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70周年特刊 刘义、王英、刘耀龙 | 回忆战斗在朝鲜战场上的绥化县战勤二大队
。。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组织担架队赴朝执行战勤任务。绥化县委遵照省委的指示组成了一支1300余人的担架支队，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副县长何有林同志任支队长兼政委，杨家武、张志任副支队长，刘义任支队副政委，赵银龙任支队党总支书记。担架队组成后，集中到县进行短期训练，于1950年10月的一天，由绥化车站乘火车开赴安东的五龙背蛤蚂塘集结待命，由七大站把我们分配到66军执行战勤任务。大约在10月末的一天夜里，我们由安东乘火车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
。。绥化县战勤第二大队，王英任教导员，郑玉芳任大队长。这个大队在朝鲜战场上，执行任务英勇顽强，转战朝鲜南北，往返行程二千余里，两过三八线，完成了运送一千多名伤员的光荣任务。我们于1951年4月凯旋归国。1950年距今已经近40年了（本文创作于1990年），全面情况难以回忆，现就我们能回忆起来的几件事写在下面，以供后人追忆。
▲ 跋山涉水运送物资 图片来源 | 网络
。。一、挺进九男里
。。1950年10月末的一天夜里，我们从安东（今丹东）乘火车过江，在朝鲜的白马站下车后，按照上级指示向九男里挺进。从白马到九男里的路程有109里，我们行军时遇到大雨，队员们的衣服全被雨浇透了。汗水，雨水混在一起，山路崎岖不平，泥泞难行，环境十分恶劣。队员们却士气不减，大家互相鼓励，天刚蒙蒙亮时，按时到达了宿营地九男里。由于是冒雨急行军，干部和队员们的衣服都湿得贴在身上，冷得直打牙膀骨，但没有叫苦、叫累的。待天再次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夜行军，这一夜到达了指定地点。
。。二、在三八线上
。。1950年12月的一天，我们到师后勤部首长那里去领任务，部队首长交待的任务是今晚出发到三八线的孟岱集结，等候三八线的战斗打响时运送伤员，并给我们指定了行军路线。我们找好了向导后，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于次日凌晨三点钟抵达指定地点。早饭后，天刚破晓，我们就把队员带到附近的山上隐蔽休息。朝鲜老百姓在朝鲜劳动党的教育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美伪军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后，残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我们用这一事实向干部和队员们进行教育，队员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大家纷纷表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安全地把伤员送到指定地点，用实际行动向党和祖国献礼。
。。晚饭后，我们把队伍带到三八线的山脚下，大战在际，气氛很紧张，担架队所有人静得鸦雀无声。战斗大约在晚8点打响，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把侵略成性的美伪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消灭了大量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由于天气严寒，三八线一带积雪没膝，部队指战员都穿的是薄棉鞋，加上在山上隐蔽时间长，所以，这场战斗结束后，冻伤员较多。我们经过几个夜晚的艰苦奋战，把近千名伤员安全地运到了指定地点。使我们深受教育的是，我们的伤员战士们都顽强地忍着巨痛，一声不吭地躺在担架上，无论受的伤有多么重。我们都很受感动，心中若不装着祖国和人民，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何以咬紧牙关，克服一切困难，顶风冒雪与与敌人拼杀，面对美伪军先进的武器，他们视死如归，毫不怯弱，战士们的高尚精神，时时都在鼓舞着我们的干部和队员。由于这一带山多，运送伤员很艰难。从三八线往指定地点运送伤员要爬多座山，而且山坡都很陡，非常难走。队员们怕跌跟头摔了伤员，就脱下脚上穿的靰鞡鞋，只穿毡袜爬山。有的队员途中饿了就拣伪军扔的生黄豆、冻饭疙瘩吃，或抓一把炒面填到嘴里，有的感冒发烧也不下火线，直到最后完成任务，没有一个人掉队的。
。。三、在横城前线
。。我们在三八线完成运送伤员的任务后，根据师后勤部首长的指示，到三八线以北某地进行整训。在行军途中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部队首长对我们说：美伪军又要向我们发起进攻，上级指示，暂停整训，继续反击敌人的进攻，命令我们带领队伍向南朝鲜的横城前进。我们调转行军方向，急行军跟随大部队抵达横城某宿营地，在那里请示新的任务。山的南面就是敌人的阵地，首长命令我们：要在两三天内，把山北面我军的百余名伤员，全部安全地抢运到指定地点。我们回来后就向全体干部和队员进行了政治动员。大家表示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让一个伤员落到敌人手里，情绪非常高，干部和队员都争着上一线抬架子，就这样一夜往返120里，在限定的时间里，把伤员全部安全地运送到指定兵站。大队教导员和大队长虽然脚都磨出了血泡，但仍然坚持在途中一面做宣传鼓动工作，一面帮助队员换抬担架。有些队员因往返百里以上，回到驻地后，累得躺到防空洞里起不来，可是第二天晚上还照常执行任务。在战争环境中，生活极为艰苦，队员们刚入朝时吃的是苞米破子或黄豆破子，后来吃炒面，体质都不如从前，有的走路困难，仍坚持着柱棍行军。可是队员们却说，我们的战士连死都不怕，我们这点苦、这点饿算个啥，只要祖国人民幸福，国家安全，我们吃苦受累也值得。
。。四、执行优俘政策
