于是推选舜，当时舜以孝闻名天下，所以才被物色为天子继承人。这正合了后来儒家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儒家思想“孝”与“忠”是相连的，俗语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孔子认为“孝慈则忠”，故人臣忠于其君其国，必以孝为基础。《尚书》表现了忠于人民的汤、武革命，还树立两个忠于其君其国的典型，即商汤的伊尹、周初的周公旦。尤其是周公旦，孔子对他很崇拜，奉为后世忠臣的楷模。
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确立儒家为正统学说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成就为历代君臣士民的必须。历代大儒董仲舒、刘向、郑玄、韩愈、朱熹、王阳明等，步孔子后尘，继承并发展儒家学说，使之根植于历代中国人民的思想之中，成为国人的精神支柱。两千多年来，《尚书》为“五经”之一，在儒学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受到主流社会的推崇，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除了“仁、孝、忠”思想外，《尚书》也反映了儒家学派孕育时期的民主思想 。《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安定，国家才能昌宁。再如《泰誓》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也体现了儒家“敬天保民”的基本思想。
综合观之，《尚书》蕴涵了“中庸、诚信（孚）、礼治、德育、修身、孝悌、民本、无为、法治、法先王”等思想，以及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与朴素辩证法思想等，主体部分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所以《尚书》列为儒家五经之一，是其原有自的。
宋儒兴理学，重视《孔传古文尚书》，是因为它的突出特征就是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赓续起来，一脉相承。《大禹谟》就理出了这条主线。宋儒认为：舜把从尧那里传承下来的道统传给了禹。《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奉为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可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考定，这四句是剿袭《荀子》所引《道经》三句及《论语》一句编成的。理学家把它视为儒家道统的精髓，理学的核心所在。宋儒要“探圣贤之心于千载之上，识孔子之意于百篇之中”，宣扬“道统”，鼓吹“心法”，提高《尚书》的思想性，以之为“道学”（理学）的出发点，从而建立起“理学”这一新儒学，借以与佛、道在思想理论上抗衡，以重建儒学的主导地位。故朱熹一方面考证古文《尚书》之伪，另一方面就又要借用伪书《大禹谟》来建立“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的理学道统。这就是宋学对《尚书》学的重要发展，也是《尚书》在理学上的重要作用。
《尚书》主要用散文体写成，按朝代编排，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尚书》不仅是文告、对话、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觞，还开启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甚至可看成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尚书》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及语言表达的意趣，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具有散文体的特点。如《盘庚》三篇，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盘庚目光远大、用词丰富的人物特点。如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喻群臣坐观国家衰败的状态，都是形象的描述。《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写秦穆公打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而《尧典》、《皋陶谟》等篇中，或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文学色彩浓厚。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论及先秦散文，还是要从《尚书》开始。《尚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尚书》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到《尚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论“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都溯源到《尚书》。因此可见，《尚书》在语言上虽被后人认为古奥难读，但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得到多方借鉴。
《尚书》还是汉语史、语言研究的重要材料，尤其是今文经中那些经过考定的真实文本，反映了殷周时代的语言特点。比如，《尚书》词语古奥，多用雅言，很少用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也很少用表示语势语气的句末语助词，几乎不用句尾“也，双音词多为偏正结构”等，都是与后代汉语不同的独特语言现象。《尚书》对古文字学（甲骨、金文、战国文字）、古器物学、考古学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些学科都要借助《尚书》来认字、定器、定时代。
纵观古今，记载中国上古史的书品类很多，大抵为神话、传说之类，难令人信服。只有《尚书》，无论在史料价值上，还是在儒学思想上，还是在文体、语言上，都能被视为儒家最重要经典之一。它垂范后世已有两千多年了，经过历代学者千百年的整理与研究，历久弥光，焕发出不朽的价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