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明清祭祀单色釉简述
本文原载于《虹霓幻色——清早期颜色釉瓷器展》图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瓷器与国事之间最密切的联系。瓷器易碎，自然与兵戎无缘。而祭祀则离不开单色釉。以祭祀为目的，成为推动明清单色釉发展的神秘力量。仿佛越是纯净无杂，越能作为灵媒与冥冥之中被祭祀的对象相通。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西周，在璧、琮、圭、璋、琥、璜每种器形各司其职的同时，苍、黄、青、赤、白、玄六种颜色也对应有了自己在祭祀上的内涵。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其中，这里的玄色，与苍色还有黑色应相近，大体是指深蓝即是黑的颜色。故而，在五行之中，“金、木、水、火、土”对应“白、青、黑、赤、黄”五种正色。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其中，“左祖右社”指的是，王宫的左边（东）是宗庙，右边（西）是社禝。中国古代都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段记载进行营建。比如，北京是明清两代帝都，在紫禁城午门外的东面，是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西面是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在皇城之外，东边是日坛，西边是月坛，南边是天坛，北边是地坛。
祖训
“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京。”洪武之前，单色釉无缘祭祀，主要是在技术层面上还存在巨大差距。白釉瓷器相对成熟较早，邢窑、定窑早已天下闻名。黄釉瓷器在地方窑口缓慢发展，北方窑口大都有烧造黄釉的能力，而景德镇窑烧造黄釉尚待融合。红釉和蓝釉瓷器相对起步较晚，元代初创的青花、釉里红开启了使用高温钴蓝和高温铜红在景德镇瓷器上作为呈色剂的先河。浮梁瓷局成功的实现了蓝釉和红釉工艺，致使明初敢以四色号令四郊。尽管如此，此四坛主打釉色的发展也颇具波澜。
洪武
结合实物，已知洪武一朝有蓝釉、红釉、白釉器，从考古资料中似乎未见景德镇有洪武黄釉器，如果没有黄釉，又如何执行洪武九年“方丘黄色”的御旨呢？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有酱色釉、外酱釉内蓝釉器残片。南京明故宫为洪武、建文两朝旧址，在此发现的瓷器标本与“洪武九年定，各色瓷器烧造解京”有关。如果说蓝釉对应的是“圜丘青色”，那么，外酱釉内蓝釉器上的酱釉，就应该对应“方丘黄色”，而内外酱釉器或为明初景德镇之所谓“黄釉器”，否则，洪武钦定之规，在本朝就未能执行。故而，今人看到的酱色釉和古人看到的酱色釉或许是不同的。宋人就称酱色定器为紫定或红定。洪武以酱色釉作为黄釉器似乎也不足为异了。
图1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洪武 红釉盘
永乐
嘉靖年间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提出永乐、宣德时期,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尽管，《二酉委谭》是一部笔记小说，但因为距离永乐时期较近，文中说法应该还是符合历史现状的。文中未涉及黄釉及蓝釉器的记载，永乐时期蓝釉器似乎不见，而黄釉器的数量也异常稀少。故而推测，“圜丘青色”，应为青花器，“方丘黄色”，应为延续洪武一朝的酱釉器，在永乐晚期或出现黄釉器；“日坛赤色”，应为红釉或釉里红器，“月坛白色”，应为永乐甜白器。高足碗为永宣时期典型的祭祀礼器。收藏于西藏萨迦寺的明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纹高足碗，因供奉于该寺近600年未动，故而保存至今天。