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该如何定位

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造成人们对诗歌的误读。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孔子：“言之无文，行这不远”，“不知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非唯心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刘勰《文心雕龙》：“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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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历史上贬抑诗歌的人也不少，他们总是感叹文学的无用……

曹植说“文章小道”』

李白诗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

李贺诗说中国诗歌：“请君试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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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有史以来，人们对中国诗歌的定位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

它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作为意识形态文化的中国诗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国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基础。

在当今时代，客观现实迫使我们对中国诗歌进行重新评估和定位，不可高估诗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可贬抑诗歌，“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把它看成是附庸风雅，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

中国诗歌是中国文化的客观存在，我们没法人为地抬高它，也不能凭主观愿望贬损它。

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独特的传统，积淀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人们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水乳交融。正确定位中国诗歌，全面梳理中国诗歌传统，界定清楚中国诗歌的内涵和外延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中国诗歌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文化，古为今用，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把诗歌说得神乎其神看成是少数的专利，或者把诗歌贬抑得毫无价值都是大可不必的。

中国当代诗歌，可以象酒文化和茶文化一样，人人可以触摸，人人可以饮用品尝，人人可以观摩学习，人人可以深入研究。可以象戏剧票友，既可以观赏表演，也可以粉墨登场，自我展示，相互品评。以平常的心态对待诗歌。在需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同时。更需要面对下里巴人，人人共赏。既需要高雅，更需要通俗易懂，为更多的人所欣赏。

人人都可以读诗，但不必人人都成为诗人。诗歌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素养的体现，不必要成为一种“艺术”，更没有必要成为“专业”，生活不能没有诗歌，但决不能靠诗歌生活。（蒋益文）

古代清官拒贿诗

宋代包拯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民间都称他为包公。在他70岁寿辰时，他吩咐家人，一概不收寿礼。但不料第一个送来寿礼的竟是皇帝。家人无奈，只好拿来红纸一张，皇宫送礼来的太监在上面写道：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

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拯看后，挥毫题诗，巧妙地辞去了皇礼。诗曰：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明代宣德年间，兵部侍郎于谦巡抚河南，他回京两袖清风，不带一物，并针对当时有的为官者乘巡视之机搜刮钱财回京后向上司送礼物的风气，写下了一首《入京诗》：

绢帕麻茹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明代况钟，于宣德五年（公元1403年），由京官外放苏州知府，他到任后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兴修学府，关心民间疾苦，被苏州人称为“况青天”。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他任满赴京考绩时写诗道：

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轻。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明代永乐年间，吴讷任监察御史，人品刚直公正，从政廉洁自持，颇有美誉。有一次，他巡视贵州，返京时地方土司赠送黄金百两，吴讷愤然拒纳，当场在礼盒上题诗回绝：

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

明代，信阳知州胡守安任满时曾写了《任满谒城隍》诗：

一官来此几轻春，不愧苍天不负民。

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

明朝有位叫李汰的主考官，他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时，一天夜里，有人想以黄金50两买一个“金榜题名”。他很生气，面对这无耻之徒，愤然写了一首拒贿诗：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