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恭亲王奕䜣在这一年被慈禧太后摘掉了议政王的头衔，两宫太后与议政王联合执政的双头体制就此结束。比如僧格林沁在这一年被捻军击毙于高楼寨之战，这位清廷最后的满、蒙出身军事统帅的去世，意味着慈禧必须更加倚仗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军事将领去平定捻军和残余的太平军。不过，这一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许应是地方督抚们创办了晚清第一家正式的洋务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以搬运西方先进器械和技术为核心的洋务自强运动正式启动。将西方的先进器械（尤其是军事器械）搬运进来，是晚清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朝廷方面，这种努力最早见于1862年的“阿斯本舰队事件”。该年，奕䜣试图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自英国直接购回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李泰国有着奕䜣所不知道的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致力于组建的，却是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1863年1月，李泰国与他所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斯本（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包括了13项条款的合同，其中第二款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陆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意即：阿思本不仅仅是这一支舰队的司令官，也是中国所有官船（无论中央和地方）的司令官。第四、第五条又规定：“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1]意即：舰队虽然是清廷出钱购买的，名义上属于清帝国，但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领导，但只要他不爽，就可以拿“阿思本不能照办”这条理由，拒绝将清廷的旨意传达给阿思本。如果李泰国的阴谋得逞，他将会拥有一支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东亚的无敌舰队。这可怕的军事力量，可以将他变成整个东亚的太上皇。奕䜣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花了出去，而且超支。总理衙门的官员，无法从李泰国那里获知任何详细报告，无法掌握具体的开销账目，根本不知道李泰国把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招募的600多名英国官兵已经到位，“合同十三条”也已经签署完毕。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一道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听任阿思本解散舰队，清廷的全部投入将血本无归。最后，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提点和斡旋下，军舰被送回英国，由英方负责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一职被解除。有统计称，在这场搬运闹剧中，不算中间种种人事成本，清廷支出白银172万两，收回102.1万两，白白亏损了69.9万余两。[2]“阿斯本舰队事件”的沉痛教训，凸显出了建设军工企业自力更生的紧迫性。所以，当丁日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向朝廷建议派人去学习外国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进而“建立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时，总理衙门的回复是：丁的主张“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3]，高度赞扬丁日昌说出了总理衙门不方便说出来的心里话。总理衙门支持李鸿章与曾国藩成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也是寄望于将“本衙门未宣之隐”落实在这些地方督抚们身上。早在1862年率军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时，李鸿章就亲眼目睹了洋人枪炮的精良。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赞颂过洋人的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进而产生了“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4]的念头，并尝试着设立了三所军械制造局。大略同期，曾国藩也在尝试着重用自美国归来的容闳，请他前往美国购买一批“制器之器”。在1865年，李设立的三所制造局，与曾派容闳购回的机器，全部并入了新设立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局”诞生于地方督抚之手，而非由改革中枢总理衙门下令创设，并非偶然。首先，晚清改革在中央层面遭遇到的阻力，往往远大于地方。比如，为了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1866年奕䜣上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5]。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口，他还在奏折里胡说八道，宣称西学的根在中国，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水准才高于中国，但究其本质，西学的源头仍然是中学。奕䜣希望，翰林院里那些编修、检讨、庶吉士们，也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到天文算学馆里来，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搬运人才。但这种成见关乎到切实的利益，是不容易放下的。朝廷要培养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们不可能没有话说。大学士、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强调立国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奕䜣的做法是“以夷变夏”，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倭仁是清帝国政治官僚的最高代言人，在他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一长溜政治官僚结成了攻守同盟，在声势上，远非奕䜣一人所能抵御。相对而言，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地方督抚选派人员去学习西方技术，则不至于在朝堂上造成如此大的风波。其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地方督抚们的财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这为他们创设洋务企业提供了经费支持。江南制造局在1865年的开办共耗费了15万两白银，却未动用中央财政分毫。其中，收购位于虹口的美国铁厂耗银6万两，其中4万两来自江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三人的赎罪“报销银”，2万两来自上海道台的筹措。李鸿章所设三局的资产、曾国藩委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的资金，也均来自地方。[6]地方有了钱，也就省去了许多与中央的交涉，进而避免了争论，减轻了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江南制造局的运作不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该局成立后的运作经费，在进入1880年代后常年维持在70万两白银以上，最多时能达到10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一部分来自地方督抚的筹措，更大的部分则来自中央的支持，尤其是江海关洋税的按比例拨付，早期是一成，后增至二成。这种经费保障，没有来自总理衙门和中央决策中枢的支持，显然是做不到的。正如论者所言：
“可以认为清政府内部无论是地方大员还是中枢王公大臣对于江南制造局这个最重要的军工企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在核心的拨款问题上一直予以支持，即使在经费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大规模削减其经费——至少截至1904年是如此。”[7]
除了引入器械和技术，1865年清廷还尝试着引入了新的国际政治规则。这年的2月分，300部由总理衙门大臣做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了各省督抚参考备用。这意味着清廷终于尝试走出“华夷秩序”，开始意识到遵守条约、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让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高层对近代条约外交产生信任的，是1864年的“李福斯事件”。该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由天津进入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奕䜣呈递国书。在大沽口，李福斯见到三艘丹麦商船，遂直接将其扣押（普鲁士与丹麦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刚刚接触到《万国公法》的奕䜣，以书中所载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洋面扣留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绝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谢罪，承认此事“咎在我国”。[8]见识到国际法真的有助于外交，1864年8月，奕䜣正式奏请朝廷拨款印刷《万国公法》。在奏折里，他特意举了李福斯事件为例：
