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4月4日在上海彭浦货站……
有一种别情，最难倾诉；有一种离别，刻骨铭心；有一种痛别，让人心碎。我的离别之痛，定格在1970年4月4日彭浦货站（现为北郊站）。那年，我只有16岁，只是一个69届的初中生。因为“一片红”必须要去上山下乡，所以，我无奈，只能离开上海，这天与父母在彭浦货站作别后，坐上“知青专列”绿皮车，便远赴黑龙江瑷珲边陲插队落户。离别前的晚上，从不允许我喝酒的父亲，竟然破天荒地给我倒上一杯黄酒，意味着给我“壮行”，可是我们父子俩临窗而坐，相望无语，沉寂无声，彼此默默地独饮着这杯送行酒……最后，父亲站了起来，一把将我搂在了怀里：“去吧，去了学会照顾自己，好好干……”此刻，我分明感到父亲拥抱我的双手是微微颤抖的。从早上将要离开家门告别父母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开始无端的伤感和惆怅。母亲平时最爱啰嗦，可恰恰在分别之即，她却变得沉默寡言。当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像长龙似地驶进彭浦货站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人群便开始骚动起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人群蜂拥般地将一辆辆大客车围拢。那时的彭浦货站连个像样的站台都没有，只有一条煤渣堆砌不足三米宽的黑乎乎的渣土路，这就算是送客的“站台”。
突然，在这股汹涌而来的人流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的母亲，此时她脚步匆匆，在这人流中左突右冲，嘴里像在叫喊着什么……我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手揪住似的，急忙把身子探出窗外，大声地喊叫起来：“妈，我在这里，你不要挤过来……”母亲听不到我的喊叫，仍不顾一切地朝前挤着。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她双腿一软被人挤倒了。我急了，猛地一跃，窜出了车窗，冲进人群中，发疯似地向母亲扑去。我扶起了倒地的母亲，刚想责怪她不该来这里，可我一看她那双哭肿的眼睛和满脸的汗珠，我泪水也止不住淌了下来。我一哭，母亲反而劝起我：“不要哭，妈，这不是好好的……”说完，她掏出一条白手帕，替我擦去泪水。擦着擦着，她便猛地一把紧紧地抱住了我。父亲和弟弟发现了我们，也从人群中挤了过来。父亲摸了下我的头，沉重地说：“走吧，快上车了……”母亲这才松开双手，我扶着母亲，四个人一起走向我的车厢。这天，整个彭浦货站人山人海。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站台”上14节绿皮车的车窗两边，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亲人。汽笛，鸣响。“咣当”一声，列车即刻启动，“哇”！整个蚌埠货站，瞬间一片哭喊声，惊天动地……挥手，拥抱，哭喊声与叮咛声交织在一起，铺天盖地般响彻在整个彭浦货站阴沉沉的上空，这一刻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与叹息。我弟弟冲上来，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哭喊着：“阿哥，再会……”人群中，我看到了从永乐坊赶来的两位女邻居，她们站在远处也正向我招手挥泪告别……“儿子，不要忘记写信回来，需要什么，妈会给你寄来的……”母亲边说便开始抽泣，泪如泉涌。此时，我父亲却故意躲开了我，站在远处的一堆枕木上一边用手擦着眼眶，一边在向我频频招手，这也是我长到16岁，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亲伤感动情！列车就要启动，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放，她依然不愿作一番叮咛与嘱托，一双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看得我心直酸……此刻，我好像有许多话要对母亲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胸口发闷，心里阵阵痛楚，泪水止不住又一次涌出眼眶…… 列车，启动了，母亲终于忍不住“哇”地放声痛哭起来。她无奈地松开了我的手，颤抖地朝我扬起那条白手绢，父亲仍站在远处枕木堆上，伤感地朝我挥着双手，渐渐地，父母和弟弟的身影在我泪眼中模糊，远去，消失……51年了，这撕心裂肺的痛别一幕，已经成为我和父母整整两代人抹不去的记忆与痛楚。【追记】 “一片红” 致使上海50.7万个家庭的儿女告别父母，离家背井去上山下乡，就此造成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家家户户均留下许多抹不去的痛苦记忆！如今，当年“一片红”的知青亲历者，都已年近70上下，他们中绝大多数的父母，也都驾鹤仙去。天下，唯有知青的父母，最最惦念远方儿女那颗无助与彷徨的心！【资料】从1968年12月25日上海决定搞“一片红”到1970年11月7日上海重新提出“四个面向”，近两年时间内，上海共计50.7万多学生被“一片红”，其中1968、1969两届中学毕业生就多达46万人，被分配去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吉林等边境省份和贵州、江西、安徽等贫困省份。“一片红”仅被分配去黑龙江瑷珲县插队的上海知青多达5221名。 1970年秋天，“一片红”结束。当年11月7日，上海对1970届中学毕业生恢复“四个面向”进行分配，实行以兄姐去向为依据的“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