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地生态环境变迁管窥:基于大象的视角
本文转载自 西南环境史研究公号（2021年5月31日）
一、历史时期大象在西南边地的活动
西南边地, 从行政区划来说, 主要指今西南沿边地区, 大致范围包括了云南、广西与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毗邻的区域。关于这一区域远古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 史书上少有较为明晰的记载;但大致可以从一些考古资料中获得有限的了解, 而其中有关大象的遗存可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可凭的信息。
大象多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存, 喜水, 素食, 不喜阳光。因而, 象群常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植物生长茂密的热带与亚热带森林栖息, 对气候环境较为敏感。这就意味着, 历史上大象能够生息繁衍之地, 多为温暖湿润之区。据一些学者研究, 亚洲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布极为广泛, 北起今河北、南达雷州半岛, 曾有大量的野象栖息, 这已经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大象由北往南移动, 既反映了气候环境的变化, 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变动。在今云南中部, 新生代时期, 由于气候适宜, 动植物繁盛, 大象也曾是其中主要的哺乳动物之一。属于晚期智人的西畴人, 其时代约距今10-20万年, 在所发现的洞穴遗址中, 出土了象的化石, 说明滇东南地区历史时期也有象的分布。1983年11月和1984年3月, 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宣慰街附近发现了1万年前的亚洲象化石, 亦可见滇西南地区在远古时期曾为大象的栖息地。
除了考古发掘提供的线索外, 秦汉以后, 随着西南边地与内陆联系的加强, 汉文史籍中也出现了有关象的记载, 《史记·大宛列传》曰:“昆明之属无君长, 善盗寇, 辄杀略汉使。然闻其西千余里, 有乘象国, 曰滇越。”“昆明人”为秦汉时期分布于今大理、丽江等地的古代族群, 其西为今腾冲、德宏及其南部的广大地区。一些学者认为, “滇越”为今傣族先民, 得名为“乘象国”显然与象作为交通工具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 在李拂一所著的《车里》一书中, 还提到了“象马骡驴专供运输乘骑”。唐代, 有关大象的记载以樊绰的《蛮书》 (亦称《云南志》) 为著, 该书卷四“名类”称:“茫蛮部落, 并是开南杂种也。……妇人披五色娑罗笼, 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 仍烧其粪。” 又载:“象, 开南以南多有之。或捕得, 人家多养之, 以代耕田。”茫蛮为今景东、德宏傣族先民之旧称, 以上记载足以说明唐代傣族先民已普遍驯养大象耕种稻田, 其粪还可作为燃料使用。唐时的岭南地区, 大象也为常见之物。如唐人刘恂所作《岭表录异》 (卷上) 称:“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 牙小而红, 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 争食其鼻, 云:肥脆, 尤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 合十二属。”又说:“恂有亲表, 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 负重致远, 如中夏之畜牛马也。”该书记载的范围是整个岭南, 与今天的地域范围越南、广西、广东、海南相近, 因而这一记载, 亦可认为经属西南边地的广西和越南, 在唐代已经普遍驯化饲养大象。大象种群数量之多, 人与象关系之密切, 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 有关大象的记载主要在今越南和广西一些地方。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象”中, 不仅讲到交趾之人如何捕象、驯象以为运输工具, 还提到钦州地也有象, “象群所在, 最害禾稼, 人仓卒不能制, 以长竹系火逐之, 乃退。象群虽多不足畏, 惟可畏者, 独象也。不容于群, 故独行无畏, 遇人必肆其毒, 以鼻捲人掷杀, 则以足戚人, 血透肌而以鼻吸饮人血。人杀一象, 众饱其肉, 惟鼻肉最美。烂而纳诸糟邱, 片腐之, 食物之一嶲也。象皮可以为甲, 坚甚。人或条截其皮, 硾直而干之, 治以为杖, 至坚善云”。有多处值得深思。其一, 在宋代我国西南边地当地少数民族已经规模性实现了训象和用象, 人与象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二, 人既然已经规模性的用象, 为何会对独象感到恐惧, 表面上看与理不通, 所谓独象是指成年的公象, 这样的公象处于发情季节就会显露野性, 人类如果不能发现其特有的生理变化, 就肯定会遭逢其残害, 如果掌握它的生理属性, 规避伤害, 理应可以做到;其三, 当地各民族, 捕获大象可以保食其肉, 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这一畏惧独象在字面上同样表现为难以自言其说的抵牾, 其间的原因在于, 熟悉大象的属性, 既然会捕获, 当然不会捕象, 而真正畏惧大象的应当是类似周去非这样外来人口, 只有作如是解, 上述记载中互有抵牾之处才能得到符合实情的解读。
