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书有益)五保老人之死——谁会在意那些底层生命的最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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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老人之死——谁会在意那些底层生命的最后尊严

那个冬日的上午，卫生院长打来电话求助：“土坟嘴村有人送来一位五保老人，严重烧伤，我们这无能力医治，需要马上转院。你赶紧带人过来看一下。”

我马上通知民政所长、驻片领导和驻村干部，火速跑步到现场。村干部早已随车到达。四个干部，无不灰头土脸、衣衫不整。

这位五保老人是村支书侄儿的新车送过来的，他正好回家看望父亲，遇到这场意外，拗不过叔爷的面子，也顾不上新车的忌讳，将老人放在后座，用一床棉被包裹。

我打开被子一看，吓得赶紧盖了回去。老人的双小腿骨头已经外露，皮肉散脱，散发着浓厚的烧肉味道，还夹杂有浓烈的酒味。老人眼里噙着泪水，目光呆滞，一动不动。

院长说：“这个烧伤十分严重，随时可能死亡，抢救意义不大。通知家属亲友料理后事吧。”

我看了一眼四位村干部：“怎么搞？”村书记说：“好歹是条人命，还是要抢救下，尽人事、听天命。”其余几位也表示赞同。

镇上医院是没有救护车的，转运老人的重任，又落在村书记侄儿身上。小伙子面有难色：“我回来给父亲过生，中午还有客人。”村书记打断他说：“你去送下，招待客人的事情，我来。”于是，车子义无反顾地启动了。

民政所长要求：“伤者家属呢？医院需要一个人陪护。”

村主任给我一指，公路对面的屋檐下，蹲着一个老头，眼神闪烁，那是五保老人的亲哥哥。我要求他去陪护，不料他的头摇得像鸭脑壳一般：“那咋行？要耽搁时间，我屋头还有猪、有鸡鸭，地头还有庄稼，耽误不得。他是五保户，该国家照顾，你们自己弄，我不得管。”

我说：“这样，你去照顾，我给你算误工费、护理费。”他眼睛一亮：“给好多钱嘛？”然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算了，我不要那个钱。他马上要死了，晦气得很。”然后跑了。这一顿神操作，我们半天没回过神来。

“老子遇得到，这他妈的是亲兄弟？”我一急，语气词随口而出。

“就两兄弟，绝对亲的。”村主任给我说：“算了，干脆我去照顾，有啥情况，我及时汇报。费用我垫起，卡里还有娃儿的生活费，救人要紧。”然后坐上车，绝尘飞驰，去往市中心医院。

安顿完后，村书记给我们讲了事情的具体情况。

原来，这位五保老人以前是一位石匠，有收入时，钱是哥哥在保管，一起吃住。十几年前生了病，就把他赶了出来，住的半间厦屋。然后他哥哥找村上闹了几次，要求给五保户兄弟修房子，并且制造各种难题，必须挨着他房子修，这个意图，大家都懂的，不外乎想获取最后价值。镇上给五保户的物资，都被他哥哥占用了，比如粮食，比如棉衣棉被，比如供养金。今天之所以发生火灾，就是因为老人太冷，喝了那种五元一瓶在街上买来的劣质酒，然后在床上烤火，酒兴发作，浑然不知，燃起了。他哥哥就在院坝里，一边观火，一边给村干部打电话，叫赶紧灭火。当几个村干部赶到现场时，他哥哥正搭个板凳在院坝里观看，还埋怨救火迟了。一阵操作后，人算是抢出来了，但烧伤严重，房子也塌了了一半。他哥哥在院坝里捶胸顿足：“老不死的，啷个把房子烧了啊……”

听完村书记的一番讲述，我们一阵愕然：“你们就没想过落实日常监管，帮助老人管钱管物？”

村书记说：“想过，也做过。他哥哥过来要存折，说他是法定监护人，理当他管。有两回我们不给，他就找到有关部门，举报我们侵吞。简直惹不起。人家是兄弟，我们也没法。”

