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要有完美结局 | 五月书单
五月就要过去了，和潮湿、溽热的初夏一起到来的是厚重的雨云、暴雨、闪电和偶尔美好的黄昏。在眼见这一切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一些作家对初夏的描写？
或许这就是虚构的力量，在某些时刻，会发现某些情景我们曾在纸页上的段落间游走过一遍。
这一期的书单里，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主角们，他们是沉默不语却无限敏感的少年、漂泊半生回归故里后无法收住泪水的故人、沉迷于武术的蜀地少年、瘟疫期间隔离在家的女性独居者、万年前征服月球的祖先，以及在美墨边境荒原的浪迹的旅人……
你读了哪些书？有哪些书想要与我们分享？
科马克·麦卡锡笔下的主角一直是美墨边境的荒凉世界。这套“边境三部曲”是他的代表作，他将美国、墨西哥底层人民的痛苦化为了史诗。
作为获得过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等奖项的“顶级作家”，麦卡锡的作品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
在他的笔下，美墨边境的蛮荒有着惊人的美感。这本《天下骏马》的开始，你便会遇到这样的句子：
“天色已晚，他骑马踏上归途。马儿加快了步伐。一天中最后的日光如同一把巨扇缓缓地罩在他身后的原野上，而后又在充满了阴影、幽暗和寒气的渐凉的蓝色氛围中沉入世界的边缘。几只晚归巢的鸟雀啾啾鸣啭，消失在黑暗中的硬扎扎的灌木丛里。”
但他绝非只有浩大、温柔的荒原暮色，他还书写血腥、暴力，与屠杀。科恩兄弟将他的《老无所依》搬上银幕，或许就是看重他文字中抒情与凌厉并存的魅力。
许多中国读者会对麦卡锡的文字有天然的亲近感，或许是在他的故事里读到了《白鹿原》《活着》的影子，都是关于人的挣扎与尊严，以及与命运的斗争，但麦卡锡的魅力终究迥异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作家。
“边境三部曲”是壮阔的、汹涌的，也是令人扼腕的。我们可以在他的文字间领略到与命运缠斗的激烈，也看到工业化世界中那些局外人的转变。
[日] 北杜夫 著，曹艺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4
“黑暗是沉重的，是运动的。这黑暗与白天的空气不同，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它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
“如果有一天，低沉的灰色天空的一角裂开一条缝隙，露出一缕清爽的水蓝，就意味着入夏了。
“我的少年时代就要结束了。有人说，人的少年时代其实是一种睡眠，是精神上的休眠期。这是不对的。正是为了让童年时的宝贵财富悄悄地发酵，人需要表面上颓废的休眠。”
北杜夫这部半自传的小说《幽灵》里，这样朴素却动人的句子俯拾皆是。北杜夫借助主人公的眼睛，回望了自己的生活。回忆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苦痛显得真切，但是却轻盈。
《幽灵》中的主人公在不断地失去，自身也被疾病困扰，但是北杜夫却写出了奇异的美感。我们太熟悉那种感觉了，童年时，一只昆虫、一叶草木所能带来的战栗，懵懂地踏入成人世界时那种惊惧与欣喜，以及对“失去”的朦胧体验。
主人公，或者说作者自己，经历过日本战败的岁月。在小说中，战争若隐若现，仿佛雾气一般，在文字间绵延。北杜夫无意去书写大时代，他写的是个体经验，但正因为如此，这种少年视角对时代的凝视才显得可贵。
译者曹艺对北杜夫的作品有一句非常精当的形容：“有温暖的想象，有清冽的诗情。”如果厌倦了屏幕上粗糙的文字，你也许可以在北杜夫的文字里找到当下缺失的文字之美。
王安忆的新小说名为《一把刀，千个字》，一把刀，是“扬州三把刀的头一把，菜刀”，“千个字”源于袁枚的诗句“月映竹成千个字”。
这是一本“宏大”的小说。上海、纽约、大西洋城、哈尔滨、扬州……这些地点被主人公们联系起来。
王安忆2016年在美国访学，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吸引了她的目光。唐人街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在《一把刀，千个字》里，她这么形容：
“七号线终点站，上到地面，耳朵里'嗡’一声，爆炸开各种音腔，上下窜行：江浙、闽广、两湖……再裂变出浙东浙西、苏南苏北、关里关外、川前川后，最终融为一体，分不出你我他，真是个热腾腾的汉语小世界。”
“热腾腾”的世界里，就是王安忆最擅长的寻常人的悲欢了。在法拉盛做厨师的陈诚勾起了半个世纪一群人的沉浮。
主角的父辈，包括主角自己，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时代大潮冲着往前走。个体在大时代面前是很“轻”的存在，也因此，陈诚不得不自小面对父辈缺失的孤独，以及成年后与故土的离散。
王安忆把主角设定为厨师，也恰到好处地把餐桌作为了一个展示年代变化的窗口。在开篇，她写一家开在繁华处的中餐厅，“越不像中国餐馆越好”。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陈诚翻开他幼年的笔记本，“先生说的话，菜场里的见闻，还有吃的菜点、口味、配方”仍在纸上。
