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在基本的书上下功夫，不能光要求速度快
周勋初按：2007年5月，我应浙江大学“东方论坛”之邀，前往讲演，他们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收在罗卫东、方志伟主编的“浙大东方论坛文集/第一辑”《听尔斯聪》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由于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书中的整理稿内夹杂着一些错误，读者如欲引用，请以此文为准。
原题《博学与专精的历史考察——在浙江大学东方论坛讲座上的报告》，收入《艰辛与快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
我讲的题目是“博学与专精之争的历史考察”，我想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大家交流一下。这里的这个“博学”与“专精”，不是讲怎么样广博化、怎么样专精化，而是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思考、如何践履的。
博学与专精的历史争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等许多事情，读书很艰难。到了六十年代又要整顿，中央提出个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于是好多高校慢慢稳定下来，学生可以好好坐下来读书。当时我们的校长郭影秋提出来要“坐下来，钻进去”，这就产生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的争论。
我记得当时《文汇报》上有两个老教授争得很厉害，一个是郭绍虞教授，一个是夏承焘教授。郭先生提出做学问要广博，夏先生提出来要专精，他们在《文汇报》上发了很多的文章，我们看了以后深受启发。夏承焘先生虽然讲要专精，但他的学问其实很广博，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在词学领域的造诣是非常深的，但我记得他在考证唐代长安曲江池时画了一张图，考证得非常清晰，这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可见夏先生虽然主要研究宋词，但是他对唐诗也是非常熟悉的。陈寅恪先生做《长恨歌》考证时在华清池下面加了一个注，就说这是夏承焘先生首先提出来，非常感谢他。郭绍虞先生在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文学批评史本身就是很广博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王国维，各个时代的思想都要涉及到，郭绍虞先生对这些都有研究，而且他还能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觉得郭绍虞先生确实很博学，他提出要博学是和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关的。可以说郭绍虞先生讲博确实很博，夏承焘先生讲专确实也很专，但是他们在博学与专精两个方面又都是兼而有之：专的人很博，博的人也很专，因此，“博”和“专”其实是相对的概念。
我的老师叫胡小石，郭先生的学问跟胡先生的学问，从博学的角度来讲，郭先生比不了胡先生，胡先生的学问那是真正的广博。尽管他留下来的文章不是很多。胡先生的知识面是很广的，各种学问都懂，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我读本科时他已将近70岁了，眼睛不好，让学生帮助查文献，学生念一个字胡先生跟着就能背下去，胡先生的博闻强记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和胡先生的博学相比，郭先生不能称为“博”，还是相对比较专精。胡先生也有佩服的人，他最佩服的是沈子培。沈子培是嘉兴人，一代鸿儒。王国维一共佩服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沈子培，陈寅恪提到沈子培也是佩服得不得了。但是沈先生这个人很奇怪，他不太动笔写什么东西，这牵扯到一个观念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的观念跟过去的不一样，“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过去中国人的学问叫“为己之学”，认为学问是为自己而做的，是要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但是现在人的学问是“为人之学”，你不为人，你的生活就无法维持；你不写文章，职称就无法评上去。过去中国人把“为己之学”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问用来丰富、提高自己的修养，沈子培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先生提起沈子培时说：“他的学问要是分几十块，拿出其中几块给我，我就受用不尽了。”我们很难想象沈先生的学问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的教授和老一辈的学者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
学术史上的博学与专精
治学之道
——从博学与专精说起
现在很多高校的老师，一辈子就教一个朝代、一个人物，比如研究李白的一辈子教李白，研究杜甫的就一辈子教杜甫，研究《文心雕龙》的一辈子教《文心雕龙》。我参加过好多学会，发现这些老师确实下过一番工夫，但是真正能写得出好文章的人不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都是比较出来的。比如说最近几年我一直做李白的研究，李白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才能回答。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彼此之间都是朋友，如果真正要做研究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李白跟他周围的几个朋友，看看他们的不同，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些不同的来源。学科分得太细，影响横向的比较，会影响研究的水平。
我认为在做学问的时候，首先要把博学和专精的关系处理好。虽然我们现在很难达到古人那样博学，但是基本的书籍一定要读通。中国近代研究哲学的人中，冯友兰先生的水平是很高的，据他的学生说，冯先生一年当中有两本书是一定是要复习的，一本是《孟子》，另一本是《庄子》，中国人过去把这叫做“温故而知新”。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在基本的书上下功夫，不能光要求速度快。我跟胡先生做研究生的时候，他说学《楚辞》，三本书一定要读，一本是王逸的《楚辞注》，一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还有一本是戴震的《屈原赋注》，这三本书一本代表汉学，一本代表宋明理学，一本代表朴学，各有长处。
胡先生在两江师范学堂学习的时候，学校请了很多日本的一流学者来讲学，因此胡先生懂日文，他讲《九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他说中国古代的神分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包括太阳、月亮、星，这个全国各地都可以祭祀；人鬼，比如岳飞、关公，也是都可以祭祀的；地祇就是地方神，这是有地方性的。胡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妈祖只有在福建才有人祭，北方人是不祭的，这跟地方风俗及历史无关。我30岁时写《九歌新考》，那时候思想活跃，写出来的文章也很有些锐气。我在里面对胡先生的研究补充了一条，认为楚国位于现在的江淮流域，不是黄河流域，认为闻一多、郭沫若讲的都不对。我一直认为，做学问既需要有独创性，还应该依靠其他一些学问，比如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