果然，老人到了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后，坚持了一晚，还是死了。花费了一万多，征求了他哥哥的意见，他明确表示殡仪馆不得去，骨灰不得要，全由村干部随便处理。

于是，这位死得十分憋屈的五保老人，骨灰没有回到老家。

这让我想起了在另一个乡镇工作时，遇到过的另一位五保老人。

他是长期上访户，每次到我办公室，都重复一个话题：“镇上村上吃我的钱，好久还给我？”

我详细了解过故事的背景。原来，这位老人有一个弟弟，十多岁时候，正逢小日本侵略，参加了国军，然后下落不明。有传言说，可能没有死，还随大部队去了台湾。这位老人一口认定，弟弟就在台湾，而且发了大财，几年前专门汇过来一笔巨款，有一百多万元，救济哥哥。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笔钱，就认定是村干部吃了。

我对这个事情不敢怠慢，认真做了调查，走访了干部群众，咨询了侨办，甚至查阅了银行的来账，均无任何线索。且他弟弟去了台湾的说法，仅仅是他一人在坚持，既没有信件，也没有电话，更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更何况，外面寄来的大额资金，绝对不会通过乡镇财政，更不可能不经过当事人授权，而随意取出支付。

从老人的种种表现上看，大家一致认定，他肯定是病了。这种病叫做癔症，就是坚信自己并不存在实际情况的猜想。

人一旦有了信念，是很可怕的。老人很节约，他把钱节省下来，用作去往台湾探亲的路费。他给我说，虽然不知道具体地址，但到了台湾，他再慢慢打听，想必一个省份的地盘，也不会太大，迟早总能问出点眉目来。

这是一种很励志且十分大胆的想法。他去过区级市级部门表达诉求，大家调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村上干部对他各种关心，经常劝说他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念想，好好过完下半生，并帮助他解决各种生活困难，并随时掌控他的动向。但是最后一次，一不小心，他居然坐着火车去了北京。

谁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文盲且从未出过远门的老人，是采取何种方式坐上了火车并到达了首都。他找到有关部门，在明确得知诉求不切实际无法予以帮助的回复后，被乡干部接了回来。

一个月后，老人在抑郁中病逝。临死，他也没有得到弟弟的只言片语，更没有人从远方回来探视送葬。村上的几个干部，帮助他办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葬礼。

然后，我又想到老家乡下当年的一个例子。

有一位老人，从那个充满“斗志”的时代走来，并坚持了“窝里斗”的气质，凡是某邻居有后辈考上了学校，或者要被提拔使用，他都会不失时机地向有关部门上交举报信，反映其“成分不好”、“品行不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这种举报屡试不爽，因而导致许多优秀的子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和被提拔的机遇，更导致四邻对其恨之入骨。至于其出发点，无人理解。可能是单纯的见不得人家好，希望过那种“平等”的生活，要穷大家一起穷；也可能是错误的“正义感”；更有可能仅仅是想刷新存在感，让人们重视他存在的价值。

祖辈们时常讲，“待过”（故意整人害人）的事情绝对不能做，更绝对不能多做，否则要“报应”。这位老人的儿女刚刚成年，却不幸双双夭折，老人孤苦无依。村干部实在看不下去，帮他申办了五保。

这位老人度过了十分凄惨的晚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晨，被发现死在家中。邻居无一人愿意帮忙，反而还透露出一丝丝高兴。村干部只好用一床烂席子把它裹了，拖到荒僻的林地，因为土太硬，只好浅埋了。

在人生无能为力的关键时刻，围绕在身边的人，其实除了别有所图，还有一种叫做无私奉献。我也问过这些付出耐心和爱心的村干部，对于这种人，恨不恨，怨不怨。他们说，作为常人，肯定有怨有恨；但作为干部，则别无所图，职责所在，别无选择。

趋利避害，本是人之常情。但有种职业不允许凭着个人爱恨而随意选择取舍。再难，也要去做。

向那些忍辱负重，倾注深情的基层干部，致敬。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去付出

写作，是我业余的唯一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