明至清初, 有关大象在西南边地的活动仍不绝于史籍。明谢肇淛在《五杂组》中称:“滇人蓄象, 如中夏畜牛、马然, 骑以出入。装载粮物, 而性尤驯。” 清嘉庆四年的《滇海虞衡志》也记载道:“象, 出云南诸土司。《明一统志》云:'缅甸、八百皆有象。’然不独二土司也。夫教象以战为象阵, 驱象以耕为象耕, 南中用象殆兼牛、马之力。……予居滇久, 屡见缅甸、南掌贡象至, 养于城东报国寺后园, 无绝殊者, 而供亿亦烦费矣。”清嘉庆《广西通志》卷引九十三引《太平府志》说:“象, 洪武十八年, 十万山象出害稼, 命南通侯率兵二万驱捕, 立驯象卫于郡。”若非数量较多, 亦不至于专设驯象卫。明代的广西南部各府州县, 广布着野象喜食的野芭蕉等瓜果类植物以及草、竹等植物嫩叶, 而且这些地方彼时人烟稀少, 对野象的生境干扰不大, 故有不少野象活动的记载。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到, 象在西南边地有几种用途:战争、耕田、运输工具、饮食、象皮做盔甲等, 当然, 它也成为人们眼中的祸害之物。
元明时期, 有关西南边地大象的记载还多与进贡和战争有关。如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 朝廷曾令景东土司“贡象五百, 牛三万, 象奴三百人”。进贡的训象师多达300人, 组建训象队伍之庞大, 训象技术之娴熟。明宣德八年 (1433年) , 木邦、麓川平缅、缅甸、孟定、景东、威远、潞江、干崖、孟琏等处土官, 各贡象马方物入朝廷。据《明太宗实录》记载, 仅永乐年间, 车里 (今西双版纳) 军民宣慰使司在朝贡的方物中, 不下7次贡象。永乐四年 (1406年) , 朝廷以车里宣慰使司“道里辽远, 命三年一贡, 著为。不过, 车里宣慰使并不拘于此令, 永乐六年 (1408年) 又遣使入朝贡象。明洪武年间, 史书中多次记录了麓川平缅 (司) 思氏贡象, 如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 、二十七年 (1394年) 。即使在正统年间朝廷征讨之时, 为缓解战争形势, 麓川土司仍不时向朝廷贡象以示归顺。如正统五年 (1440年) 七月, “麓川宣慰司思任发遣陶孟刀乃贡扫等俱来朝, 贡象、马及金银方物, 赐彩币等物有差”。再如正统八年 (1443年) 二月, 礼部言:“麓川贼思机法遣弟招赛同头目来贡象、马、金银器皿谢罪, 缘思机法仍旧潜逃, 谋为边患, 难照常例给与赏赐, 上命仍如例赐之”。其他土司的贡象记载也不绝于史籍。迄至明代, 广西太平、思明等府仍有大象进贡朝廷。此时, 大象成为连接边地与中原王朝的纽带之一。以此为例, 不难看出, 其后大象的分布区萎缩, 显然与边疆各民族、朝廷的治边政策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 理当另有原因。
除贡象记载外, 则莫过于象战了。《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了元朝驻守在云南西南边境地区的官员纳速达丁如何打败缅王象队获得大胜, 同时还擒获了200头以上的大象, 并学会了象战。明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称:百夷 (即今德宏等地傣族先民) “无军民之分, 聚则为军, 散则为民。遇有战斗, 每三人或五人出军一名, 择其壮者为正军, 呼为锡剌, ……多以象为雄势, 战则缚身象上, 裹革兜, 被铜铁甲, 用长镖干弩, 不习弓矢”。至于象战, 在史书中多见于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与明廷之间的征战。
从上述可知, 直至明代, 大象在广西、云南等地皆有。《新纂云南通志·物产志》云:“滇沿边热地如腾冲、车里、镇越等处产之。”同书对其用途还作了描述:“象之野生者百十成群, 徘徊林野, 但其性易驯。思、普属沿边土司、豪族, 尚有畜养之, 以负重致远, 若腹地之使牛、马者然。”说明清代前期, 在今云南沿边地区仍有成群象栖息, 也反映了其时的西南边地尚有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供大象繁衍。但清晚期后, 除云南极少部分地区外, 史籍中已鲜见大象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记载, 渐绝迹于广阔的疆域。“除人类以外, 成年大象几乎没有任何天敌”。大象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方面说明大象栖息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演变。
二、西南边地大象的退却与环境的变化
大象在西南边地的存续, 折射出该区域内与外、古与今、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与互动关系。