不仅例证了宣德五彩的存在，也在侧面说明高足碗为明初重要祭祀用器。永乐时期有红釉高足碗，甜白釉高足碗，青花高足碗和酱釉高足碗。因此，对应洪武祖训，酱釉器在永乐时期还对应“方丘黄色”的概念。1999年，在明御窑厂遗址珠山南门永乐地层，出土一酱色釉双耳炉，该器折沿，鼓腹，双耳，三足。外壁通体施酱釉，釉呈亚光，内壁涩胎，腹有白文“永乐二十一年岁次癸卯……吉日喜舍湖坑大桥求……”从该铭内容与器形来看，当为祭祀用器[1]。以往学者认为此类为黑釉，此种理解似乎脱离了洪武祖训，而仅凭颜色来判断，结合当时之技术水平，明早期酱釉器应为在黄釉工艺成熟以前，用于充当黄釉的酱黄釉器。《明清瓷器鉴定》中提到永乐时期有黄地绿彩龙纹盘，惜未见过相关资料[2]。笔者在景德镇上手过若干明早期官样黄釉小壶残器，或为永乐器。
图2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永乐 高足碗一组
图3 明御厂遗址珠山南门永乐地层出土酱釉炉
宣德
宣德时期，似乎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四郊各陵瓷器”均有对应单色釉瓷器的技术要求。一改永乐时期不见蓝釉器的现象，宣德时期，蓝釉并不少见，天蓝釉也得以创烧，又称为仿汝釉，从天蓝釉高足碗的器形上看，似乎与“圜丘青色”有所对应。宣德时期，亦有孔雀蓝釉和洒蓝釉，此两种蓝釉似乎未见与祭祀直接相关，更多的还是出于审美上的追求。而宣德时期的红釉在永乐基础上又有提升。宣德时期的黄釉也真正成熟起来，以极高的姿态开始成为代表帝王的色彩，而不仅仅是代表土地的颜色。“月坛白色”自然还是由甜白釉出演。青花器和釉里红器在祭祀中应仍有延续。
图4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宣德 天蓝釉高足碗
图5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宣德 黄釉梨壶
空白期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以往被称为是瓷器史上的空白期，近两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及唐英学社都举办了有关空白期瓷器的展览，笔者前往观之，但是不得不指出，根据目前资料，三朝似乎在单色釉方面仍是空白期，除了个别蓝釉、酱釉器外，高温红釉、黄釉器的生产似乎已经中断。相关研究，期待进一步考古发现。至于延续祖训之祭祀用瓷的生产，估计确实遇到了难题，或以彩器以及前朝瓷器代替。
成化
成化一朝为明代瓷器之冠。“四郊各陵瓷器”自然难不倒成化御窑。尽管如此，存世之黄釉瓷器还是凤毛麟角。而就在景德镇所见出土黄釉瓷器残片而言，其数量是极为惊人的。由于明代御窑厂制度对于不合格的瓷器采取就地打碎掩埋的政策，可知这些瓷片均为当时的残次品而被打碎。或许是因为成化御瓷对其要求太过严苛，才使后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知道弘治鸡油黄，而不知成化浇黄。成化一朝之高温铜红釉的质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似乎成化在低温彩釉上的关注远大于其在高温釉上的坚持。成化蓝釉器和白釉器都有比较稳定的发展。
图6 成化黄釉瓷片
弘治
弘治一朝瓷器以黄釉闻名，就其存世黄釉碗盘质量而言，似乎真看不出其高于成化黄釉。如果存世量大是一个原因的话，似乎是因为弘治御窑没有像成化御窑那么不计成本，代替打碎，是让这些黄釉碗、盘流传下来。而弘治黄釉中绝不能不提的就是清宫旧藏的明弘治黄釉尊，有牺耳尊，也有绶带耳尊，以及无耳尊。并有祭蓝釉描金尊，以及茄皮紫釉尊。以上几件单色釉尊，皆没有款识，但是都被断为弘治御窑。对此我深表疑惑，亦或是因为先有弘治黄釉声名远播，故而明代高质量之黄釉器必为弘治，而与其相同器形之蓝釉和茄皮紫釉，则一定是同一时期。如果真是这样的逻辑，则似乎太过武断。对此笔者提出疑问如下：一、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上，针对此类尊，仅见有故宫传世器，未见有景德镇弘治、正德地层出土器。