读这部小说，会让人时不时地想起李安的那部《饮食男女》，但王安忆的故事里，烹饪有了更复杂的意味。主角个人的过往在烹饪中存续，但在更宏大的俯瞰视角下，它早已经超出了个体经验，与更宏大的国族历史相连。
“生活滚滚向前，我们在其中浮沉，我扫描出其中一段。”在收入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的同名中篇小说中，作家阿乙借主人公“我”之口，点明他的小说创作的来源——现实。
这个有着现实原型的故事，仍然发生在“红乌”——即阿乙的故乡江西瑞昌，这里古称“赤乌镇”或“赤乌场”。一个名叫唐南生的福建人假冒台湾人，通过子虚乌有的、将红乌打造为“亚洲首选老年生活城市”的“二幺〇四工程”忽悠人们投资，融资金额据称达20亿元。这样一桩事先张扬的诈骗案，最终演变为一桩谋杀案：唐南生失踪，后来被证实是买凶杀人。
阿乙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关于现实比小说精彩的说法，其实是对他这样的“仍未进化完毕的创作者”的警示。“在理想状况下，小说一定是比真实更富于魅力的。就像从大理石凿出的雕像，要好过大理石本身。可能我们还要努力。”
阿乙的努力，可能像他此前说的那样，尝试“以幻想和梦境的形式写作，像博尔赫斯那样”，也就是找到新的写作方式。书中评价颇高的《用进废退》《表妹》《生活风格》《育婴堂》等短篇，或荒诞奇崛，或结构巧妙，正是阿乙努力的成果。
作家何大草说他想象中的“武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不出现武侠、武林、江湖这样的字眼，然而，它是以武为核心的。笼罩这部小说的，是日常的饭菜味、茉莉花茶香。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功夫是常人的功夫，只不过，被发挥到了极致。”
《拳》就是这样一部“武小说”。小说背景设置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成都，主人公“我”就读于大学历史系（巧合的是，何大草正是四川大学历史系1980级的）。在那个《少林寺》《神秘的大佛》热映的年代，就连中文系男生都沉迷于练武。“我”的同班同学老王（老王立志写一本《茶铺：成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同样毕业自川大历史系的学者王笛）一拳KO武术队副队长，但就是这个老王，被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的一个幺师（即堂倌）一脚踢倒。听说这个幺师最服的是一个名叫“问海”的和尚，于是，“我”在成都城内开始寻找问海。
问海到底有没有被找到？请大家在书中自己找答案。“顶级的武术家，就像陶渊明和王维，不会隐居于此修炼啥秘技。他们住在市井，就在我们身边的人群中。”这是何大草的回答。
派对恐惧症
作家陈楸帆如此评价这部短篇小说集：“带你进入男性无法抵达的想象世界，狂野、细腻、深刻。”
书中的一些情节，男性确实很难共情。在《真女人就该有身体》中，女孩会渐渐褪色，身体变得透明，最后消失。她们到哪里去了？答案是，她们把自己折叠、压入衣服的缝线中，她们似乎就是想这样；而被这些女孩占据的衣服卖得很好，人们好像就是想要这种衣服。小说的结尾，“我”闯入服装店，扯开衣服的缝线和折边，希望释放那些女性。但是，她们“在她们的荚壳中晃动”，就是不离开那里。“她们不走。她们永远不走。”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来自一个古巴移民家庭，她说，早在她能阅读之前，祖父就为她讲故事，并教她如何说故事。拉丁美洲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故事，孕育了她的想象力。强烈推荐《十恶不赦》这一篇，马查多借用美剧《法律与秩序》中的人物，构建了一个奇诡的世界：那些被谋杀的女孩的鬼魂开始纠缠女警本森；斯特布勒和本森各自有一个分身（或者说更完美的版本），叫埃布勒和亨森……
至于排在首篇的《清单》，可能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在瘟疫期间隔离在家的女性独居者，奇妙地与当下现实发生了共振。
“人类从来不知屈服为何物……当生存受到威胁时，无论对手如何，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地向其发起攻击，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狠角色……他们还驯服了风云雷电和山川潮汐，甚至把太阳的能源也收为己用。……虽然人类历史上有过血腥暴力的黑暗时期，不过如果人的天性没有这种狠劲的话，就只会像流落荒野的家畜般无助。”
詹姆斯·P.霍根的《星之继承者》中，这一段是整本书的基调，也是上世纪70年代，颇具古典意味的科幻小说共同的基调。从内核里它和《2001太空漫游》一脉相承，在科技开始起飞，美苏冷战开始太空争霸的70年代，先哲们思考了数千年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无数小说家试图给出答案。