奔流于西南地区的澜沧江, 从西双版纳勐腊县出国境后, 称为湄公河, 有“东方多瑙河”之誉。傣语称其为“南兰章”, 意为“百万大象江”, “南”为“水、河”意。而“澜沧”即为“兰章”之转意。西双版纳傣文文献《泐史》记载说, 公元1180年叭真建立景陇金殿国时, “有人民八百四十四万人, 白象九千余, 马九万七千匹”。可见, 象曾是这一地区司空见惯的动物, 但这种情形在明代后逐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英国学者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中写道, “4000年前, 大象出没于后来成为北京 (在东北部) 的地区, 以及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今天, 在人民共和国境内, 野象仅存于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几个孤立的保护区” 。《中国亚洲象研究》亦称:中国野象分布区域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北界逐渐南移。大约距今3000年前曾分布于黄河以北一带, 之后逐渐南移。12-13世纪时, 在闽南一带绝迹, 17世纪在岭南、广西绝迹。18世纪后仅限于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少数地方。伊懋可认为, 大象在中国的逐渐消失与人和大象之间的“博斗”有关, 它主要表现为在三条战线上。第一条战线是人为了开垦耕地而破坏了大象的栖息地, 使其面临着可利用的资源日益萎缩;第二条战线是人为了保护庄稼而设计除掉或捕捉大象;三是为了猎取象牙和象鼻或为了捕获大象用于战争、运输或仪式而加以训练, 导致“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可以说, 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 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一情形同样反映在西南边地。清前期, 大象在这一地区仍较为常见, 之后渐变稀少。民国时期江应樑在《摆夷的生活文化》一书中, 谈及西双版纳的动物时说道:“车里班角箐一带的原始森林中有野象群, 人不易见, 惟商旅常可于山路中见成群的象脚跡和大堆的象粪。”出版于1994年的《勐腊县志》说, “野象在我国目前仅有193头, 西双版纳内有179头, 勐腊县境内就有102头”。景洪的野象主要分布在勐养、普广、大渡岗等海拔1 000米以下的山坡河谷, 以勐养三岔河一带常见, 多出没于草地、竹林、阔叶林或混交林之中, 无固定的栖息场所, 以董棕、柔软树干、树叶、野芭蕉、刺竹、嫩竹和瓜类等为食。2000年出版的《景洪县志》称, 时当地有野象126-134头。又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志》记载:“全国除云南省沧源县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栖息有14头亚洲象外, 其余仅分布于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内。据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记载, 1976年有关野象的报道中, 西双版纳有野象101头, 1983年考察, 证实当时还有78头未统计在内。1984年杨德华等考察, 西双版纳野象有208-241头。” 而在陈明勇等人的研究中, 2003年, 在中国的亚洲象约有200-250头。或许因野象群活动不甚规律, 详实的数字难以准确统计, 故出现了野象数据不能完全吻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至21世纪初, 栖息在我国的野象已不足300头, 这与明代恢宏的象战相比, 已不可同日而语, 更枉论一次贡象“五百头”了。至于明代思氏以象战叱咤风云的潞西等滇西地区, “大象于晚清时期、野牛在60年代已先后绝迹”。
与此同时, 西南边地的生态环境也出现了较大变化。西南边地历史上曾分布着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竹林、草丛等, 十分适宜于大象的生存。但由于人类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开发, 大象逐渐失去了赖以存续的空间而被迫遁离。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据一些学者估计, 两宋时期, 岭南与西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80%以上, 一些山区更高。但清代以后,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当地的森林覆盖率逐渐下降,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更为突出, “建州初期, 西双版内森林面积约为120万公顷左右, 覆盖率在60%以上。