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忆我的博导王耕今先生（四）

忆我的博导王耕今先生

李庆曾

（续前）

三

1984年底我在研究生院的三年学习临近期满，面临着毕业的去向问题。

我是发展组的最早的成员之一，毕业后留在发展组顺理成章。但问题是我的一些观点与发展组的主流倾向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大包干兴起的初期，是否应当把全部土地分配给农户的问题上。

在包产到户兴起的初期，我是不同意把全部土地分配给农户的。我的主张是，将零散的土地分配给农户所有，作为口粮田，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那些集中连片的土地仍为集体所有，作为责任田，通过大地块招标的方式进行经营，成为国家商品粮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我主张对农村土地的所有制结构及经营方式进行改革（简称为土地改制）。

但是我的意见并未引起发展组领导人的重视，由于我的观点和发展组的主流意见相左，尽管也得到了我的同学冯存诚等人的支持，但始终是发展组中的少数派。

这样在我临近毕业时（1984年底）就面临着是否去发展组工作的选择。

当时发展组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没有任何组织根基，仅仅得到了一些国家部门领导人支持的、散兵游勇式的游击队，变成了具有国家正式编制的、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

其编制虽然是在农经所，但在工作上并不受农经所领导，而是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直接安排。无论一年一度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还是会议前后连续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制定、甚至国家主要领导人所听取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汇报，林林总总凡是中央高层的经济会议，都能看到发展组人员的身影。其名义上虽然仍旧叫做“组”，但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社科院，而且在当时所有的国家行政机构中，都显得特立独行、十分神秘。

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在1980年代中期改革大潮中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改革机构，包括：1985年建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1986年组建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7年12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都是由原发展组的人员参与筹备、策划、组织，都是由原发展组的人员充当灵魂人物或主要领导人。

要说这样的机构对我没有吸引力，那是瞎话，但去了在工作中如何与发展组的主流观点合拍则成了问题。面对着这些困惑我难以抉择，于是我来到耕今同志家，向他请教。

耕今同志听了我的叙述后，对于我的有关土地改制的观点未置可否，但对我的坚持己见的态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是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他当时还给我讲述了在1980年代初期，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中央层面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中的一段插曲。

他说，农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是中央层面反对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负责人始终认为包产到户削弱了集体经济，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安徽搞起包产到户后，他专程跑到那里进行调查，并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争得面红耳赤。耕今同志说：“直到现在他的观点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尽管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敬佩他的勇气与执着。”

至于我的工作去向，耕今同志说，发展组很快就要归口到国务院农研中心，这样其性质就从一个科研机构转变为行政机关。如果你认为你的观点和发展组的意见很难融合，那当然留在农经所工作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社科院的学术气氛当然要比国家行政机关宽松许多。

耕今同志还说，你提出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构想确实有独到之处。而且据我所知，你是在文革后提出农村土地私有的第一人。你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调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你提出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同时，还应当设计出可操作的方案，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他说，成文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拿出去发表，以引起这方面的讨论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工作的去向上，随后我又咨询了一下我的硕士生导师刘文璞。当时，他已经成为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刘老师说，我们当然欢迎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本所工作。就这样，我在1985年初研究生毕业后，没有选择去发展组工作，而是留在了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这时耕今同志已退居二线。

刚到所里，我被分配在合作经济研究室，一年后正常转为助理研究员。在此期间，我按照耕今同志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了土地改制的方案，并以“谈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改革”为题，将文章发表在了《农业经济问题》1986年第4期。(如下图)

图片源于中国知网

此后，在我参与的由刘国光副院长主持的“社科院七五规划”研究项目中，以及我所参与的“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增长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都体现了我的有关土地改制的观点和意见。后者发表在“农村金融研究”杂志1988年第6期。(如下图)

图片源于中国知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