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爸爸妈妈，如果我不完美，是否还是你们的宝贝

Your Children Deserve the Best Home Education

文｜小编豆爸

上周上映的《宝贝儿》，小编昨天抽空去看了一下，看的心情很沉重，它主要讲了一个因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杨幂），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缺陷婴儿的故事。

在看片之前本以为导演刘杰会抨击惨痛的社会现实，先天疾病、弃婴、道德与法律的矛盾，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拍的足够冷静克制。

整片剧情没有剧情冲突，也没有情绪激烈的碰撞，但却很真实，在不偏不倚之间呈现出一种最直击人心的力量。

电影围绕江萌，讲了三处困境：

一、与养母不能同住的寄养规定。

二、与孩子父亲的争议、偷孩子的困境。

三、是否要坚持“自己是健康的”，还是办理残疾证来更容易地工作。

最后，一件件事的落空与妥协，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了她身上。

生而为人，注定难免情感纠葛，期间执法者找江萌谈过好几次话，都是劝她离开养母搬出去住，但已经成年的江萌不愿离开年迈的养母，更不愿意让养母孤身一人留在养老院里。

这样的报恩行为，却被法律无情地阻挡住了—被寄养的孩子监护权不因寄养关系而转移，因此弃婴最迟在成年后就需要回到福利机构，自谋生路。

江萌不理解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强地逃避这个问题，通过工作来证明其有赡养老人的能力。最终也逾越不了法律的规定，养母被送到养老院，只能母女分离。

江萌在医院做护工的时候，偶然听到医生和缺陷婴儿父亲的谈话，当她孩子父亲抱着孩子出院时，她偷偷的撕下病历本，给孩子父亲打电话质问。

自己去马鞍山，先到他们家敲门结果没人，又去儿童医院问医生有没有无肛的孩子被送过来，辗转在老年康复中心找到孩子。

对着婴儿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给孩子治病，企图报警让孩子父亲救治孩子。

但也没能改变，最后自己偷孩子送到医院，对医生说是捡来的孩子，结果被警察抓捕。

在警察局孩子父亲说这只是一个误会，要求孩子出院，本来可以无罪释放，江萌犟着说”孩子不可以出院，我当初就是你们说的应该死掉的小孩，我都活下来了“。

徐先生（郭京飞）痛哭流涕说：“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我快40岁了，我们要个孩子不容易，没有人比我更爱孩子”。

徐先生虽然还称不上老来得子，但孩子来之不易，万万不会轻易抛弃。但天生无肛，意味着数不尽的手术，意味着很可能没有未来的人生。

所以，徐先生选择了放弃。而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隐瞒妻子真相一方面，他出于保护妻子的，选择了单方面承担抉择的痛苦；

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放弃选择不认可的体现。内心备受煎熬的困局，足以感同身受。

虽然孩子做了手术，中间江萌又跑到当地警察局询问孩子是否还活着，到最后孩子父亲去江萌打工的地方告诉她孩子死了。

江萌努力地在不能被人理解的处境里撞得头破血流，江萌不得不妥协，去办理残疾证，最后评残成功。

电影的中的江萌和小军，不仅是这个群体的缩影，同时还传递出了在中国探讨人权问题，尤其是弃婴问题的必要性。

据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显示：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其中，30%在出生前后死亡，40%造成终身残疾—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每年10万弃婴的一员。

他饰演的小军天生聋哑，和江萌一样被父母抛弃，在成年后靠聪明和残疾证，做上了一份体力活。

在江萌决意出发前，手语艰难地打出：“孩子活下来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最后，江萌和小军临近收尾处，坐在床上的那番对话，小军说和江萌一起生活，江萌拒绝了。

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且两个残疾人领养也很困难，感受到作为残疾人的无奈。

影片的结尾，江萌去养老院看养母，江萌说等稳定了回来接其一起住。

养母说不必了，等房子拆迁款发下来把养老院费用交了，剩下的都给江萌，最后江萌含着泪说，谢谢你把我养这么大。

影片主人公的心，比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善良、温柔很多，影片也许会令你感到压抑、不解、疑惑，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面对生命、生活的选择上，所应当怀有的情绪。

老实说，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下，父母在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决定，都有出于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释。然而这背后，又岂是单纯的对或错就能说得清的？

面对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没有答案。我们呼唤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每对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都应该选择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非抛下、不面对。

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社会需要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

要知道，他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是听到了爱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