至70年代末, 森林覆盖率下降到34%, 生物气候环境质量下降, 气候开始恶化, 气温升高, 年变幅加大, 低温灾害增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森林资源也不断在开发利用, 由于人口剧增, 加之山区历史上形成的'刀耕火种’等落后生产方式, 以及毁林开荒, 乱砍滥伐现象较为严重, 导致森林资源减少, 从1951年-1978年, 共毁林439万亩, 森林覆盖率骤然下降到30%左右”,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 , 云南省建设厅通令镇越、佛海、南侨各边远县区督民造林以固国防, 镇越县长呈报称:“职县边界各地, 森林茂密, 竹类亦多。县属地广人稀, 面积约1.8万余方里, 山地面积约占60%, 林木异常茂盛。”又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 , 时车里县长呈报省建设厅的报告称:“职县地居辖区, 山高林深, 天然森林苍茂遍境, 而人口稀少, 交通不便, 木材任其成长, 且少用途。全县除少数平原外, 多系崇山, 林木遍布, 约占全境70%左右, 非县内因砍伐过多及侵林为田而致木材不敷, 且境内盛产柴树以供炊事, 不必赴深山采樵, 故树木亦无被摧毁之虞。” 森林覆盖率下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情况在其他西南边地亦如此。如原干崖土司所辖的盈江地区, “ (20世纪) 50年代, 森林覆盖率60%, 1974年55.59%。1980年55.41%, 林地面积比50年代初下降31万亩。随着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森林过伐现象, 森林面积呈下降趋势”。亚洲象在这里成为国家一类珍稀濒危保护动物。有学者对我国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森林分布及其变迁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岭南与西南地区约168万km2的土地上, 西汉末年时, 森林覆盖率约为88%, 南宋中后期约为65%, 明代中期70%, 清代末年45%, 1949年时为24.1%, 2008年后上升到39.9%。可见, 以热带、亚热带森林为栖息地的大象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而失去了家园, 那种人象共处的景象从此不再。
三、大象数量激剧减少与西南边地环境变迁的主要原因
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 认为大象在中国大地上由北往南不断退却, 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使然, 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观点, 认为“造成野象分布北界志移的总趋势之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还在于野象自身习性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等, 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对野象变迁产生综合作用”。即气候和环境变化、大象自身繁衍较少和缓慢、食物匮乏、人类猎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导致了大象的逐渐减少, 但具体到西南边地, 大象的激剧减少则与人的活动及其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有密切的联系,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大象的捕捉与屠杀
对大象的捕杀, 主要用于象战、进贡、象产品的需求等。象战是历史时期大象的一种独特用途。大象体型庞大, 象牙又具有攻击 、防御等能力, 这一特征使之成为古代一些民族一种重要的作战方式。傣族民间流传着不少与大象有关的传说故事, 人们也吟唱着与大象相关的英雄史诗, 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厘俸》。故事主要讲述了傣族两个古代王国勐景哈国王俸改和勐景罕国王海罕之间的战争, 其中的象战场面栩栩如生, 如“海罕按照天意先出兵, 兵马布满了九个坝子, 威武的大象结队成群”。“海罕跃身跨上大象, 十万头战象紧跟上。头头战象都配着金鞍, 象铃如洪钟传四方。”而俸改仅一地就有“战象十万多, 象牙如剑有力量”。在象战中, “城门大开, 战象峰涌, 杀声雷动。两军象群格杀, 你撞我踏横闯直冲, 象吼人叫天地翻复, 尘土飞扬太阳灰朦。”“两象交锋互不让, 象牙斗得格格响, 卷起狂风尘土扬, 象牙尖上人血淌……两头大象牙绞牙, 响声如石滚下山, 忽见天空电光闪, 象牙嘎嘎似要断……”史诗从战争的规模、战术和场面生动描述了古代象战的状况, 使人如临其境, 深感战争之严酷。显然, 没有日常驯养一定规模的大象, 没有对大象的细致观察, 没有战争的实际体验, 是很难有如此的写实, 同时也反映了象战在古代傣族社会的普遍性。
