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村庄的涅槃

村庄的涅槃

袁福成||江苏

曾经在网上读过一篇名为《我站在山岗，为村子招魂》的文章，因为我的老家就在农村，文中所述，真的感同身受。后来，此文又被冠以《村子已死》的名头在网上疯传。愚以为，与其通过渲染“村子已死”来吸人眼球、让人警醒，还不如去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客观地描述和表达村子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沧桑巨变。

大千世界，总在不停在发展和变化着，伴随这个发展变化的，必然是在旧事物消亡的同时，伴随着新事物的产生和成长，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才变得永远生生不息。

客观地说，当下的农村，的确在变，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深刻无比、甚至是常人始料未及的沧桑巨变。大批传统意义上的村庄的物质形态和精神特征已经或正在消失。我老家所在的村子，整体拆迁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在物质层面，农民的原有住房，是村庄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既是人们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居所，更是长年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心中的家之所在。老房子在，村民和游子们的家就在。老房子消失了，村民和游子们在原住地就再也无家可言、可归，老屋从此便成为了意象中的故乡。农民住房整体或部分拆迁之后，经济上，基本都从地方政府处获得了相应补偿，农民的居住条件总体上还得到了改善。但在精神层面，对村民和从村庄中走出去的游子们而言，带来的情感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村庄的原有老屋消失之后，村庄一部分原居民进入了政府新建的集中安置区，还有一部分干脆选择进城居住，村民从此成了城镇居民。还有一部分随儿女分散至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由于村庄的整体搬迁并非是整体同步位移，村民可带走所有的物质资产，但多年相濡以沫的左邻右舍已各奔前程，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基于农耕文明和血缘关系之上的人情交往及风俗习惯等无法随迁徙而整体打包，有些因为村庄迁徙而被肢解成了“碎片”，有的甚至直接化为乌有。新农村建设，除了房屋的新建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之外，还将面临精神层面的新建与重构。

在物质、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之外，建立在原有土地和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种田职业的传承，也出现了明显断层。在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下，传统农民的后代，早已挣脱了原有农村户籍、土地及土地承包合同的约束，通过进城打工的方式大规模、大踏步迈向了城镇，原本农民及其后代全员务农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的原有户籍虽还在农村，但其身份、职业已有了实质性改变。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正在有日益加剧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因日渐老去而逐渐减少，随着农民的后代（包括原本的留守儿童）日益长大，并随着他们父辈的脚步一起涌入城镇成为农民工第二代、第三代，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员且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村庄中的人气日渐萧条。农民的后代不愿和不会种地，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及时补充，导致不少地方因无人种地出现了土地闲置甚至抛荒现象。

因长期实际居住在农村人口的锐减，还带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缺乏种地必须的劳动力，原本的精耕细作变成了粗放经营。表面上看，由于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以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农作物的产量并未减少，甚至不降反增，但土地原本的肥力和质地在不断下降。农业水利基本设施在农闲时也因缺乏劳动力而得不到有效维护。农村的交通及信息化相关设施虽比改革开放前有明显改善，但和城市的快速进步相比，城乡间原有的“剪刀差”不仅没有缩小，甚至还在扩大。农村的文化、教育设施也因长驻人口锐减而不断向城镇转移和集结。不少地方，因青壮年男女全部外出打工，农村的社会治安因缺少得力人手维持，留守农民的安全感下降。农村生活条件的落后，也成了农民的后代不愿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在农村落脚生活，外出打工的农民不愿回乡创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正在发生着的急剧变化，让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甚至对农村未来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无庸讳言，农村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看待这一变化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拓宽我们的视野，从历史发展长河的维度去审视，应该说，在旧村子渐“死”的同时，新村子也正在死亡中孕育，在发展中成长。传统的村庄如同风凰涅槃，将在浴火中重获新生。

在自然界，瑟瑟秋风，在无情扫荡一切残花败叶之际，还留下枝干和根脉。皑皑白雪，在冰冻雪藏一切勃勃生机之后，依然保留着生机恢复的所有基因。一旦冬去春来，几度春风吹起，几场春雨飘过，世界又将生机勃发、新绿遍地、繁花似锦。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当下的村庄，农村生活中的基层单元，也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沧桑巨变，正在接受一次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洗礼。

其实，如今村庄的变化，早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开始。新中国建立之初，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农村，通过士地改革建立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又通过建立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户口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紧密挂钩，继而又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把生产队确定为农村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由一个或几个村庄的村民组成生产队，在建国后就成了村民们的命运共同体。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只能在同一片土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力相落后的前提下，用“大锅饭”的方式共同经营土地，其优势在于可利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共同应对社会和自然的挑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大锅饭”的背景下，农民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难以调动，农民个人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直徘徊不前。

就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农业是基础，工业是命脉，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如何改革农村土地的经营模式，调动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推进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土地经营方式的制度性变革。土地所有权属（即公有制的性质）不变，只把土地经营权交到一家一户农民手中，土地经营收益的好坏，直接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挂钩。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直接的好处，就在于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间接的好处还在于把农民从户口和土地的双重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让农民在做完责任田农活之余能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接触更为广阔的世界。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大量走出农村的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走向城市，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拓宽了视野。进城打工潮，同时也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潮”，给农村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全天候务农人员的锐减。未来农业向何处去？务农人员从哪里来？时代已经发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强烈呼唤。土地的有偿流转、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农场化、工厂化、集约化经营正在路上，新一代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正在产生，在城镇居住，到农村“上班”和种地，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的主要生活方式。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新改变，新一代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必将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发展变化的推动下向前进步的。在两对矛盾之中，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人又是生产力三要素（生产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当中的最核心因素，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一旦得到充分释放，就会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实践证明，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开了农村巨变的潘多拉魔盒。

当然，历史上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还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改变。农村常驻人口的锐减，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出现，农业劳动力补充出现断层。与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城市相比，农村的交通、通讯、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以及农民思想意识的相对保守等等，农村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欠账所至，有的是农业和农村改革必然产生的副产品，但无论是历史遗留之痛还是文明进步之痛，都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不断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去逐步加以解决。

当下，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已基本完成，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图景已经绘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之梦终将成为现实，我们原本的村庄、家园及其它们的主人都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我国的广大农村，必将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插图/网络

作家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中共党员，公务人员（现已退休），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追溯过往，怡情养性，格物致知。已有超百篇文学作品（散文、小说、随笔、杂文等）在各类报刊、杂志和文学平台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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