。。优俘政策是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瓦解敌人、战胜敌人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在执行战勤任务中注意了这方面工作。有一次，我们在三八线执行任务时，部队战士从火线上把一名美军伤员抬到山下包扎所（战场上的伤员先由部队战士从火线上抬到包扎所，再由担架队运送到指定地点），我们的队员一看是敌人伤员，都不肯抬，经干部教育后，担架队员才把这名敌人伤员也安全地运送到指定地点。在朝鲜战场上时常遇到放下武器的敌方散兵，由于美伪军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后，对朝鲜的基层干部、劳动党员、积极分子和老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残害，激起了群众对他们的仇恨，所以群众一见到敌人的散兵就想打。有一次，我们经一夜的行军到达驻地时，发现屋里的稻草堆里藏着一名土耳其的散兵，我们把他叫出来后，他双手举起，跪在地下，神色慌张恐惧，直打哆嗦。群众一见是敌人就要打，经我们进行优俘政策教育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把这名散兵送到了里委员会，这个散兵临走时向我们点头，表示谢意。
▲ 后方民兵在赶制担架 图片来源 | 网络
。。五、党的领导是完成任务的保证
。。我们的担架队员都是翻身后的贫雇农，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共产党无比热爱，感情无比深厚，这点必须肯定。但由于远离国土，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又处于战争之中，环境异常艰苦。针对这个特点，我们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抓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团结和带领队员完成任务。二是抓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实际，向队员们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以此为精神支柱，来调动干部和队员们的积极性，情绪饱满地去执行任务。当时全大队共有党员30多名。大队设党总支，四个中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因战事很多，担架队一般是白天跟部队运伤员或隐蔽休息，晚上行军。由于敌机不断轰炸，开大会的机会很少，这个大队在整个执行任务中只开过两三次大会，但是党总支、党支部、党员会却没少开。做思想工作主要靠个别谈话，特别注意发挥干部和党员的作用。发现问题随时处理。
。。例如，刚入朝时，个别队员看到生活苦，担心打不死也得饿死，有的还开了小差。有个叫王永发的队员是党员，已经40多岁了，是队员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思想有波动，教导员发现他的情绪反常，就在防空洞里和他淡心，讲党的组织观念和组织纪律，开导他，对他进行教育。他感到很惭愧，打消了想逃跑的念头，他说，请组织放心，我不能让党白培养了，要是不干到底，你们就毙了我。此后他表现很好，还被选为小队长，他带的这个小队很勇敢，很顽强，纪律也好，一直战斗到光荣返回祖国。在战勤第二大队，中队干部也能坚持做队员的思想工作。
。。发现问题，中队干部就立即拔有关队员谈话，记得当时这方面工作做得较为出色的有中队长王明德和中队指导员郭永和。
。。由于我们紧紧地抓了这两项工作，所以，干部和队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当我们从朝鲜的白马车站下车后，为了追击敌人，一连二十几天进行夜行军，每夜行程百八十里，不少的干部和队员脚板都走出了血泡，每次宿营后用针挑开血泡，第二天还照样夜行军，都抢着执行任务。
。。我们是第一批进入朝鲜随军执行战勤任务的一线担架队，那时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对空高射武器和制空权，没有飞机。因此，在抗美援朝开始时，敌机一般都是低空飞行。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们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开会，敌机来了，机轮带的风把我们的房门给刮开了，我们谁也没理它，飞机没发现目标，就飞走了。敌机飞行得这样低，同志们都非常愤忾，有的队员说，敌人欺负我们没有飞机，才敢这样低空飞行，等我们有了飞机一定狠狠教训他们。我们的队员坚信抗美援朝必胜，他们不怕敌机的狂轰滥炸，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也无所畏惧。我们在横城前线执行任务时，敌人的枪声断断续续地响着，队员们却泰然自若，照样抢运伤员，每夜行程一百多里。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执行着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是不易做到的，而我们的队员却经受住了考验。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党的领导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加强党的领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这次赴朝完成战勤任务的根本保证。
注：
刘义 绥化县人。原任松花江地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长。现已离休。1946—1947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48年曾任绥化县教育科副科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赴朝担架队副政委等职务，后调省委组织部工作。
王英 原任绥化县农林科、林业科科长，离休后享受副处级待遇。1947年—1950年参加土改工作队、党训班。1950年—1956年任赴朝担架队第二大队教导员、绥化县五区(新华)副局长售六区(兴福)区长。后调松花江专署农业局、机械局，海伦县林业局工作。
刘耀龙 原任哈尔滨市47中校长，已离休。1948年—1950年在绥化县民政科工作。1950年任抗美援朝担架队支队总务股长，后调省工联商工作。
出品单位：民革绥化市委
策 划 人：韩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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