在现实生活中, 象战也在史书中多有记载。据《明史·土司传》卷314列传二百二“云南土司二”“麓川”条记载: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 “ (思) 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 (今墨江) 之摩沙勒寨。(沐) 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 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悉举其众, 号三十万, 象百余, 寇定边 (今南涧) , 欲报摩沙勒之役, 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 贼列象阵搏战。英列弩注射, 突阵大呼, 象多伤, 其蛮亦多中矢毙, 蛮气稍缩。次日, 英率将士, 益置火枪、神机箭, 更番射, 象奔, 贼大败。捣其寨, 斩首三万余级, 降卒万余人。象死者半, 生获三十有七”。因百夷善象战, 且对中央王朝军队和地方治理构成威胁, 故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秋七月丙子, “敕广西都指挥使司:凡百夷战象之夫悉放还, 其驯象卫军士令于南宁屯种, 见获之象, 则令占城象奴送至京, 先是置驯象卫, 使专捕象, 及西平侯沐英破百夷, 获其人, 亦送本卫役之, 至是始罢遣”, 丙子。明正统年间, 麓川宣慰司思任发借与木邦土司争界之机, 发兵掠南甸、腾冲、潞江等地, 后又侵占了孟养, 且还不断四处用兵, “虐掳百姓, 抢象马, 害官吏, 掠官船, ……”, 正统三年, 已末扩张领土。面对思氏的侵扰, 明朝廷从正统三年至正统十三年 (1438年-1448年) 进行了3次征讨, 史称“三征麓川”。在正统三年 (1438年) 的征讨中, 由于麓川土司布置了象阵, 导致朝廷军大败。正统七年 (1442年) , 由王骥等率领的明军虽一度破麓川象阵, 进入勐卯境, 不曾想又遭到了麓川预伏的象阵进攻, 损失十分惨重。十年征战, 明朝廷虽最后以盟约的方式阻止了思氏的武力扩张, 但却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动荡不安和民不聊生。因象战对中原政权造成了某种威慑, 故在一些史书中还专门有针对破象阵的战术, 如明代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战斗”条即有详细的记载。大象被用于战争, 动辄几十头上百头, 而在战争中, 大量战象被歼灭的现象甚为常见。明代在广西南部思明府设立驯象卫, 从洪武十二年 (1379年) 设卫捕象始, 至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 捕象达10年之久。在此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一些野象受伤死亡, 或捕获之后因饲养驯化不当死亡, 最后成功送至南京的野象数量不可能太多。也就是说, 每捕送一头野象到南京, 都可能以若干头野象的死亡作为代价。
对其他象产品的需求, 也成为大象被猎杀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象产品或用于装饰, 或为药用, 或成为身份的标识, 以满足人类求新求异的虚荣心理。一些学者还专门针对亚洲象被猎杀的状况进行了描述, 总结了自1918年至2005年间, 仅在西南边地的西双版纳、临沧和思茅地区被猎杀的大象有208头之多。
明代中期后, 大象在西南边地的锐减, 既是人与象“博斗”的结果, 也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镜象反映。作为一类哺乳动物, 大象繁殖力缓慢, 其妊娠期长达20-22个月, 每胎产1仔, 在遭到人类大量捕捉和屠杀之后, 很难在短时间里得到恢复,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减少或濒危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
(二) 边地移民带来的影响
大象喜温湿之地, 在西南边地, 这样的地方也往往是瘴气之地, 在明代以前, 内陆人多视之为畏途, 如乾隆三十年 (1765年) 九月, 吏部议准云贵总督刘藻疏称:“云南普洱一府地处极边, 时有莽匪、沙匪出没。兼之水土恶劣, 烟瘴盛行, 官斯土著, 势难久居。其原定夷疆之普洱府、思茅同知、宁洱县三缺, 请改为烟瘴调缺。三年俸满, 掣回内陆升用。” 民国时期, 方国瑜曾赴滇西考察, 至孟定坝, 称:“雨季瘴疠最盛, 汉人居此十死七八, 闻土团李师曰:汉人夏令居此者称打雨水, 能渡过一季者少, 故汉人冬至后始敢下坝, 非然, 一宿即病也。”即使如此, 自明代以来, 尤其是清初改土归流和民国在边疆地区设制以后, 内陆汉族因战争、军屯、商屯、商贸、开矿、调任等不断迁入西南边地。日本学者古川久雄在一篇文章中认为, 三征麓川后, 明朝政府在该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汉人迁入云南, 在此基础上明朝大规模进行屯田, 设置了许多军屯和民屯。……几十万的屯兵迁移该地, 直接导致当地人口迅猛增加。因为屯田主要生产军粮, 所以这些移民为了确保粮食供应, 多在附近砍伐林木, 开垦田地, 结果导致大量树木消失”。又如1913年, 普思沿边行政总局长柯树勋在《治边十二条陈》中提出“召垦”政策, 吸引了云南本省及广西、贵州等地汉族纷纷进入西双版纳等地开垦土地、经商、做工。民国十八年 (1929年) , 云南地方政府鉴于沿边地区连接越南、老挝、缅甸, 涉外事务繁多, 国防关系重要, 故在宁洱设立了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公署, 辖双江、澜沧、车里、五福、佛海、镇越、宁洱、思茅、六顺、普文、江城等县。