“本年布（普鲁士）国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麦）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9]
自1864年致信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0]起，李鸿章踏入了以“师夷长技”为主旨的洋务自强运动之中。之后的近三十年里，他成了西方军事技术的忠实信徒兼重要购买商。在这不断的买买买中，李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比如他渐渐明白，仅靠购入先进武器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具备近代军事技术与军事理念的军事人才：“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11]北洋海军留洋管带群体、天津水师学堂等，都是这种认知进化后的产物。比如，西方列强疆土狭小，但“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中国疆域辽阔，却“积弱患贫”，财政上捉襟见肘。李鸿章对此深感困惑，想要找出原因。他早年认为，答案在于列强有“煤铁二端”。稍后，他的看法有了进化，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
“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裕饷源，莫如振商务。”[12]
基于这种认知，李鸿章决定扶植绅商购置机器创办织布局，振兴中国自己的工商业。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他成了“民富才能国强”理念的支持者：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13]
至晚在1870年代末，李鸿章已经抛弃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旧观念。郭嵩焘于1877年致函李，详细介绍了西方的“议政”体制。李鸿章回信称，自己对这些东西，其实已有颇多了解：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14]
但他同时也在信中感叹，自己提倡的种种改革措施，包括开煤矿、修铁路、设电线，添洋学等，均难以得到朝野的支持，收效甚微：
“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由“师夷长技”出发，李鸿章的认知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近代文明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李鸿章办洋务，虽仅从引入军事技术与先进武器入手，但军事技术与先进武器，势必关联机器制造业等领域，这些领域又势必关联铁路、开矿等事，上述种种又势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来提供人才支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关系到科举兴废等根本性制度的改革。李鸿章搞了三十多年洋务，获得上述认知，不是什么奇事。可惜的是，李鸿章无法让实践与认知同步。1860年代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朝堂之上责难之声四起，说什么我大清的立国之道是礼仪不是权谋，强国之术在人心不在技艺[15]。李鸿章与曾国藩合作推动的幼童留美，后来也被迫于1881年中止，归国幼童成了朝廷眼里的“思想犯”，一度被施以严格的人身监控。[16]铁路建设的进展尤其艰难。李鸿章自1860年代开始提议筹划，屡被朝廷以打压舟车运输、夺小民生计、便利敌军深入国境等理由驳回，言官们给他扣了许多帽子：“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无非为肥己进身之地，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17]1860~1890年代，太多的知识分子还深陷在传统的“治国平天下之术”中难以自拔。他们普遍怀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与“制度优越感”，视洋务为不足道的奇技淫巧。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经学家王闿运闻知后，写信给郭，谆谆告诫他，去到英国后，要承担起时代的责任，用中国的“圣道”规劝英国人走上正途：
“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照耀其地。其国俗，学者专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于富强之事。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与之论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所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大平。此诚不虚此一使，比之苏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谓狂狷无所裁者矣。”[18]
大意是：英国这地方，乃是荒远的海岛，从来不曾接受过“经术文儒”的教育和熏陶。这个国家的风俗，学者们傲慢利己，沾沾自喜，做事精明果决，热衷于追求富强。如果有“通人”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传授他们“圣道”，传授他们“入世之大法”，让他们抛弃商船，回归农桑，走上“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平盛世之道，那么，你郭嵩焘就可以说是真的不虚此行，就可以与苏武、傅介子这样的古人相提并论。王闿运还在信中告诫郭嵩焘，“奉使称职，一时之利；因而传教，万世之福”[19]，去英国做公使，只有一时的好处；把中国的“圣道”传给英国人，那才是万世的福音。他希望郭嵩焘到了英国之后，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启蒙英国人这件事上，进而引导他们走上“清朝模式”的道路：
“诚为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务货之无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马（码）头利纷争而不利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过满腹而饱。”[20]
大意是：你要让英国人明白，厉害的兵器是不祥之物，孜孜于物质追求也没有好处，火器能恐吓人但不能让人信服，码头会带来纷争不利于人心的统一，铁路日行万里也不如关上门安稳地待在家中，轮船火车每日获利万金也比不上肚子吃饱饱。王闿运的这些话，今人视之，只会当成笑话。但在当日，它不是笑话，而是一种延续已久的自信，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自信与共识，对晚清的洋务自强运动而言，是一种持久绵长的阻力。
[1]戚其章：《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事件》，《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2]张雪蓉：《“阿思本舰队”糜费考辨》，《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3期。[3]（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丙)机器局》，第4-6页。[4]《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页、2406页。[5]《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3-45页。[6]张忠民：《江南制造局早期(1865-1875)的产权制度特征——基于资产、经费、奏销视角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 2019年第9期。[7]任智勇：《江南制造局早期经费来源考（1865-1904）——以二成洋税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8]王维俭：《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9]蒋廷黻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10]《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收录于《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11]《复郭筠仙星使》，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12]《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九》。[13]《试办织布局折》，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14]《复郭筠仙星使》，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15]参见本书前文《1862年：同文馆步履艰难》。[16]参见本书后文《1881年：留美幼童半路归国》。[17]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第167页。[18]王闿运：《致郭兵左》，《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68页。[19]王闿运：《致郭兵左》，《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69页。[20]王闿运：《致郭兵左》，《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