加之此类器均没有款识，如何断为弘治窑？二、此类器似乎仅在故宫有传世器，而在其它公私收藏机构似乎并未见过。当然，清代的类似尊有一定存世量，而明代尊似乎不见。尤其是相关专家认为，此类器物黄釉祭地坛，蓝釉祭天坛，而天坛和地坛均未见此类传世器。三、弘治朝前后似乎都没有此类器物的延续，成化一朝，器形丰富，但是鲜有大器，在成化地层也没有发现此类器。正德一朝器形向多元化发展，但是亦未见此类器。此类器形的复现，要跳跃至清初时期。如此跨度从器形学的角度似乎难以解释。四、此类尊同时有蓝釉及茄皮紫釉，如果说同为祭祀礼器，那么“圜丘青色”是以蓝釉为礼器，还是以茄皮紫釉为礼器？以茄皮紫釉作为礼天之颜色应为清初事。在明中期似乎茄皮紫釉都没有祭祀的性质。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将茄皮紫釉作为祭祀礼器似乎缺乏相应的背景支持。基于以上问题，笔者窃以为将此类尊定为弘治窑值得商榷，或有可能为清初器。当然，黄釉牺尊和清初牺尊在造型上也有差异，因此，也有相应的问题需要解释。苦于无缘上手清宫旧藏器，就此问题难以深入研究，仅作抛砖引玉，希望以后可能得到解答。除此之外，弘治一朝红器多为矾红所代替，高温铜红釉日趋衰弱。
图7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釉尊
正德
正德一朝，御窑瓷器呈现出多面性。而反映在祭祀器之色釉上，红釉的发色已经难以保证。黄釉和白釉都延续生产。
嘉万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窑以铁红彩代替铜红釉。黄釉器颜色发老，不在白釉上施低温釉，而是在素胎上施黄釉，成化、弘治以来的浇黄感觉不复存在。此时的蓝釉被称为回青釉，在瓷器史上有一定特色。白釉如常。万历三十六年，御窑厂停烧。象征着“国之大事”的单色釉生产也自然青黄不接。由此，一个漫长的等待开始。
明末
天启、崇祯时期景德镇忙得热火朝天，但是没人给皇帝干活，都是自己赚外块。说赚外块，一点不夸张，此时刺激景德镇经济繁荣的主要是来自欧洲的订单，而绝大多数是生产青花器兼有少量五彩器。白釉瓷器生产不多，主要是为满足内销市场的需要。鲜有黄釉、蓝釉、矾红彩地器。由此反证，皇家是单色釉器的核心推动力，皇家对纯美颜色的无尽追求，使得整个景德镇的单色釉技术为之提高。而如果皇家不主动，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单色釉瓷器的生产似乎缺乏经济上的动力。单色釉正期待着另一个王朝的要求。
顺治
王朝初立，祭祀需求迫切，御窑厂的恢复工作自然也极为重要。从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可知：顺治八年，清室开始沿袭明代宫廷旧制，下令烧造黄龙碗。然而，顺治时期御窑厂的恢复工作并不顺利。“顺治十六年，奉造栏板……亦未成”。纵观顺治一朝官窑款识单色釉器，主要为白釉、黄釉、茄皮紫釉、酱色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顺治一朝立足未稳，他所要生产的御窑瓷器一定不是出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是出于对祭祀的要求。而其生产的这几种单色釉瓷器，恰恰是暗合明代祖训的祭祀要求。对于国家而言，将祭祀用器排在首位自然是合理的。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顺治官窑中似乎不见蓝釉，而是以”茄皮紫“，或者说”茄皮蓝“釉取而代之，用以满足“圜丘青色”的要求。在明代，茄皮紫釉似乎并没有直接的祭祀功能，而这一点在清初发生变化。鲜见顺治官窑蓝釉器，似乎反证其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特殊的意义。顺治一朝自然无力恢复红釉的生产，或以酱釉代替，或以矾红器代替，或以明朝器代替，这点不得而知，但是，顺治一朝有官窑酱色釉盘的情况，不得不令我们猜测，或者又如宋人一样，将酱色当作酱紫色。