滇西南沿边地区汉族人口由是日益增加, 大量汉官、商人、教师、手工业者、军队陆续进入西双版纳, 使当地人口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而在思茅厅, 道光三十年 (1850年) , 屯民与客籍就占了总户数的84.78%, 成为田土渐开的边境要地。民国八年 (1919年) , 盈江干崖与盏达人口不到4万人, 1990年已达23万人, 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54.6人。在广西南部, 明代以来设置了大量卫所与营堡, 一方面派兵守卫, 另一方面则移民屯垦, 使大片的原始森林被开垦成农田, 大象的栖息地由此被分割, 即使在桂南的深山地区, 人迹罕至的林区也越来越少, 在此栖息的野象无法安宁。如广西太平府, 明初即在此设太平守御千户所, 隶南宁卫, 所军在长岭、高山等处屯田。嘉靖时, 还令当地土官贡献贵重木材铎木。正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增多与范围的不断扩大, 极大地影响了野象的原始生境, 因而自明中期以后, 大象在这一地区也越来越少。
西南边地历史上多为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区, 由于远离中原王朝统治中心, 地处僻远, 加上土司制度的壁垒以及瘴疠流行, 连当地山区民族也不敢轻易下坝, 更不要说外来人员, 这在一定程度使当地资源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不是那么严重。故而长期以来, 这里地广人稀, 森林茂盛, 资源丰富, 十分适宜于大象的栖息。但新中国成立初期, 因边疆建设和国防事业需要, 在云南建立了许多农场, 主要种植橡胶等热带和亚热带经济林木。与此相适应, 大量的外来移民迁入这一地区, 如1958年大约有526名置业军人到达版纳的大勐龙东风农场, 550名昆明志愿垦荒队青年到达黎明农场, 云南省级机关下放干部600余人到达勐阿农场等。1960年, 来自湖南的青壮年37 620人到了思茅和版纳支边。地处西南边境的盈江, 自元朝初期部分地区即兴民屯, 明代则大规模实行屯垦戊边政策, 外来移民渐增多。1952年, 盈江建立橡胶农场之后, 不断有退伍官兵、昆明青年志愿垦荒队、腾冲支边人员湖南支边青壮年以及北京、上海、成都的知识青年到农场“屯垦戊边”, 前后3 400多人。另据一项资料统计, 1948年, 西双版纳汉族仅为8 420人, 1956年增加到17905人, 1982年为185 894人, 2000年达289 181人, 其所占当地总人口比例分别为7.34%、8.8%、28.75%和29.1%。不断入边的汉族, 完全改变了西南边地传统上“夷多汉少”的人口结构, 变成了“汉多夷少”。据一些学者研究, 20人/km2是亚洲象生存可耐受的最大人口压力阈值, 在西双版纳地区, 1964年为19人/km2, 1982年为33.2人/km2, 1993年40.8人/km2, 2004年则达到45.8人/km2。思茅地区的人口密度也从民国十三年 (1924年) 的每平方公里15人增加到1990年的49人。人口增长无疑增加了资源开发的需求和力度, 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三) 天然林与热带雨林逐渐消失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在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社会里, 人口的较快增长显然会带来对耕地的需要和大面积的垦荒。如思茅地区, 1949年旱地143.42万亩, 随着人口增长, 至1989年旱地增加到335.54万亩。与之相应的是, 毁林开荒现象持续多年。1963年, 毁林开荒面积9.3万亩, 1980年一度达到20万亩。由于连年毁林开荒, 使生态环境恶化, 出现了水资源枯竭、山洪暴发、水土严重流失等现象318-319。1941年勐腊县耕地2万亩, 1949年增至14.33万亩, 到1988年增加到37.49万亩。耕地的不断增长, 是以毁林尤其是对原始雨林的破坏为代价的。这些新开垦的耕地, 有的用于生产粮食作物, 而有的则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如前所述, 为了发展经济, 开发边疆, 20世纪50年代起, 在西双版纳、思茅 (2007年改名普洱市) 、德宏等西南沿边地区, 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 它们多以种植经济林木为主, 如橡胶、甘蔗、咖啡、茶叶等。表面上看, 这些经济作物似乎仍是以“林木”的形式出现, 但却非传统意义上的森林, 难以满足大象的生存环境需要, 相反还挤占了大象的生境。而大规模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 不仅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 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许多天然林尤其是热带雨林被砍伐用于种植经济林木, 天然林大规模下降, 次生林和经济林增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大象栖息地在西南边地的逐渐萎缩, 与明清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治理是一脉相承的。