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自由，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是山阴张侯的第478篇原创文章

文/山阴张侯

01

这些年，通过对比国内和欧美的社会，我深深感到：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社会，和欧美社会有个巨大的差别，就是条条框框特别多。

日韩企业里的规矩之多，是大家都知道的；近些年，在设置规矩、束缚员工方面，国内企业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以至于“996是福报”“年轻人别老想着要工资”等言论，频频被一些中小企业主奉为圭臬。

这些中小企业主，靠着政策红利而一步步发展起来，可发展起来之后，他们不但不给社会创造红利，反而想尽办法人为地制造阶层壁垒。

中国人的思想是很容易非此即彼的，如果说历史上我们长期重农抑商、压制商人，那么，今天，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赞美，对企业家的追捧，实则又到了一个矫枉过正的阶段。

说真的，我相当反感那些靠不光彩手段起家，发展壮大后，动不动在某某论坛上大谈特谈“企业家精神”的人。

但凡说某个人是某个领域的什么家，那一定是一种尊崇和高度认可。”家“这个头衔切不可滥用，不是随便一个看病问诊的人都是医学家，不是随便哪个乱编故事的人都是文学家，不是随便哪个扯几嗓子的人都是演唱家。

同理，企业家这个头衔更不可乱叫。

如今被媒体所吹捧的那些印着一大堆吓人头衔的人，充其量是生意人，而远非企业家。

这些生意人，把“我走过的地方，寸草不生“的小农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并借助儒家文化的“奉献”思想，给自己和别人构建起了巨大的牢笼。

以我对中日韩和欧美社会的观察，最大的感触就是：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中日韩社会，人们普遍活得不自由。

无论是身价数十亿的企业主，还是三十多岁的职员，乃至正值中年、前途光明的公务员，他们或许有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但唯独从他们身上看不到自由的灵魂。

为别人而活，这似乎是儒家文化在社会伦理上的最高宗旨。

从这一点来看，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不但不抵触，反而具有天生的耦合性。

（去年我在某个论坛上，听一个老师讲《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时说，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其实也有强烈的内在关联性，我觉得很有道理。或许，这就是为何同样是曾被zhi民的后发农业国，中国、韩国能够后发居上，在二战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文化动因）

市场经济的精髓，不也是“每个市场主体都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吗？

但为何，中日韩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却无法同时产生自由的社会文化呢？

事实上，如果回顾近代史，我们会发现：鸦片战争以来，真正让晚清统治阶层和儒家士大夫视为“洪水猛兽”的，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不是西方的技术发明，不是西方的军事入侵，而是西方人身上那种崇尚自由的精神，让儒家士大夫最为恐惧。

儒家文化和自由是天然不兼容的，自由就意味着个人主义，这和强调集体主义的中日韩社会，几乎是格格不入的。

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国人不重视个人判断，更习惯于群体思想，把“别人怎么说”看得比“自己怎么想”更重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到了需要百姓出力时才用得上。什么时候说过“匹夫有权”？

（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钱满素女士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在西方文化里，个人的渺小是相对上帝而言；在中国，个人的渺小是对等级制而言。国人习惯于等级化社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从、迎合。

中国人就连评判一个小孩是不是乖孩子的重要标准，也是看他“是否听话”。

“不听话，下次就不带你出去玩儿了！”是中国家长经常跟孩子说的话。

严格来说，不是中国文化缺少自由的基因，而是儒家文化缺少自由的基因。

中国文化当然有对自由的向往，典型的体现就是道家思想。

02

在追求自由的问题上，中国人习惯性地又首先和金钱绑定在一起。

于是，大概从2015年开始，“财务自由”一词流行于各类媒体。

和拜金（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可谓精辟）等问题一样，中国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是文化问题，而哲学就是文化的最高形式。

可惜，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我们既不甚珍视自由，也往往忽视哲学问题。

同样，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个人主义成分，但与现代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很难说这些成分是否会朝个人主义方向发展，但起码，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允许这一变迁的发生。

我们绝非刻意鼓吹自由，自由也并未万能的，不受约束的自由不啻于一种灾难。

但自由就意味着边界，正是因为自由精神的缺失，导致中国人之间普遍缺乏边界感，“我管你，是为你好”，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似乎一辈子都处在被人“管”的境况中：

刚出生，就被父母管；上学时，被老师管；工作后，被上司管；结婚后，被媳妇或丈夫管……

被管理的人固然不自由，管人的其实也不可能自由。

所以，我经常看到国内很多资产数亿的企业主，依然每天活得焦头烂额，开不完的会议，看不完的文件，跑不完的关系，偶尔哪件事不顺心了，劈头盖脸地就把副总喊到办公室骂一顿……

以我的观察，德国就连一个乡下农夫，可能都比国内身家数亿的老板过得更自由。

当然，别管自由不自由，至少大家都知道，管人就意味着quan力，就意味着可以支配别人，可以操控别人的命运。

所以，中国人从小努力的目标，就是成为“院长”“县长”“理事长”“董事长”，等等，一定要弄个什么“长”当当，这样才能管别人而不是被别人管。

中国人的这种矛盾性，体现在网络文化中，就是不肯正视自己的错误，宁愿认为是“别人故意抹黑我们”，也决不轻易认错。

对个人自由的放弃和让渡，导致我们普遍缺乏独立人格。毋宁说，我们是寄生在那些“管理我们”的人身后的，因此，我们绝少认错——没有独立人格，意味着所有的决策都是受管理者的影响而作出的。既然如此，要么我们都错了，我们我们都没错。

“我们都错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太低了，自然，大家都倾向于“我们都没错”。

（我当然不是为西方文化站台，西方文化的低劣之处并不遑多让。工业革命以降，西方统治全球的二百多年来，给人类文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是连写《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也承认的）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劳动生产方式，更在于他用一颗自由的心去思考哲学问题。

当一个人开始自由地思考哲学问题时，他才真正成为一个人。

政治是大众的哲学，哲学是个体的政治。只有这两者结合，我们才能做理性的公民，而非陷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低级群众运动的快感中。

（近日，一些媒体大肆指责某些科普账号是收受美国资助的公知，促使网友们陷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群氓式的指摘中，似乎从中找到了一种参与群众运动的自我存在感）

谢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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