康熙
康熙一朝开启百年盛世，在制瓷一事上留给后人无限精彩。撇开繁华似锦，我们还是回到康熙一朝的祭祀用色上。康熙一朝双牺尊为典型器，可见茄皮紫，亦有铁红，白釉，黄釉。由此可见，此类釉色为祭祀之用。国家博物馆藏有清康熙蓝釉御赐纯一堂款弦纹碗，纯一堂为郎廷极的堂号，郎窑活跃于康熙晚期，此件器物为蓝釉器，加之为御赐之物，其祭祀作用突显，而施以蓝釉则表示对天子的敬畏，也是对上天的敬畏。故而康熙晚期，蓝釉渐渐成为祭祀圜丘的主打色，祭蓝之称也名至实归。康熙一朝红釉品种颇多。豇豆红、郎窑红、祭红、胭脂红。豇豆红多为文房用器，与祭祀无关，且颜色颇杂，不合祭祀纯一之要求。胭脂红此时还是西洋名品，与祭祀之间尚有距离。而郎窑红或为祭祀而生，但是颜色变化太大，脱口垂足郎不流，在现在或为审美逸品，但在康熙一朝似乎并不满足祭祀的要求，以至于最终被颜色稳定均一的祭红所代替。祭红，也做霁红，更多是出于文艺上的命名，而其本意还是回归于祭祀之正红。康熙一朝黄釉和白釉质量自然出众，继续其在祭祀中的位置。
雍乾
雍正、乾隆盛世，瓷器美轮美奂，而祭祀釉色纯一之要求对其而言太过简单。尤其是乾隆时期大量仿古祭祀礼器的制作，直接影响后世，其器形有：铏、爵、镫、豆、盨、盙，另有牺尊延续康熙风格，以上器形既有各色釉者，亦有生产铜器、漆器等。瓷质礼器成套还有盏与毛血盘，共计9种组成一套。此品种也成为清代官窑大运瓷器品种，而后历朝延续。
光绪
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尊祖上旧制，没有太多变化。而从光绪一朝清档可以看出，相应祭祀用器有所改变。首先在技术层面上祭红的烧造大不如前。光绪二十九年由广储司磁库呈：“奉传储秀宫茶膳房恭备庆典，应用各色磁器，内有霁红釉盘碗等项，现因工匠无能配此釉料，可否改造别项色釉？”由此可见，官窑高温红釉在光绪时断烧，而在器物上实际多以胭脂红代替祭红釉。反映在祭祀礼器上，之前所说之，铏、爵、镫、豆、盨、盙、尊、盏及毛血盘，皆有胭脂红色，用于祭祀日坛。光绪胭脂红釉祭器颜色粉嫩，开明清祭祀未有之先河，上苍有灵，见以粉红祭祀者，似乎找不到理由再为其庇佑，这似乎在冥冥之中也暗示了大清的灭亡。而祭祀月坛之色由白釉改为天蓝釉，清档中称之为“月白”。在以上祭祀器形中，尊不再是牺耳尊，而变为了荷叶盖罐的形式，此种器形似乎为光绪一朝特有。除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外，清宫还要以白釉器祭祀太岁坛，以白釉器祭祀先农坛，以白釉器祭祀历代帝王庙，以黄釉器祭祀太庙，以黄釉器祭祀社稷坛等。宣统一朝仅三年，其祭祀礼器似乎未正式生产。至此，明清两朝以单色釉作为祭祀的传统正式结束。
图8 天坛藏 清光绪 胭脂红祭器一组
小结
红、黄、蓝、白，似乎为明清瓷器之中最为基本的单色釉品种，但是在明清祭祀用色釉之演变上依然表现出跌宕起伏的波澜。首先，历史上四种祭祀单色釉都能烧造好的时期少之又少。明代大约也就是宣德、成化两朝，清代不过从雍正到嘉庆左右。各祭祀釉色水平体现了当时的综合国力。其次，红釉器的发展最为复杂，经历了从红釉到铁红彩，到红釉，再到胭脂红的过程，其背后反映出一项工艺的延续发展，仍和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相关，而不能孤立的看。第三，关于明早期黄釉问题，关于弘治黄釉尊的问题，尚没有完备的解释，有待进一步解决。第四，以红、黄、蓝、白，单色釉的更迭变化作为主线梳理祭祀色釉，便于理解明清其它单色釉品种之发展脉络。
表1 明清祭祀单色釉
参阅：
[1]江建新，《略谈景德镇出土的黑釉瓷》，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2014
[2]耿宝昌, 《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3
[3]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马未都，《瓷之色》，紫禁城出版社，2011
[5]杨静荣，《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