近年来, 学界有关橡胶种植对西南沿边地生态环境所带来危害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而人象冲突的案例也常常见诸于报道, 反映了大象在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之后, 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行为。不仅大象的生存空间遭到破坏, 其他动植物亦如此, 如犀牛已灭绝, 长臂猿、亚洲虎、野牛等数量也十分稀少。1985年,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人员曾对西双版纳勐海、勐养和勐腊三个坝区和自然保护区以外的低山区的茶林、橡胶林、山坡耕作地、灌木草地的鸟类区系进行重点调查, 发现其繁殖力下降, 鸟类种数较1957年少了49.7%。一些过去有孔雀的地方, 因建村寨、开垦茶园等, 原始森林被破坏, 孔雀也渐绝迹。生态环境的变迁由此可见一斑。从长时段来看, 西南沿边地区的森林在明代中期以前仍较葱郁, 原始森林分布面积广泛, 彼时大象有较好的生存环境, 数量较多, 且文献中仍有地方土司以象进贡的记载。但之后, 随着人口的增长、新的农作物品种的传入以及垦荒、种植方式的改变, 森林覆盖面积减少的趋势不断加速,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更加明显,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趋严重。一份资料也谈到,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数千年, 西双版纳群山处处是莽莽森林, 但 “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 在决策和举措上较长时期存在弊端:重眼前利益, 轻长远利益;重开发, 轻保护;重经济效益, 轻生态效益;重自然资源开发, 轻智力开发。因此造成森林覆盖率急剧递减, 导致暴雨增多, 气温上升, 雾日减少, 河流变小, 草场恶化, 相当数量的植物动物濒临灭绝, 生态不平衡日趋严重” 。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是一段时期中国诸多地方的真实写照, 包括其他的西南沿边地区。随着资源的不断开发, 昔日大象栖居的森林已难觅其踪迹, 其结果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诸多的不良影响。
四、结语
人与象均为地球上的哺乳动物, 虽然象有其生存的智慧和较好的记忆力, 但相较于人的能动性和文化性, 象显然少了征服自然的“野心”。尽管象曾在一段历史时期里服务于人类, 如农耕的工具、生活的助手、战争的劲旅, 甚至还可作美食、药物、甲胄, 但在其广泛存续于中华大地的时期, 基本上与人处于你进我退、彼消此长的博弈中, 最后消失于广袤的大地。从上述中可以看到, 远古时期, 西南沿边地区就有大象的足迹。自有汉文献记载以来, 直到清代前期, 这一地区仍有大量野象群生存, 并作为贡品进入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 这时期, 该地区森林茂密, 大量的原始雨林为大象提供了栖息空间。然而, 随着人类在这一区域活动的不断增强, 以及大象自身的物种习性, 使之渐渐退却, 仅仅存留于西南边地一隅, 有的地方从此再无大象踪迹。西南沿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在大象数千年不断萎缩的足迹中发生了较大变迁, 葱郁的森林变成田地、房舍、道路、经济林木, 以及为满足人类难以填壑的贪欲而种植的各种各样作物。大象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着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如何以牺牲环境来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 又如何在日益破碎的环境中反思自身的行为。可以说, 越来越恶化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下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沉疴, 如何构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 协调好“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的关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公职与担当。
杨筑慧, 女, 侗族, 贵州榕江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南方民族历史与社会文化。
王欢, 女, 壮族, 云南昆明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