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本书，在科幻迷中享有盛名，却一直在中文世界缺席。在这本书里，地球、月球、太阳系行星等都是舞台，不过最主要的故事都发生在主人公的思索与对白中——这也是霍根了不起的地方，他把科幻写成了推理，并且保存了科幻最本真的魅力。
如果在月球上发现一具五万年前人类的尸体，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遭遇极大挑战时，我们该怎样用理性去思考？这本小说，通过这样的假设，展现了人类最迷人的魅力。
回到标题，到底谁是“星之继承者”？作者借着主角之口给出了答案：“各位，这亿万星辰已经交由我们来继承。”
《受命》是作家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他本人说也是最后一部。这部小说回到了那个天真而感伤的20世纪80年代，通过不同身份人物的在场、言说，对北京风物事无巨细的描写，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语调，令哪怕是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读者，也能具体地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朴实、朝气、理想主义，以及男女之间暧昧和朦胧的情愫。
《受命》的主人公陆冰锋是一名牙医，这让人想起止庵80年代当过牙医的经历，但陆冰锋不等于止庵，他更像是伍子胥跟哈姆雷特的一个现代版混合体，是那种我们在现代小说里经常能看到的人物：恪守原则、做事讲究、内心充满信念，做事又犹豫仿徨。他是一个人群中的影子，一个狂飙时代的守旧者。
止庵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组反差关系。一组是男主和女主，一个沉浸过去，一个渴望新生，这是向后与向前的反差关系，偏偏这两个人的命运又发生勾连。另一组反差，就是紧张情节与日常叙事间的反差。
他采用不疾不徐的语调，将旧京风物娓娓道来。从百万庄粮店，到《读书》、《三联》、朦胧诗、先锋派，止庵笔记小说式的写法令《受命》充满日常感，昔日旧事，在他笔下如同正在发生。
精准的生活细节，让这部小说变得可靠。在岁月的淘洗与沉淀下，止庵把这种可靠的分寸感也放在男女关系的描绘中。这部小说写男女之事，写两个人互相试探的过程，它不是肆意奔放、无所顾忌的笔调，而是把丰富的感情藏匿在克制里，把男女之间的对话处理得干净、文明，又蕴含了许多话外之音。就像是留白的诗歌，使读者忍不住反复回味其中话语的省略。
保罗·奥斯特以长篇著称，比如他的《4321》《幻影书》，以及“纽约三部曲”。他喜欢玩文字游戏，把普通的故事包裹上侦探小说的外衣，当走入他的文字迷宫时，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
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保罗·奥斯特是霍桑和卡夫卡的合体——因为他最擅长的是捕捉人生中的一些虚无时刻。
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诗人，他甚至说诗歌是他创作的核心。作为一个美国作家，他忧郁的文字里，带着前卫的欧陆风格。为何这本诗集叫《墙上的字》？或许我们在扉页就找到了答案，当然，答案同样是诗歌。
“夜晚，我们用星星砌了墙，你的灵魂，不会再离去。”
奥斯特受著名诗人策兰的影响颇深，在策兰逝世时，甚至为他写了一首名为《白色》的诗。在诗中他说：“四十个白昼和四十个黑夜都不会将白鸽送回来。”同为犹太裔，从他的诗句里，我们看到历史在诗歌当中的另一种呈现。
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出问题：“这个年代，我们还要读诗歌吗？”
或许奥斯特的诗歌可以作为回应：“太多的沉默，被沉思的躯体带入生活，咚咚擂响的语言之鼓在躯体里面，太多的字，迷失在广袤的内心世界，因此可想而知，尽管无意，我却在这里，仿佛这才是世界。”
男性与女性、科学与世俗、新秩序与旧传统、理性与感性、信仰与科学……如果你要问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这部小说写的是什么，《天使之门》是包罗万象的，作者的野心是书写两个变革时代的个体。
小说的主角弗雷德是一个“天之骄子”，在剑桥校园里的他，思考的是诸如“灵魂是存在的吗？原子是存在的吗？”这样的问题。女主角黛西却是一个在伦敦底层打拼的少女，妇女尚无选举权的年代，面对骚扰和解雇，她几乎无法反抗。
一场车祸让两位主角相遇了。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当然不会给我们一个俗套的桥段，年仅六十才开始正式写作的她，有着比常人更深邃的目光。
在这部历史小说里，两位主角代表着必然的相遇。新的时代，新秩序缓缓升起，旧世界不断地祛魅。弗雷德和黛西的结合，是一种隐喻。作为一个闯入剑桥校园的底层，黛西给了弗雷德一种新的思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一种救赎。
在文章后部分，几乎未有女性涉足的“天使之门”被黛西打开，而后又合上，或许是作者对女性、对新世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