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坑穷

以阶级论观点而言,似乎“穷帮穷,富帮富”才合理,实则不然,往往是“穷坑穷,富帮富”,富人联手数钱,穷人频频对立。不在那个阶层,遑论富人世界,以我所处的底层为例,满目皆“穷坑穷”现象。
某日早起,打车至某大学校园赶会,车到大门,即被保安拦截,说有规定不让进入,我说尚有一大截路要走,恐迟到,仍不许可。说话间,一车进入,保安忙不迭向此车行礼,不过名车而已,车上熟人也开会之人,见我说情,欲搭我进去,出租车司机则在一旁嘀咕不满,有一句听清了,“狗眼看人低”。想起了冯友兰回忆其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一个情形:“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小区外一菜贩寒风里向路人哭诉,又收了一张百元假钞,白干不说,还蚀了本。巷子口一卖鸡蛋灌饼的小贩夫妇,每月要向管片城管行贿千元的好处费,方能在此立足,不知要起早贪黑多少天,方补得起此窟窿。不时有坏消息传出,小贩间为争夺地盘,动刀子见血了,收破烂的因缺斤短两,与大楼保洁工吵架了。公交上的小偷,专偷挤车的上班族,上班族白眼身边的农民工,嫌其衣脏裤破,农民工下车,顺便调戏了几句卖饼子的小媳妇,小媳妇见农民工走远,对一旁拥被取暖的孩子就是一巴掌,“哭什么哭,没见老娘正烦吗”,孩子他爸正是公交上作案的那个小偷,此皆底层的平凡之恶,五十步笑百步般的自尊悖理。有一种现象叫坏消息综合症,我疑似染了此病,为此常作忧民状。
富界与穷界间,有道看似模糊、的确存在的鸿沟。穷富与学历无关,博士是底层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与职业也无关,编辑是底层戴眼镜最多的人群;穷富与良心有关,穷人都是良心放不下的人,与权力有关,在这个国家,人权即特权。趋富逐利,人之本性,本无可厚非,哈耶克说:“只有金钱才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在此过程中,二界之间往往有所沟通。孟德斯鸠所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属一种交流;丘吉尔所说“钱就像肥料,广施才有效”,富人通过舍粥等等的慈善,宣传也罢,赎罪也罢,也一种交流。
在口称劳工神圣的年代,一些学人曾致力于沟通二界。激烈者如彭湃,分自家田产予佃户,和缓者如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4 年4月24日,沈从文所著《边城·题记》云:“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此也一例。
穷界皆向往富界,胡适《我们对于西方控文明的态度》云:“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说是前世不曾修,说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先生此言差矣,东方人也争,且是破坏性极强的那种争。一个政府无力保护个人时,个人有权保护自己,撒豆为兵,剪纸为马,推翻这个政府。黄巢军口号云:“天补均平。”钟相、杨么军口号云:“等贵贱,均贫富。”王小波、李顺军口号云:“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李自成军口号云:“均田免粮。”太平军口号云:“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底层别无所求,惟“均”字了了。以“均贫富”口号动员农民,结果往往是“均贫穷”。而底层一旦获得权力,极左就是其天然的行为准则,木心便说:“如果焦大去写文章,定规是左翼作家。”故曰“文革”极左,是有其历史例式的,是有坚实群众基础的。每一次灾难,在领袖层都能找到一个有罪之人,在底层则能找到一群响应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渊驱鱼者,不均也,为丛驱雀者,不安也。而此一“均”字,是盏极易为举事者利用的神灯。正值神州有事时,曾有承诺信誓曰:革命一旦成功,可给农民土地,给工人工厂,给知识分子自由和宪政,给国民法治社会和清廉政府,给全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人民信以为真,八百万国军遂败。趁你病,要你命,但得政权,分给农民的土地立即收回,工厂全被国有,至于给知识分子的承诺,空对空,至于法治与清廉的规划,炮对炮。残酷事实是:所有政府都在为穷人说话,却都在替富人办事,“人民政府”更不例外。
读书人意淫,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不知自己在统治者眼里也奴隶阶层,家奴而已。燕大学生王近仁向导美国来的一队人马西北探险,发现他们以渗透了甘油的棉纱试验,欲将壁画盗走。某日,其深夜访洪业宅,一见面即跪:“洪科长,我是卖国贼,你得救救我。”洪业一愣:“王近仁,你起来,你不会是卖国贼,卖国贼是达官贵人才能做的,你是学生没资格卖国,你一定把自己估错了。”洪业是个明白的福建人,若是广东人,一定会反问“你有没有搞错耶”。“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学生大概就是林语堂所指的那类。
鲁迅《灯下漫笔》将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社会现象,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则说:“意识到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英雄;意识不到奴隶地位而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赞美奴隶生活,并对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如此犀利,自何而来?拉封丹说:“天目,并非与生俱来,只因察世间百态而得。”有什么样的觉悟,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意识到抑或意识不到,奴隶与奴隶的对抗,还会发生,穷坑穷的故事,仍旧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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