再有一个例子是，我写了一本《李白评传》，里面讲的李白或许跟大家通常认为的李白不太一样。我关注到李白这个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文化背景。李白在5岁的时候，其家从西域安西大都护府的碎叶迁到四川，因此我认为他受羌戎和南蛮文化的影响很深。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有些行为是跟中国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李白的一个朋友去世以后，他埋葬了那个朋友，一年以后挖开坟墓一看，尸体已经腐烂了，李白很伤心，拿起刀把朋友的骨头上的腐肉剔掉了。中国古人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高适、王昌龄等人，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以前的中国人甚至连胡子都不刮、头发都不剃，这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李白对待死人、葬礼异于传统习俗。中国最早讲葬法的文章是墨子的《节葬》篇，墨子在这篇文章中反对儒家的厚葬。儒家讲究孝敬父母，所以父母死后要享受跟活人一样的待遇，而且汉朝人信奉天人合一，所以汉墓是很豪华的。儒家还讲父母亲死了以后儿子要守丧3年，这一主张跟人的感情有关，所以在感情上很难打倒儒家。《节葬》篇中还说到“秦之西”的仪渠之国亲人死后“聚柴薪而焚之”，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葬法，羌人到现在还是火葬，我认为这又和道教有关系，因为火葬的时候是把人化成烟的，道教里面讲成仙就是这么个升天的过程。羌人的生活区域在西部，道教就产生在甘肃、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李白就住在这个地方，李白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李白还跟人家打架，中国过去的文人是不太崇尚武力的，因此我认为这都是他受南蛮文化、羌戎文化的表现。
所以，我的体会是我们做学问还是要讲博学的，因为学问的东西触类旁通，没有广阔的知识面是旁通不起来的。当然专精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在博学的基础上突破一点，再深入研究。就治学方法来讲，博学和专精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一个人要把精力的的70%用来泛读、30%用来精读，精读的书要翻来覆去地读。过去碰到好多人说自己读的书太少，这不是根本问题。只要能读书得法、有所突破，就一定可以有所成就。
问：您刚才说要从文献下手，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从文献下手实际上是一种专精的方法，而比较方法则是从博学角度提出的，那么这两个很具体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答：过去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提出，要把文献学与文学结合起来，首先把文献学放在第一位。我们也的确是根据这个目标来培养学生的。但是过去情况有所不同，培养人强调要从理论出发，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讲大道理。做学问采纳一些基本的思维观念、观点作为参照和依据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还是认为应该从文献、从材料出发，不能空讲。现在好多学者都只注重理论，文章看上去写得很漂亮，但是具体看下去就会发现很多毛病。如果从文献出发，即使归纳得不好、提炼得不好，人家也不会讲你胡说八道，因为有材料依据。所以，我觉得做研究首先要从文献出发。比如说研究李白，首先就应该把李白的文献资料掌握好，要弄清楚他的生平、时代背景等等。现在有些人完全从理论出发，国外某一种理论来了以后，就马上把中国的材料硬搬上去，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不一定会很理想。
问：关于中国的古书，比如先秦诸子的《论语》、《孟子》这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立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现在大家的研究都比较注重它们生成、发生的过程，周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喜欢读诸子的文章，我觉得中国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先秦诸子阶段。在先秦诸子中，我只对韩非子下过功夫，因为“文革”的时候我脱产研究法家著作，写了一本《韩非子札记》。那个时候读韩非的书是很有趣的，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天到晚读《韩非子》，读了以后做札记，力求写得有新意。这本书出来以后，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在美国看到了，专门跑到中国来找我。还有马来西亚大学一个系主任，以及台湾的学者等，他们看到这个书以后也来与我结交。我这个书实际上不完全是讲理论，里面涉及了很多历史、哲学的东西。王力先生讲先秦诸子的时候说韩非子主张用人唯贤，这不对，因为韩非子认为法是最重要的，用不用贤，一律用法来衡量。王力先生学问专精得很，但是他讲韩非用人唯贤，说明对先秦诸子的学派原理没有搞清。其他诸子的书我不敢多谈，因为对他们没有下过功夫，而且现在出土了很多文献资料，我也没有好好读，所以不敢讲。
问：周先生，您刚才提到李白有非汉族文化的特点，但是我们知道唐代的整个文化都有非汉族的特徵，比如女性穿着比较暴露，从这个角度来讲，能不能说李白的这种非汉族特点本来就存在于唐王朝当中了？
答：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一个原因是唐朝社会的开放性，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就是唐朝了。现在还有人在争论唐朝皇族是不是少数民族，所以我也说李白的这种个性跟他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的。唐朝人比较开放，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明显，而且唐政府并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都可以在政府做官，比如日本人晁衡就在唐朝做官。李白能够产生在唐朝，一方面体现了唐朝开放社会的特点，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的这种特点本来就存在于唐王朝当中了，他不可能产生在宋朝，也不可能产生在明朝。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时代背景，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不一样的。
文章来源：天下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